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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一些真正非同寻常的事件，才使全球化的理想如此迅速地改变了正负。为了揭露这一点，我们来具体说明一下前文提及的政治科学（或者说是政治虚构）的假设。
让我们假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活动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知识分子、政党——已经得知之前人地之间相对稳定的状态开始滋生危险。 [1] 尽管困难重重，但先驱还是设法积累了证据，证明这种稳定的关系无法持续下去，地球最终将做出抵抗。
在此之前，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极限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但总的来说，现代人的共同决定是无畏地忽略这个问题，并且使用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解除抑制（désinhibition）的形式。 [2] 一个人可以继续抢土地，不听厄运的预言，使用并滥用土地，因为土地本身反正一直在保持沉默！
然而，我们一点点地发现，在私有的土壤、兼并的土地、开发的领土之下，另一片土壤、另一块土地、另一个领地开始晃动、震动和颤动。这是一种地震——如果我们可以如此称呼的话。先驱者发声了：“当心了，一切都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你将不得不为地球的回归付出高昂的代价，直到现在还被驯服的力量将会爆发。”
这就是政治虚构假设的出现之地：这个凶兆和警告，已经被其他所有的精英所接受，这些精英可能知识没有那么渊博，但有着众多的财富和重要的利益，他们对其巨额财富的安全性和福利的持久性尤其敏感。
我们必须假设这些精英完全明白警告是准确的，但并没有从多年来越来越无可争辩的证据中得出结论——他们将不得不为了地球的大反扑付出高昂的代价。精英们有些见识，注意到了警报，但这种见识不多，他们无法与公众分享从警报中得出的结论。
相反的是，精英们引发了两个后果，导致今日在白宫上演了类似“乌布国王”的选举闹剧
：“首先，我们将不得不为大反扑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付出代价的是其他人，不是我们自己；其次，虽然新气候体制的真相越来越不容置疑，但我们将否认它的存在！”
正是这两个决定，将以下三点关联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起所谓的“去管制化”或“福利国家的解体”；21世纪头十年出现的“气候变化否认主义” [3] ；最重要的是，四十年来的令人眩晕的贫富不平等现象。 [4]
如果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切都属于同一个现象：精英们深信每个人都没有未来的生活，他们决定尽可能快地摆脱所有团结的负担——放松管制；为能够脱身的少数人建造一座镀金堡垒，这就加剧了贫富的不平等；为了隐藏这种逃离共同世界的粗鲁自私，绝对有必要否认引发这种绝望逃离的威胁，于是否认气候变化。
借用老生常谈的“泰坦尼克”号式比喻：统治阶级很明白沉船是在所难免的，他们占用救生艇，并且要求管弦乐队演奏足够时长的摇篮曲，这样他们就可以趁着夜色逃跑，以防过度侧倾的船体惊醒其他阶层的人们！ [5]
如果我们转向一个没有任何隐喻色彩的事件，会看得更清楚：埃克森美孚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于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危险的优秀科学论文之后，开始大力投资于疯狂的石油开采，同时开始支持疯狂的游说活动，宣扬气候威胁不存在。 [6]
这些我们口中愚民的精英分子，他们十分明白，如果自己还想继续安逸地生活下去，不该再假装，即使在梦中，都不该与其他人共享地球。
这个假设能够解释加—全球化如何变成了减—全球化。
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都可以将现代化的视野与进步、解放、财富、舒适甚至奢侈等概念联系起来，尤其会提到理性概念，但是去管制化的潮流、贫富不平等的爆发、团结理想的消逝逐渐将其与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凭空做出的任意决策联系在一起。美丽新世界 [7] 就变成了最坏的。
从栏杆的顶部俯视，（“泰坦尼克”号的）下层阶级现在完全清醒了，他们看到小艇越来越远。管弦乐队继续演奏《更接近你，我的上帝！》，但音乐已不足以淹没愤怒的号叫……
如果我们想了解为什么人们会产生不理解、不信任的反应，我们需要讨论愤怒，毕竟他们面对着放弃与背叛。
如果精英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就觉得盛宴已经结束了，有必要尽快建立 封闭式社区 （gated communities） [8] ，不必再与民众分享——尤其是与“有色”人群分享（由于被赶出家园，他们很快就会在世界范围内迁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被抛弃的人很快会明白，如果全球化已经被抛弃，那么他们也需要封闭式的社区。
一些人的反应引起另一些人的反应——但两者都是对另一种更根本的反应作出反应，即地球的反应。地球已经停止吸收（来自人类的）打击，并以越来越猛烈的方式做出回击。
只要我们记得两者是源于地球对我们行为的反应的同一个连锁反应，它们同时发生就是合理的。是我们——老西方人，更具体地说是欧罗巴人，开启了连锁反应。我们必须学会忍受这些爆发的后果，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可怕的贫富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浪潮”、“移民危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是地球对全球化作出的三种不同的强烈反应——即使这些反应不算有效，但基本上可以理解——那么我们对此就一无所知。
遇到威胁，人们不直面它，而是选择逃离。一些人逃进只占1%的黄金流放地——“超级富豪必须首先得到保护！”一些人紧抓着安全的边界——“发发慈悲，让我们至少有一个稳定身份的保障！”剩下的人，那些最悲惨的人，只能通往亡命之路。
总结一下，所有这些人确实都是“全球化的弃民”（减—全球化），而这种全球化正开始失去吸引力。
[1] 关于这段历史，参照Spencer WEART, 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2003。
[2] Jean-Baptiste FRESSOZ, L'Apocalypse joyeuse. Une histoire du risque technologique , Seuil, Paris, 2012.
[3] Naomi ORESKES et Erik M. CONWAY, Les Marchands de doute （trad. Jacques Treiner）, Le Pommier, Paris, 2012.
[4] 这里日期的界定显然非常模糊，但并不违背 Thomas Piketty 的数据（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 Seuil, Paris, 2013）及 Dominique Pestre对经济学如何吸收、弱化生态学的细致研究。尤其参见 Dominique PESTRE, «La mise en économie de l'environnement comme règle, 1970—2010. Entre théologie économique, pragmatisme et hégémoniepolitique», Écologie et Politique , 52, 2016。对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的回应可以标定年份。请参阅Élodie VIEILLE-BLANCHARD, Les Limites à la croissance dans un monde global. Modélisations, prospectives, réfutations , Thèse, EHESS, Paris, 2011。
[5] 对幸免于难的“泰坦尼克”号所有者的心理状态的描述，令人惊讶，可以阅读Frances WILSON, How to Survive the Titanic: The Sinking of J. Bruce Ismay , Harper, New York, 2012。
[6] 见两篇文章：David KAISER et Lee WASSERMAN，«The Rockefeller family fund takes on Exxon Mobi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2016年12月8日和22日；Geoffrey SUPRAN et Naomi ORESKES, «Assessing Exxon Mobil's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s（1977—2014）», Environnemental Research Letters , 12, 2017。
[7] 译者注：这里借用的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书名。这本小说的法语译名是 Le meilleur des mondes 。
[8] Evan OSNOS, «Quand les ultra-riches se préparentau pire», Le Crieur ,7, 2017, p. 7—21（翻译自 New Yorker , 2017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