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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21岁从浙江到上海，开始是以教书、写作为生的。抗日战争烽火初起，爸爸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参加抗战——做战地记者。他的战地记者生涯是从报道淞沪抗战开始的，他的成名则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报道。1937年10月，他是唯一在四行仓库里与坚守的壮士们一起生活了42天，并天天往外发布谢晋元团战况的新闻记者。当时很多报纸，包括外国通讯社，都引用爸爸发出去的新闻稿。1938年3月台儿庄大战时，也是爸爸首发台儿庄战役大捷的消息及照片。由于他在报道四行仓库保卫战时产生的社会影响，成了很有声望的战地记者。所以，之后他去国内各个战区采访都很顺利。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爸爸难得回家，在家里也总要在油灯下赶稿，留给我的只是一个背影。即便抗战胜利了，爸爸也要忙着采访日本投降的新闻，是姆妈带着我和弟弟景仲（小名平平，1945年在江西乐平出生，恰逢抗战胜利和平之年）辗转回到上海，与爸爸相聚。
1950年8月，我10岁，爸爸又离开我们去了香港，从此更是聚少离多，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所以，爸爸于我，不是那种相依相随、无时无刻的存在，他的存在是片段式的、有时空距离的，但又是深刻难忘的。也许正是这份稀缺，才让人格外珍惜。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爸爸的影响似乎不因空间距离而遥远，他那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也似生物基因，繁衍了我的生命，点化着我的人生轨迹。
作为演员，我这一生登台无数，但是能影响我一生的那次登台，可以说是爸爸的“作品”。那是抗战胜利后，我随妈妈到上海，在愚园路上的幼师附小复读一年级。学校举办演讲比赛，主题是长大以后做什么，这也是每个学龄期孩子都会被问到的经典题目，本意应该是让孩子们天马行空地自由发挥吧。就读一年级的我，还真的没想过自己长大以后做什么这么深奥的大问题，只好回家问爸爸怎么准备演讲稿。爸爸竟然亲笔替我写了一篇演讲稿《我要做一个演员》。那次演讲我得奖了，一面三角形的锦旗，在教室的黑板上方挂了一学期，算是为班级争光了吧。最重要的是，爸爸写的演讲稿里有一句话让我牢记一生：“我要当一个演员，我要我哭人也哭，我笑人也笑。”爸爸写下的这句演讲词，形象又直白地表述了演员职业的本质和最高境界，成为我演艺生涯数十年中始终遵循的角色创作宗旨。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到老。也许爸爸当年就发现女儿我有当演员的潜质或天赋，所以借演讲稿来寄托为父的期望。正是这份演讲稿，让本来对长大做什么还懵懵懂懂的我，似乎有了长大可以做演员的期盼。随着时间推移、岁数见长，我更多地理解了爸爸，更确切地说，明白了爸爸从小就喜欢戏剧，但是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唱戏的“戏子”是下九流，不被家庭容忍，不受社会待见，所以他多少希望成长在新时代的女儿能弥补他此生未能从事表演的抱憾吧。
爸爸是在浙江农村长大的，爷爷的管教严厉且古板，他禁止孩子们做的，除了赌博就是看戏，在他看来，传统戏文里讲的多是男欢女爱的“下流”事，不能让孩子沾边。可我爸爸的舅父是个戏迷，每当有戏班子来乡里搭台唱戏时，舅父就会背着我爷爷、偷偷地带我爸爸去看戏，一来二往，爸爸就迷上了戏曲，所以爸爸的戏剧启蒙教育应是来自浙江民间的乡村戏曲。
抗战期间，作为走南闯北的战地记者，爸爸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写他的新闻报道外，还会有意了解当地的地方戏曲起源和发展，搜集相关的资料。爸爸曾写道，“我个人并非戏曲专家，却在抗战八年中摸清楚了南曲的血缘演化，作为地方剧种的研究者，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来了”。
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公演，有个剧目是《桃花扇》，我出演女主角李香君。爸爸知道后，把他收藏多年的一部线装《桃花扇》曲本寄给了我，让我熟悉《桃花扇》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他还特地把剧中一个角色、柳大麻子柳敬亭的故事写下来寄给我，帮助我理解这个人物。柳敬亭是明末清初江苏泰州地区有名的说书人，是个说啥像啥的神奇人物，爸爸在二十岁时读了《桃花扇》曲本，柳敬亭就成为他崇拜的偶像，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柳敬亭那样登台说书。所以不仅对戏曲，他对说书也很有兴趣，苏州评弹、扬州评话、山东快书，各地方言的语言说唱艺术表演他都喜欢。1944年冬天，江西赣县的民众教育馆馆长与爸爸策划了一次活动，让他将自己写的抗战时事小说《灯》改编成说书，另外再加一刻钟的时事宣讲，宣传抗战形势。一切准备就绪，宣传海报都贴出去了，却因日军向赣江急速推进、战事告急，全城必须紧急疏散，爸爸期盼很久、此生唯一的登台说书机会因此告吹了。
因为爸爸喜欢戏，所以我从小就有机会跟着他看戏。抗战胜利以后，我家住在上海虹口的溧阳路，由顾仲彝、黄佐临、李健吾等创办的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就在我家附近的横浜桥边上。戏校的校长是熊佛西，爸爸与熊佛西相熟，所以经常带我去学校看戏。刚解放的时候，学校排演的从解放区传过来的一些小戏、学生演的宣传扫除文盲的独幕剧，我都去看过。有的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有一出戏叫《金玉满堂》，剧情是讲一个鼎盛大家是怎么一步步败落的，大幕拉开，最醒目的布景就是舞台中央高高悬挂着的一块大匾，匾上有四个鎏金大字“金玉满堂”，戏到尾声时，那块大匾轰然倒下，极具象征意义，也很震撼，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爸爸还带我看过一些电影，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等，我对卡通片《白雪公主》印象比较深一点，可能是片子的内容符合当时我的年龄吧。
那时的经典话剧剧目《原野》《雷雨》《家》等，我都反复看过多遍。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大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但是故事情节、人物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有一次收音机里正在播出《雷雨》的录音剪辑，爸爸马上翻出《雷雨》的剧本，让我边听录音边看剧本。录音听完后，爸爸又兴致勃勃地把剧本翻到鲁妈和周朴园三十年后意外相见于周家客厅的那一场，让我一起“对词儿”，他读周朴园的词，让我读鲁妈的词。如今的我，八十多了，鲁妈那撕心裂肺的经典台词依然是我的保留节目，可谁知道，鲁妈角色的启蒙教育竟来自我那从未登过台的爸爸。
爸爸虽然支持我从事表演，却不希望我做明星。爸爸在香港有位老朋友程思远（李宗仁的秘书，后来回到大陆了），程思远的女儿是香港当年很有名的明星，艺名林黛，大眼睛，很漂亮。我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后，因为都有女儿在从事演艺工作，爸爸和程思远两人见面的话题自然会谈及各自的女儿，爸爸经常会对程思远讲起我在信里告诉他的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情况。后来林黛在香港那个娱乐圈的复杂环境里，生存不易，又因婚姻等感情问题，绝望自杀了。爸爸说，“此后我见到程思远，再也不敢提及自己的女儿”。爸爸故去后，我们把他的部分遗物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存放在该馆的“朝华文库”中，门口的牌匾“曹聚仁文库”就是请程思远先生题写的。爸爸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也是请程思远先生作序的。
知道我在上海做演员，爸爸周围的朋友屡屡劝说他，你为什么不让你女儿到香港来发展？你在这里“爬格子”写稿，累得要死，能挣多少钱！她来拍一部电影，红起来了，挣得比你多多了！爸爸的回答是：“我不要我的女儿当明星，我要她当一个好演员，这个只有在内地能够办得到，我不会让她出来的，我不要我的女儿成为林黛！”
所以爸爸在香港的那些年，我从没去过香港，我特别理解爸爸的苦心，他希望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在舞台上塑造人物的表演艺术家，不要走艺人、明星的道路。爸爸要负担我们全家（婆婆、姆妈和我们姐弟三个）生活，经济状况一直是紧紧巴巴的，如果我1962年毕业了就去香港影视界发展（尤其是60年代后期或“文革”期间），肯定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大改善，但是爸爸的选择非常坚定，在我父母那一辈人当中，有这种眼光的人并不多，而这对我的从艺生涯的影响却是至关重要的。我这辈子的追求就是做一个爸爸给我写的演讲稿里“我哭人也哭、我笑人也笑”的演员，不当明星，不以青春外形去博取人们的眼球，不做“花瓶”。我现在参加各种演出并不少，可演出报酬比起有的明星参加商业活动，出个场、亮个相、剪个彩拿的钱要少得多，可我不羡慕那样挣钱，我这辈子就是要按父亲的愿望做个本分的“演员”。
爸爸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初到上海时，以教书、写稿为生。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来沪讲国学，一共十讲，每周六在南市的职业教育社开讲。第一次演讲，慕名听讲者济济一堂，达一千多人；之后听众却日渐减少，仅维持在五六十人，原来是章太炎先生那一口余杭方言，让上海的听众们一头雾水。而同为浙江老乡的爸爸则听得真切、记得仔细。章太炎的讲课自然也会吸引到沪上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肯定了爸爸的听课笔记，还在他主编的报刊《觉悟》上整理刊发。当时派人到现场记录并发表章太炎演讲内容的还有《申报》等，但是章太炎老先生认为，我爸爸能从他的著作中找材料补充完善他的演讲，所以最后还是根据爸爸的记录稿修改定稿、付梓问世，这就是章太炎的传世之作《国学概论》。《国学概论》是由泰东书局首先出版的，以后陆续出了三十二版，还远传东瀛，出了日文版。由此，仅有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历的爸爸，不仅被章太炎认作弟子，还被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高校聘为国文教授。
我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是来自爸爸。小时候，爸爸会把他自己喜欢的，又适合我那个年纪的古诗词挑选出来，让我逐字照抄在一个本子上，还带着我念，用他那一口带着浙江老家的乡音来念。他选的诗词，都是我能读懂的、具象的，譬如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最后两句我最喜欢，每每念到这里我都会忍不住笑起来，仿佛那个调皮的小儿子就在眼前。如此念古诗，真是很有趣，也容易记住。
当然，爸爸的功课也不都是“好玩”的，他让我抄写《儒林外史》一书中的篇章，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比较吃力了。开始抄第一回，讲王冕从放牛娃成长为著名画家的励志故事，这在我还是可以懂的，可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就比较费解。吴敬梓笔下的四客，季遐年、盖宽、荆元、王太，都是或开茶馆，或做裁缝等，从事普通生计却才华出众的文字高手，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并不凭借才气而趋炎附势攀高枝，以求世俗的功成名就，而是安于做个普通人，不脱离生产劳动，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初中毕业时，爸爸在给我的信里又谈及让我抄写《儒林外史》中最后四个人的往事：“我最爱的是荆元，他有着做裁缝一套本领，不必依人为生、做那些达官贵人的清客；他吟诗做诗，只是写出自己的心怀，并不是附庸风雅；他也写文章，并不替什么圣人立言。这样，一个独立自尊，有完全人格的人，才算得真正的‘人’，堂堂的一个人。”爸爸从《儒林外史》中选择这一篇章让我抄写，也是传递他对理想生活的希冀，期许自己的孩子不受世俗的功名利禄所惑，成为有才华、淡功名的读书人。此四客的追求，寄托了爸爸期盼的人生理想境界：“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爸爸晚年有文字写道，《儒林外史》他先后读过一百多遍，他是有感于现实生活的不尽如人意，而与小说中的人物共享理想境界吧。
爸爸早年生活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却特立独行不愿入乡随俗。他讨厌西装革履，最爱穿一袭阴丹士林蓝布长衫，以致闹出笑话。抗战前，一次爸爸应邀去国际饭店参加一场文人聚会，虽看人无数却一贯以貌取人的饭店门卫，一看眼前这个穿着土里土气的小个子，立马鄙夷地把手一挥，示意爸爸拐到大楼侧面的边门去乘货梯。也许在门卫眼里，国际饭店的大门、客梯只能服务于衣着光鲜的达官贵人。爸爸每每提及此等趣事，总让家人捧腹。爸爸在他的《我的自我解剖》一文中写道：“……我永远是土老儿，过的是农村庄稼人的生活。”所以有一个笔名他用得最久，晚年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也用，就叫“土老儿”，带点自嘲吧，他从来不避讳身上的乡土气。
1938年夏季，爸爸作为战地记者，随军从徐州战地到了武汉。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那时的武汉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爸爸因为在上海宝山的淞沪保卫战、四行仓库战等地的战地报道已在国内外新闻界有相当影响，还因为他当时是上海救国会的11位委员之一，虽然他不是国民党党员，但因时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赏识，爸爸被聘为中央通讯社的战地特派员。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爸爸的人生应与政治密切相关。但他之所以会有超脱现实世界的想法，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是学生时代的一段经历让他对政治感到“寒心”。在他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曾谈到，他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同学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睦相处。但是到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时候，他亲见国民党同学出卖共产党同学，这让他很震惊。那时的他虽然涉世不深，却产生了“政治不是人干的”“政治就是个大粪坑”的想法。后来到了老年，他也反省并自嘲：（这政治圈）我虽然没有踩进去，但我始终是在这政治边缘转圈。正是从学生时代就产生的这种对人生的看法，使得他始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一直保持无党派的身份，但国共两党中都有他的朋友。就是这么一个特殊身份，以致他后来在促进国共合作、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上做了一些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他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
1950年父亲到香港谋生后，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南来篇》中，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这篇文字在当时的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爸爸自诩“中立”，在文中既肯定共产党治国成功，也发表了一些自己个人的看法，这让香港的左派、右派都不满意。那时在香港的“左派”文人冯英子等在报上与爸爸论争了很久。而夏衍先生晚年在文章《怀曹聚仁》里写道：“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
1953年初中毕业时，我给爸爸写信报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爸爸第一次单独给我回信，“……我本来打算等到你高中毕业了，便开始和你做朋友，推心置腹，敞开来什么事都有个商量。现在，我把这个打算提早了……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那些伦常关系，都是自然所决定的，没有选择的机会；朋友，才是我们经过了考虑所决定的。可以志同道合，十分知心”。爸爸的话，让我觉得人生上了一个台阶，可以和父辈作为朋友平等对话，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爸爸对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民主宽松的，我们喜欢什么，他可以给你一些引导，他不专制，也不苛求。当然，那些社会恶习他绝对是让我们远离的。他从不抽烟酗酒，家中连一副扑克牌也没有，更没麻将什么的了。
1956年夏天，爸爸开始因“公干”回到内地，有时一年好几趟。那时，只要爸爸一到北京，中央有关方面就会通知上海有关部门，接姆妈去北京与爸爸团聚。记得第一次姆妈是带着我的小弟弟曹景行一起去北京的，所以景行这辈子总是自豪地说：“我小时候就见过北京的长胡子伯伯。”他说的长胡子伯伯是陈叔通先生。当时来看望爸爸的还有其他政界人物，如屈武、邵力子、张治中、童小鹏等。夏衍等文化界的老朋友，也是爸爸在京期间聚会的对象。
1958年初，我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爸爸从香港到北京，住在北京新侨饭店，正值学校放寒假，家里就让我去北京与爸爸小聚。我是悄悄地走、悄悄地回。因为姆妈一直关照，爸爸到北京的事，不要打听、不要问，更不能随便对人说。所以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没有跟学院老师和领导谈过，也尽量不要引起邻居或学校同学的注意。可我的运气不好，一到北京我就感冒了，发起高烧来，天天在新侨饭店里躺着，记得病中还有中南海的医生过来给我看过病。我暗自揣测，我这个普通女学生，居然惊动中南海的医生，都是因为爸爸的缘故吧，他的行踪有一定保密要求。
没想到难得与父亲相聚的10天时间，我竟一大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爸爸特意去买了一大盆花放在桌上，让我调节心情。烧退了以后，爸爸带我去转了故宫、王府井这些名胜，还用他带来的相机拍了很多照片。爸爸回香港以后，洗印放大了照片寄给我，他在那张有盆花的照片背面题诗一首：
室暖碧桃红，严床谢北风。
魂随娇女遁，花在镜稜中。
默默看双陆，萧萧对转蓬。
扬眉说奇景，项脊古轩东。
这次见面，让我感受到父亲心中的感慨和无奈。因为他离家去港时，我还是个仰着头看他的10岁小女孩，再见面，我已是与他齐肩的18岁大姑娘、大学生了。他一定心有遗憾，错过了陪伴女儿成长的天伦之乐。好在我这个女儿还是遂了他的意愿，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选择了演员职业，没辜负爸爸的期望。
1965年，我参加了电影《年青的一代》的拍摄，在剧中饰演出身在老干部家庭的女儿、高中生林岚。爸爸是在香港影院里看这部片子的，看到我在银幕上对着饰演我父亲的老演员温锡莹“爸爸、爸爸”的声声呼唤，多年听不到亲女儿叫爸爸的他，心中五味杂陈、感慨万千，回去后，写了首诗寄给姆妈：
默然相对影中人，
娇唤爹娘恍若真。
总是林家有好女，
下乡愿作新农民。
幸福公私各主张，
舍身党国自堂堂。
山沟事业萧家语，
跃马挽弓赴埸疆。
结伴长征到瑞金，
前因处处自追寻。
踏遍二万五千里，
建设尖兵报好音。
我亦东西南北人，
老骥伏枥每逡巡。
玉门关外天山雪，
梦里方知岁月新。
观《年青的一代》感赋四绝句 寄云存念
挺岫在香港
由姆妈留存的此墨迹可知，爸爸在香港看电影《年青的一代》的时间应是1966年底以后。因为1966年秋冬时节，我和电影厂的同事等一起步行串联，从瑞金出发、终点遵义，重走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爸爸因此忆起当年作为战地记者也到过瑞金。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去香港以后，就一直坚持订阅大陆出版的各种有关戏剧、电影的文化类刊物，并长期保存。1956年他第一次从香港到北京，晚上的活动就是看戏。姆妈和小弟景行跟着他到长安大戏院听过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看了讲周处“除三害”的武戏，还看过中国京剧院根据蒙古国同名诗剧改编的现代戏《三座山》。1959年，父亲应邀到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的天安门观礼，正逢各地名家名剧汇聚到北京献礼演出，他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看了红线女、马师曾的粤剧《搜书院》《关汉卿》等各地上京献礼的优秀地方戏曲剧目。爸爸多次到北京，深深感受到中国各地戏曲艺术确实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他写道：“百花的‘百’，乃是实词，并非虚语，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都得以‘百’计的。……我在鸭绿江畔安东（丹东）城中，看了那儿的越剧团的《红楼梦》演出，真的比看了在市场上出售（南方的）的香蕉和荔枝，还更感动些。”爸爸跟梅兰芳等戏剧界的前辈都是很好的朋友，有机会就拜访梅兰芳等艺术家，回港后在海外的报刊上介绍他们的艺术成就，我们家里还有爸爸姆妈跟梅兰芳一起拍的照片。
“文革”期间，爸爸在香港听到大陆把传统的经典戏剧艺术作品都作为“封”“资”“修”的大毒草加以批判和否定的消息，心痛不已，于是把多年积累的杂志、画报资料翻出来潜心整理，编撰了《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一书，1971年8月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这部精装大书的定价为二千二百港币。1971年初，爸爸写信给我，信中说：“我编了一部有关地方戏曲影艺的记录书，彩色精印，有十八斤那么重，希望能留下给你。我相信十年以后你看了，一定会很满意的。”三个月后，他又在信中对我说：“那部大书目前你不一定看，十年后你必须看一遍，才知道我用心力之勤之苦，这书大家都承认会传下去的。”爸爸之所以称之为“大书”，是因为这部书收录了两千多幅照片，所以用的是质地密实的铜版纸印刷。开本也大，四开的；装帧也讲究，都是精装本，封面所用材料有真皮和人造革包皮两种，书名用烫金行书，落款为浙东曹聚仁辑，下面还附有他的印章。那些年，内地焚毁了多少珍贵的文化艺术档案资料，所以爸爸做的整理研究就显得特别有价值。那个时候爸爸已经患了癌症，身心疲惫、经济拮据，但他还是咬牙坚持把这本画册做完了，耗尽了生命最后的精力和财力，自己仅拿了10本样书作为报酬。此举是为了寄托他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由衷的爱，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瑰宝的敬意。那时给他看病的是相熟多年的老朋友韦医生，他没有足够的钱去付医药费，只能送一本书给医生作为诊费。爸爸之所以专门给我留下两本大书并特地叮嘱：“雷雷，这是我为你做的一件大事。”那是因为他认为身为职业演员的女儿，更应该理解他的苦心之作，更有责任传承中国传统戏剧的精髓。
广州的《南方日报》曾刊登过粤剧名角红线女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文章，文中说到1972年的一个夏日，她去周恩来总理家，总理正在看一本厚厚的书，见到她就说：“你来看看这本书，有意思的。”红线女写道，“原来这是香港曹聚仁编写的一本文艺集子，其中介绍了全国各地的一些优秀的电影和舞台艺术作品等，还有介绍粤剧《关汉卿》的图文”。她高兴地对总理说：“现在看到这个，真是难得极了。”她请求总理把书送给她作纪念。总理说：“不行。要把它送到历史博物馆，让大家都能看到。”根据红线女的回忆，我们家人推测，在那个时间段，这本书能够到达总理手中，很可能是爸爸托交好友、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通过香港新华社的渠道送达总理办公室的。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翻书的时刻，正是爸爸在澳门镜湖医院弥留之际，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听妈妈说，爸爸神志不清时会嚷嚷：“我要见毛主席，我有话对他讲！”如果那时爸爸知道总理对他耗尽心力最后完成的这本“大书”如此评价，该是多大的欣慰啊！
四十年来，爸爸在内地和香港出版、再版和重印的著作不下七八十种，但是这本“大书”却没有出版社敢承诺再版。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版他的文集《听涛室剧话》时，收入了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约二十万字。图文对应的画册，只出版文字部分，这种取舍是无法完整体现爸爸的编撰旨趣的。凡事总有遗憾，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我拿到这两本“大书”时，已是爸爸的遗物。当时还在“文革”当中，因书中有大量的照片文字，记述的都是当时被批判打倒的所谓“毒草”和“反动学术权威”，故也不敢拿出来让别人看见，怕引来灾祸。重读爸爸的文字：“这便是我们要保留这些图片的主因。文学艺术原是反映社会安定文化进步的上层征象。……我们从艺术观点，把过去二十年间的剧曲影艺的史迹编刊出来，该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我个人能在这儿快炙献曝，尽一点微力，实在愉快得很。”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爸爸这样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风貌。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本真皮封面的大书已存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曹聚仁文库”内，人造革封面的留在家里珍藏着。近年因封面材质已经老化龟裂，老伴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轻易不让翻动。
大概是1971年前后，爸爸在信里面说他的腰不好，常觉腰疼。我那时正好为了创作有关赤脚医生的剧本，住在川沙农村的赤脚医生王桂珍家里体验生活，就从她那儿找了各种土方、偏方给在香港的父亲治疗腰疼。其实，爸爸的腰疼是癌症骨转移，可他自己并不清楚真实病情，医生也不敢对病人说。
不久，爸爸住进了香港的医院，当地媒体马上就作为新闻报道了。消息传出去后，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香港也是世界各国记者及各类情报机构的集聚地，爸爸的身份又相当敏感，北京有关方面觉得局面难以把控，很不安全，决定让他转移到澳门，住进了澳门的镜湖医院治疗。当时是由住在香港的姑妈曹守三（爸爸的妹妹）陪着他。
1972年6月，爸爸病重了，有关方面通知了姆妈，并安排姆妈第二天就飞广州，转道澳门。姆妈一到澳门，直奔医院。病中的爸爸看到姆妈“从天而降”，竟然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他在病床上用块托板垫着，给我写了封信，歪歪扭扭地写着：“织女从天外飞来，卧床牛郎不禁哭笑交并。”姆妈原名邓织云，所以他称姆妈为“织女”，再说他们俩的一辈子总是分多聚少，真是人世间的牛郎织女啊！
姆妈去澳门后，我的心里总有不祥的预感，既焦急地等那边的消息，又怕得到坏消息。相隔约一个月，上海有关方面的联系人突然通知我和小弟景行马上赶去澳门。景行连夜从黄山茶林场赶到上海，脚上那双下地干活的球鞋，不适合穿着去澳门，匆匆去南京西路的店里买了一双皮凉鞋，这还是小弟景行长大后第一次穿上皮鞋！
那些年里，关于爸爸的事，我们只知道不能问、不能说，且严格遵守之。与我们家的联络，安排有专职联系人，北京是中调部的徐淡庐，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央统战部的办公室副主任。上海是沈安娜。近年好多史料披露了，公众都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中共隐蔽战线的特工人员，从事情报、统战工作，当年可是保密的，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细节究竟。接到去澳门的通知时，我马上提出要去电影厂请假。那年头，凡是有海外关系的，都算不清白之身，我的海外关系还是疑似国民党间谍的亲爸爸，如果我就这么突然消失了，回来可就讲不清楚了。可是上海的专职联系人对我的请假要求断然拒绝，干脆利落地回答：“你就不要操心了。”
我们出发那天，刚好没有飞广州的航班，只好坐火车过去。飞机几小时的行程，火车却得走一天一夜。一到广州火车站，已经有人等着我们，一辆挂军牌的吉普车连夜把我们送往边境。那一晚，大雨滂沱、雷电交加，车在漆黑一片的乡间野外疾驶，途中为了渡过珠江的岔流，吉普车还五次上下渡船，整整颠簸了八个小时。抵达拱北口岸已是凌晨四点，我们在附近的招待所稍稍休息，等天亮后过关去澳门。
第二天上午过拱北关口后，见到来接我们的人已佩黑纱，不祥的黑纱告诉我们：父亲已经过世了！我心里直怨恨命运的无情，如果我们坐飞机到广州的话，可能就赶得上见爸爸最后一面了！
我们被直接送去殡仪馆，与爸爸的遗体告别。我们姐弟的突然到达，让姆妈感到十分意外，也许整个过程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吧，国内这边的有些安排，事先也没来得及告知在澳门的亲人。不过，我感到在此悲恸时刻，家人总算能聚在一起共同面对，也可以彼此依靠，互相分担这份残酷沉重的打击。我被告知要马上准备一份公祭仪式上由我代表家属致的答词，写完了还要先传到北京，据说要让有关领导过目。公祭仪式后，答谢词的原稿就被收走了，我也没留底稿。
香港和澳门的报界人士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因为爸爸是海内外资深的著名记者，主持公祭仪式的是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先生。香港那边过来不少人参加在澳门举办的公祭仪式，他们大多是爸爸的报界同仁及文化界的知交。在澳门的所有安排，都是由澳门的南光公司（大陆驻澳门的一个贸易机构）操办的。
爸爸在香港的遗物，是由守三姑妈去整理的。爸爸在香港租住的房子，是在一幢四层公寓楼的顶层平台上加盖的两间小屋。爸爸的租房选择，一是住在楼顶比较清静，适合爸爸的写作生活，二是租金也比较便宜。不幸的是，那年夏天，恰遇特大台风，大风大雨，没人照看的房间漏得一塌糊涂，爸爸留下的很多手稿都泡在雨水里损毁了。爸爸在澳门也租了一间屋子，存放着他病中带过去的一大箱书和手稿。
葬礼结束后，父亲的遗稿遗物全部由南光公司打包运往北京，由国家有关部门接手了。我们很理解，香港、澳门都是国际上各方势力关注的地方，各种背景的情报机构比比皆是，爸爸的一张纸片也许就会成为他们的猎物。一年多后，有关部门通知家里去京领爸爸的遗物。我去京收到的爸爸遗物，是一个藤筐，长约六十厘米，宽约三十厘米，高约五十厘米，上面有线织网兜，可以收口扎起来。这只原先用来装书的藤筐，从抗战时期就陪伴着爸爸，经过多少年，走了无数里路，原色已经难辨。里面都是他留下的书和遗稿。
澳门的公祭仪式后，爸爸的遗体被送到拱北火化。因为周总理对爸爸的后事安排有明确指示：“叶落归根。”我们从澳门回到拱北口岸后，去殡仪馆领了爸爸的骨灰，一家人捧着爸爸的骨灰，回到上海。抵沪后，爸爸的骨灰暂时存放在龙华殡仪馆的骨灰寄存处，当时还在“文革”当中，上海的各处墓园都在“扫四旧”中遭到破坏，无处落葬。后来我的叔叔在南京燕子矶找了块墓地，让爸爸的骨灰入土为安。改革开放以后，得知上海福寿园开始兴建的信息，不少文化名人都葬在了那里，我们就跟上海市统战部打报告，希望能在福寿园给爸爸建个墓地。这事很快就批了，由有关机构出资给爸爸在福寿园里建了墓地，而且做的是双穴。1991年姆妈去世后，姆妈的骨灰和爸爸葬在了一起。后来，我和小弟景行又去了河北沽源县，把1970年因公殉职葬在那里的我大弟景仲的遗骨起出来，在当地火化后带回来，安葬在爸爸姆妈的旁边。我们一家人，生前总是天各一方，让离去的家人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不仅了了我和小弟景行的心愿，一定也是爸爸、姆妈和大弟都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