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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邓志强，祖籍是广东中山，因为太外公邓鸣谦是盐商，为了生意迁到曾经的商埠扬州定居。外婆冯毓瑛祖上是浙江湖州人，由于父辈到江苏苏州做官，就全家在苏州定居。扬州的商贾之子与苏州的官府小姐联姻，也算门当户对的姻缘。识文断字还学过些英文的外公进了上海的怡和洋行做了一辈子，虽说只是薪资微薄的打字员，在那个年代也算是谋得了一份体面的差事。外公外婆就此在上海的租界里落户定居，先后有了三个孩子，我的姆妈是老大，还有一个阿姨、一个舅舅。
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姆妈，虽没有锦衣玉食的日子，但当时的上海，已开女孩上学的风气之先。姆妈的学生时代正是抗战前被称之“民国黄金时期”的那一时期，她就读的务本女中，原本是清末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务本女塾，立校宗旨就是提倡妇女解放。姆妈偏爱文学，尤其爱读苏联小说，向往独立新女性的生活，这应该是当时受过相当教育的上海女学生的风尚吧。毕业后能在上海自谋职业，做个教师、职员等工作，在当时应该说也不难，不仅可以自食其力，还能糊口养家。但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姆妈，在上高中时，遇到了一位博学且思想开放的国文老师——我的爸爸，由此改变了她上海闺秀的安逸人生，跟着爸爸，让她的一生过得虽不平淡，但充满坎坷艰辛。
知道爸爸姆妈的青春往事，已是我成年后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我拍了《金沙江畔》《年青的一代》两部电影后，有一定的知名度，经常会收到寄至上海戏剧学院的观众来信。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来信，信的内容是问候并打听我母亲的情况，可信中母亲的名字却不对。满是疑惑的我，拿着信回家问姆妈，才知道爸爸有个前妻，信是前妻多年失联的儿时旧友找过来的。
听姆妈说，1934年秋，务本女中开学时，高三班里来了一位学校新聘的国文老师，同学们都很兴奋与期待，因为新的国文老师曹聚仁的大名她们早已熟悉，常在报纸上读到他发表的文章，观点鲜明地批判旧事物、倡导新思想，还积极主张抗日救国，在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影响。如今能近在咫尺地站在讲台上、面对面地论古谈今，一众女学生们对偶像的敬佩乃至崇拜是自然而然的。也许因为姆妈酷爱苏俄文学，成了吸引爸爸的触点，是他们深入交往的媒介，反正姆妈在毕业季收到了曹先生的临别赠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
与清纯透彻的姆妈不同，那时的爸爸已处在婚姻危机中。爸爸这一代人，第一次婚姻大多是旧式家庭包办的，鲁迅、郭沫若都难以幸免。爸爸却是幸运的，他的第一次婚姻虽然也是按照乡规乡俗操办的，但是结婚对象王春翠并不陌生，他们是远亲，同在蒋畈长大，婚后同到上海，还有了一个女儿曹雯。1932年，在日军的一·二八轰炸中，他们的租住地、上海远郊真如杨家桥西一带被炸，王春翠便带着女儿曹雯回了浙江老家。回到老家的王春翠竟然对经商有了兴趣，跟着我的大伯做起了木材生意。她要爸爸回乡与她一起做生意，这让爸爸难以接受，有了嫌隙。在此期间，六岁的女儿曹雯又不幸染病夭折，两人之间唯一的生命维系就这么断了。1936年的上半年，他们协议分手。爸爸把老家属于自己名下的田地房屋全部转归王春翠，历年积蓄的稿费给她一半，并应允以后每月负担她生活费若干。 [1]
那时我爷爷已经故世了，我祖母对儿子、媳妇的分手，态度也相当开明，她对王春翠说，“如果遇到中意的人，你就再嫁；如果愿意留在曹家，我也会把你当女儿看待”。王春翠之后没有再婚，曹家把大伯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她，照顾她的生活、给她养老送终。爸爸始终遵守承诺，关照着王春翠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爸爸从香港给她寄各种紧缺食品。1958年秋天，因有关部门安排姆妈去香港与爸爸小聚，我叔叔曹艺就把住在我家的婆婆接去南京同住，又把王春翠从老家接到南京，照顾陪伴婆婆。爸爸还写信给朋友、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鲁迅先生之弟），请求帮助解决王春翠的粮油票证等问题。
1960年，姆妈去南京看望婆婆，在叔叔家见到王春翠，以“大姐”相称，这次意外见面是她俩唯一的交集。婆婆晚年在叔叔家的日常起居由王春翠照顾，直至1965年婆婆仙逝。
爸爸去世后，香港寄来的稿费，母亲依然按例分给王春翠。有的文章写王春翠曾到上海，住南市表妹家，一早赶到溧阳路我家弄堂口，悄立一旁，默默地看着我们姐弟上学。我从来不知道此事，也从未见过王春翠。在我看来，上一辈人之间的感情，真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爱恨情仇，他们始终是相濡以沫的家人、亲人。
1956年5月，爸爸从香港给我寄来一帧旧照片，那是学生时代、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姆妈在杭州西湖边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字，称我为“曹雷小妹妹”，旁边写有“寄上你的姐姐，一哂”。那是他拿姆妈的旧照跟我开玩笑呢。1935年姆妈高中毕业，作为家中长女，她知道家里经济不宽裕，如果提出继续上大学，就是给在洋行做小职员的我的外公出难题了，所以她知趣地去了杭州舅舅家。舅公无儿无女，且住在浙江省图书馆附近，姆妈一面阅读自修，一面去教会组织“青年会”学英语。爸爸除了以指导读书为由与姆妈通信外，还两次去杭州找姆妈，把自己的婚变情况悉数告知她。情幻的西子湖畔，师生关系转化为恋爱关系。关于那段美好时光，爸爸一生多次忆及，并留下了不少诗句，尤其是独自在香港生活的日子，他常会在旧照片后面题诗寄托思念，有诗如下：
一日思君十二时，
西溪烟雨梦如丝。
湖边好事从头说，
弥天星月两心知。
又如：
万语千言总不完，
蘸将浓墨写平安。
阑干寂寞倚长夜，
湖上云飘梦里看。
——湖上小诗
1936年夏天，我外婆病了，姆妈回沪照料外婆。那年10月，鲁迅逝世，姆妈随爸爸去万国殡仪馆吊唁送葬，这是他们确认关系并公之于众之始吧。之后姆妈又写了《大众的殡葬》一文，记录了那一场葬礼，还与爸爸一起编辑出版了《鲁迅手册》等书。
爸爸与鲁迅兄弟的交往始自20世纪30年代，当年周作人曾委托爸爸在上海联系出版李大钊的遗作《守常文集》。爸爸去港后，周作人让爸爸在香港帮他出书，把稿费买成食品寄到北京周家，爸爸的遗物里还有相关的费用明细清单等。爸爸去世后，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周曹通信集》，即爸爸与周作人的书信集。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奉命撤退时，已是战地记者的爸爸决定随军离沪。他去了我外公家，神色凝重地作别。那时，爸爸写下了诗句：
海水悠悠难化酒，
书生有笔曰如刀；
战场碧血成虹影，
生命由来付笑嘲！
爸爸随军离沪后，一直与姆妈信件、电报联系。1938年，爸爸随军撤到了武汉，彼时的姆妈，困在家里无所事事，她不愿苟活在租界弄堂的小天地里，姆妈认为：“国家存亡未卜，个人生命尚置之度外，更勿论有无幸福的生活。”她毅然选择了没有婚礼、没有蜜月的新生活，以一名战地女记者的身份与爸爸携手奔赴抗战前线。
姆妈的选择，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的选择，使她有了一生中作为新女性而言最有价值的时光。她和爸爸共同走过了黄河沿线的兰考、开封、郑州、孟津等地，采访沿途前线的国军将领。他们还采访了台儿庄大战，有幸与著名记者范长江、陆诒等受到李宗仁的接见，有外国记者还为姆妈与李宗仁合影，因为一线的战地记者中鲜有女性。
在居无定所的前线奔波中，姆妈染上伤寒症，高烧不退，困在洛阳的旅舍中。幸亏遇到九十一军军长郜子举出手相援，送至野战医院救治，才免于一死。关于这段经历，姆妈曾写过《周公庙之夏》一文，刊发在上海的《社会日报》上，因为姆妈所住的野战医院，就安置在当地的周公庙中。大病痊愈后，姆妈又跟着爸爸去了浙江丽水、龙泉等地采访，然后进入福建浦城、南平等地，遂到了江西的黎川、南城等地。并在江西守军上官云相部队，采访上官云相和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等。
行走在战区，骑马是经常且必须的。听姆妈说，那些军马特别机灵，你穿军装，它会听你话，你要是穿便服，它就尥蹶子，不让你挨身。遇到难走的崎岖山路，它很小心，到了一马平川开阔平坦的地方，它就撒开了跑，勒都勒不住。1939年末，已经怀着我的姆妈，两次在李家渡河滩从战马上摔落。有过一次失去爱女经历的爸爸顿时很紧张，决定找个稍安全的地方让姆妈安顿下来待产。
当时爸爸姆妈正在江西那一带战区采访。那时候，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正在赣州搞一个试验区，称之“新赣南”特区，推行他从苏联学习接受的政治理念。爸爸觉得，这个特区政治上有一种开明的新气象，又离他采访的战区不远，便于他常回家照顾，所以就选择在赣州安顿下来。就这样，姆妈向往热爱的战地记者生涯无奈地结束了。就这样，赣州成了我的出生地。记得初中毕业时，爸爸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着：“你是我们最疼爱的孩子，有了你，我们才有了希望；你的姆妈，就是为了你，才放下她的笔、她的工作、她的战地工作的。”一位难能可贵的新女性的理想抱负，就这样被一个不可拒绝的新生命的到来改变了。
告别惊心动魄的战地生活的姆妈，转身做起了贤德治家的主妇。在那兵荒马乱、缺吃少穿的日子里，她依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她买了当地的土布亲手缝制的，然后在衣服上做些贴布绣，就是用不同颜色的布剪成花样图案，然后围着图案一针一针地锁缝到衣服上。我从幼稚园回家时，会有当地的阿姨妈妈跟在我后面，一直跟我回家找到姆妈，把我衣服上面的贴布花样给画下来、带回去、学着做。赣州那地方，比较封闭，生活方式也相对比较粗粝，姆妈是上海女学生，与生俱来的那份精细、洋气，在当地人眼中自然与众不同。至今我还留存着两件襁褓里的“小毛头衣裳”，都是当年姆妈为我亲手缝制的。我三岁那年，家中又添了妹妹曹霆。
作为家庭主妇的姆妈，一生有过几段相当艰难的时光。第一次是抗战胜利的那个夏天，在江西乐平躲避战乱的我们一家突遭不幸。当地流行霍乱，三岁的妹妹霆霆和尚在襁褓中的弟弟平平都染上了，妹妹因此夭亡，接着我又出麻疹。那时爸爸正在忙于日本受降过程的采访，之后又因患上恶性疟疾，病倒在上海的我外婆家。姆妈不忍将此噩耗告诉爸爸，独自承受着失女之痛。直至那年年底，爸爸从上饶的一位朋友处知道家里发生变故后，才赶回江西乐平的家。数月来，忍受着煎熬的姆妈无言以对，两人相向而泣。
姆妈遇到的第二个坎是1950年夏，爸爸离家去港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爸爸就职的《前线日报》迁往台湾，爸爸不愿随迁，就只能离职。他担任教职的学校也相继停课关门，爸爸失业了，一年多没有任何收入。姆妈娘家也有变化，交大毕业、学工程设计的舅舅（姆妈的弟弟），因供职的工程公司在台湾接了建设项目，已经在台湾工作了。阿姨（姆妈的妹妹）则跟着姨夫的公司也迁去了台湾。年迈的外公外婆只能靠姆妈来照顾了。1946年，我家从江西乐平回上海后，爸爸把在浙江老家守寡多年的我的祖母和一个侄子接来同住。第二年，姆妈又生了小弟弟景行。一大家子，上有三老，下有四小，都等着爸爸挣钱呢！一筹莫展之际，香港的朋友介绍爸爸去港教书。为了养活一家人，爸爸别无选择。好不容易团聚的一家子，又得天各一方。
爸爸一别就是六年，姆妈又一次独自撑起这个家的艰难日子。爸爸到了香港，因为不会广东话，也不会英语，未能得到预期的教职，一时没有固定收入。好在爸爸有抗战时期著名战地记者的名声在外，很快就跟海外的报界建立了联系，开始卖文为生。
那一阶段，爸爸没有稳定的收入。为了养家，姆妈也参加了上海的知识分子失业登记，那时有文化的人还是紧缺的，有关部门安排姆妈去做教师，但因为要照顾家中的老人、孩子，这种朝九晚五的坐班制工作，姆妈干不了。最后她只好选择在家踩缝纫机帮人绣枕花、缝制内衣内裤的活儿，一天干六个小时，可以勉强维持家用。家里有台旧的美国胜家牌缝纫机，本是姆妈为家人缝制衣服的，现在成了生产工具。爸爸从香港寄来的书报广告页上，常有可爱的外国小孩模特照片，姆妈照样描摹在碎布上，做成贴布绣，很受有孩子的人家喜欢。姆妈机绣的那些小人头贴布绣，我至今还珍藏着几个作为纪念。我的脑海里一直留有那时家中的一个场景画面：姆妈左手揽着横跨在她左腿上坐着的小弟弟景行，右手扶着缝纫机台板上的布料，右脚踩着缝纫机踏板，针头“哒哒哒”地飞快上下跳动着……大弟弟景仲那时五六岁，正是俗话“狗都嫌”的调皮年纪，与弄堂里孩子打架是常事，打赢了，邻居上门告状，姆妈得道歉；打输了，姆妈也得收拾残局。我能帮到弟弟的就是在一边吼上几嗓子，帮姆妈看住他。
经济窘迫的压力已经让姆妈很为难了，偏偏还有邻居揭发我家与蒋经国有关系。1953年，里弄里有过什么整顿运动，姆妈被列为重点整顿对象，折腾了一阵子，好在最后的结论是“免于处理”。
1969年12月，也许爸爸觉得我成年了，希望长女能理解他，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十九年前，我应不应该到海外来闯天下呢？在当时，你妈真有千个万个不情愿，但，这一家的担子谁来挑呢？我不能说一句空口漂亮话，说大家一齐挨苦就是了。我咬下牙关，决定到海外来做事，找钱养家……别人以为我到了海外，一定会远走高飞了。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力的路子，和别人的想法绝不相同。我的文章，在海外造成了权威地位，这便是我生存下来的条件。社会革命，乃是我们年轻时的理想，我为祖国效命，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决想不到把你妈拖到这么艰苦的旅途中来了。……我这个爸爸总算替你们找了一个最贤能的姆妈了！我欠你妈的债很重很重，此生还不了……十九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成疯子了。”
1966年“文革”开始，又是姆妈很艰难的日子。家里被抄家了，姆妈还要煞费苦心地对爸爸隐瞒家里发生的不幸。一是不想传到海外给国家带来负面影响，更是担心爸爸情绪受影响。1970年初，清华大学冶金系毕业的大弟曹景仲，在河北沽源不幸因战备生产中的意外事故因公殉职、遇难牺牲。肝胆俱裂的姆妈不知如何把这悲剧告诉爸爸，担心他难以承受老年丧子的残酷打击。姆妈与我及小弟景行，寒冬腊月赶去北方料理完大弟后事，姆妈随小弟景行去了他下乡的黄山茶林场小住，换个环境以疗心伤。后来姆妈写信给爸爸的朋友、《大公报》的费彝民先生，委托他婉转面告父亲。姆妈在黄山茶林场收到爸爸的来信后，独自跑到空旷的田间，对天对地、撕心裂肺地痛哭了一场。那年国庆节后，北京有关部门很贴心地安排姆妈出境探望爸爸，两人一起在澳门度过了半年时间。这是自爸爸去香港后的二十年间，他们相聚最长的一段日子。那次，姆妈带着七十九岁的外婆一起南下，离别二十二年的舅舅从美国飞到香港，母子、姐弟有了一次难得的团聚。
没想到，爸爸姆妈的这次短暂重逢仅过了两年，就是阴阳永隔的诀别了。1972年6月，身患绝症的爸爸在澳门医院，突然看到姆妈走进病房，竟意外地像孩子般大哭起来。他不知道北京有关部门得知他的病况，安排了姆妈飞过去陪伴他。姆妈在病房中守着爸爸，度过了他们的最后一个月团聚的日子。三十四年的婚姻，因战争、政治的影响，两人难以长相厮守，姆妈始终理解、尊重爸爸的想法，始终坚韧宽容地忍受生活的磨难。她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索求，没有不满抱怨，只是默默地为社会、为丈夫、为子女不断地付出、付出……
爸爸离家去港的二十二年间，姆妈也有过短暂的几年好日子，那是五十年代后期。1956年夏天，爸爸到了北京，有关部门通知姆妈去团聚，姆妈带着小弟景行一起赴京。毛主席、周总理、陈老总都接见了爸爸。毛主席称爸爸为“鲁仲连”，鲁仲连是战国时代的齐国人，周游列国排难解纷。周总理还在颐和园设筵宴请爸爸，并在那次会面中首次提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主张。陈毅副总理几次到新侨饭店看望爸爸。同年国庆节前，爸爸又到了北京，姆妈也一起受邀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观礼。
1957年，姆妈到北京跟爸爸团聚后，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徐淡庐主任陪他们到各地参观。行程中安排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看了蒋氏故居和蒋前妻毛夫人的墓地，还去庐山游览了一段，庐山有一处建筑仍以宋美龄名字命名“美庐”。他们拍了很多照片，爸爸回港后把照片转送给了蒋介石，据说这是老蒋要求我爸爸拍的。看到照片上熟悉的旧屋旧物依旧，他们应该很高兴。1958年冬天，有关部门安排姆妈去香港、澳门与爸爸小聚。1959年秋天，爸爸又到了北京，姆妈随他一起去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六个东北城市参观访问。那两年，姆妈又重新提笔作文了，她写的《庐山七日》《京居拾零》等，都在海外杂志上发表了……那以后，因国内政治局势陡变，爸爸也没有了再回来的机会。
进入晚年，姆妈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整理爸爸的遗稿上，我和小弟景行工作之余会帮着一起整理。那时爸爸的身份还扑朔迷离，作品也存疑，出版社并不完全能接受。我还在陪姆妈去美国探亲之际，到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等地，搜集那里存留的爸爸曾发表的文章和在海外出版的著作。80年代以后，国内好几家出版社先后出版和影印了爸爸的著作《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听涛室剧话》《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书林新话》《文思》《笔端》《国学概论》《中国抗战画史》《曹聚仁杂文集》《论杜诗及其他》等十余种。爸爸此生写下了文字达四千余万，字里行间有着他与姆妈的共同理想。
1978年，姆妈被上海市政府聘为“文革”后的首批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政治待遇改善，经济生活有了保障。1987年姆妈飞去美国的舅舅家小住，离别三十九年的阿姨、姨夫从台湾飞去美国相聚，这是姆妈娘家同胞手足从一九四九年离别后的唯一一次共聚。
姆妈晚年独自生活也感寂寞。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大弟景仲已殉职不在了，小弟景行又在外地工作，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姆妈就手握听筒不放，希望多聊一会儿。20世纪80年代，正是大量引进外国影视剧的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是在不同的录音棚里进进出出，为译制片配音，没有正常的休息日。每逢要去南京西路的上海电视台录音棚工作，我就挤点时间去电视台隔壁的东莱大楼家里，陪姆妈说说话。
生命的最后几年，姆妈因患乳腺癌做了手术，之后癌症又转移至肺部。1991年6月，姆妈在瑞金医院做化疗期间，我正在波特曼酒店的小剧场排演话剧《护照》，突然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可是我没法脱身，没法日夜守候在姆妈的病床前，内心很是煎熬。记得那天晚上排完戏，我赶去医院，帮姆妈擦了身，喂她喝了半碗糯米绿豆汤。弟弟景行那时在香港的《亚洲周刊》任职，接病危通知后从香港飞回，赶到姆妈的病床前，一家人在医院病房里难得地短聚了一下。那一刻，姆妈还能与我们交谈，不料那晚睡下后，姆妈竟再也没有醒来……
2010年，我也荣幸地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继姆妈之后，一家两代人成为市文史馆馆员，确实是不多的。我想，这是由于我们这个家庭的特殊性吧。相较一般家庭，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似乎联系更密切、更息息相关。爸爸除了一生留下四千余万字的作品、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外，居然还参与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和谈，这是必然会载入中国当代史的历史事件。我是在新中国成长的，因为选择了演员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这是一个会产生社会影响的职业。弟弟景行子承父业，在新闻界做得很有影响。一家人都成了公众人物，也得到了社会的厚爱。
[1] 在与王春翠协议分手期间，曹聚仁不止一次给邓珂云去信谈及有关细节：
“你不要傻想，你以为你和王还可以保全相当的友谊的，绝对不会容许有这样的事实。我是以最大的决心来和你结合的，我四年不回家乡去了，今后大致也不会回去了。所有家中的财产，我都准备送给王，还决定每月给她五十块钱。王对你，也可说把‘我’送给你，你不可再去惹她，在她□是一注最大的礼物。她对我所提的条件是‘爱云或爱我，不能两全’，我对她说我爱云，她就决定走开了。阿云，你不可于事外再去惹些麻烦来。”
“此次到杭州，王的弟弟和我的长嫂，他们都准备替王来调解的，他们有了伏兵。不过我自己和王直接办交付，并未如他们的心愿。不过事实上我要损失二三千元现钱，除了按月五十元以外，有两笔钱，她一定要分，估计二三千元之数。管它呢，分了就分了。王现在只要经济独立，她和你所想的大不相同。”
“我这回到杭州去，明明白白损失了二千多元；此外每月除担负五十元以外，还把上海一部分的钱分给了她，每月她可得近百元的钱。阿云，你知道王的野心吗？她要很快积起钱来，她知道我是最不善于理财的，有一天，真的穷了，会让她一个霸占了去。她不知道你也是爱刻苦的，她以为她可用理财的手腕来战胜我。阿云，我们站在一起，即□穷苦了。我们也穷苦下，我们不要闹气。……”
（上海鲁迅纪念馆“曹聚仁文库”曹聚仁03—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