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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
我记得最深的就是那些烦死人的苍蝇。
记忆真是个有趣的东西。我当时拼命在心里记住眼前的景象，之后也很快地把它们记下来，但才过了几年，所有记忆似乎都被遗忘和埋葬了，成为寻常的一景。我只在美墨边境待了几周，跟那些亟欲突破美国移民查缉防线的人待在一起，就知道死亡、暴力与痛苦是这条迁移之路的常态。一切都模糊了起来，触目惊心的景象不再清晰。作为观察者，你开始习惯陌生人在你面前瞬间落泪。泪水不再像之前令人震撼，哑着嗓子诉说的悲惨故事一再反复，结果就成了老调，搞不清出处，也理不出先后。为了不失去大局或残酷细节，我与感觉的极限奋战。我试着写下所有经过，以便日后将观察到的现实与更大的结构因素相联结。这是我该做的事，至少在墨西哥和美国亚利桑那边境做田野的那五年与后来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这么告诉自己。首次目睹死亡的当下我也这么告诉自己。谁晓得知易行难。但无所谓，因为2009 年 7 月的这一天，我根本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更别说把它理论化了。我只是愣愣看着苍蝇，心想它们怎么来得这么快？
那是我在墨西哥边境的诺加莱斯市（Nogales）进行民族志调查的第一天。天气闷热难耐，我一早上都坐在阴凉处和刚被驱逐出境的迁移者谈话。这些男女老少企图步行横越亚利桑那的索诺拉沙漠非法进入美国，结果闯关失败，其中还有几个人是国土安全部
从其他地方遣送来的，因为官员认为将这些人安置在沙漠附近，告诉人们每年都有数百位迁移者死在这片沙漠上，可以吓阻他们不再企图穿越边界。我不晓得死者的名字，但这天稍早前才见过他。在那群面容疲惫的被遣送者当中，他不是特别显眼。刚被遣送的人在诺加莱斯并不难认，因为他们的样子都很像：T恤乌黑，腋下和衣领满是汗水干了留下的盐渍，脚下的运动鞋看上去像是绞肉机绞过似的，脏兮兮的黑色背包里塞满袜子、罐头和他们所能带走的微薄家当。他们的棕色身躯有如红字，透露出力竭与脆弱，脸上混杂着悲伤、疲倦、恐惧与乐观。他们可能迷路了整整三天，渴到近乎瘫痪，以致见到牛槽时就算里头的水长满海藻和水虫也照喝不误，被强盗持枪洗劫，被遣返前遭到边境巡逻队员强暴。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相信下次会时来运转。为了远在北卡罗来纳州卡尔伯罗市（Carrboro）等候的丈夫，为了菲尼克斯油漆房子的工作，为了那个留在墨西哥格雷罗州曼琼小镇（El Manchon）挨饿的小女孩，上帝保佑，我会过去的（
Si Dios quiere, voy a pasar
）。下次会时来运转。
我不记得他生前的模样了。其实我在边界带（
la linea
）
的贝他组织（Grupo Beta）
办公室门前做访谈时，根本没注意到他。直到我访谈结束，走了一条街到便利商店时才和他擦肩而过。他和许多屡试屡败的迁移者一样，那天早上决定一边喝海龟牌（
caguama
）夸脱装啤酒一边思考下一步。那已经是几个小时前了，我看着他走向便利商店对面的那块废弃空地。比起他脸上的表情，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一早就在喝酒自娱。我只记得他又瘦又高，理个光头。后来我再看到他，是因为我看见那片废弃空地旁聚了几个迁移者，便走到围篱网前一探究竟。我身旁站着一名矮小的秃头男，我很快就会得知他叫丘乔
。我们俩就这样一脸敬畏地默默望着瘫在地上的尸体，看了整整十分钟。那老兄才死了不到一小时，身上已经满是苍蝇，有的停在他发白的眼珠子上，有的在他张开的嘴里爬进爬出。他头歪向一边，正对着我和围观的迁移者，宛如盯着每一个人。我们看着苍蝇在这个人脸上产卵，时间仿佛静止下来。
达拉斯牛仔队裹尸布，2009 年墨西哥诺加莱斯市（作者摄）
后来总算有些好心人拿着达拉斯牛仔队的床单出现，将他盖了起来。一名医护人员和几个附近居民围着尸体走动聊天，看上去没有半个人不安。死亡就像是一阵普通的夏日微风。我在心里喃喃自语，也许这家伙想去达拉斯的苹果蜂（Applebee's）餐厅洗盘子，也许他在费城当了很多年的绿化工人，是老鹰队的死忠球迷，最讨厌去他妈的（ pinche ） [1] 牛仔队。感觉没有人认得他。人们只晓得必须拿个东西把他盖住，不让苍蝇靠近。面对这幅奇景，我转头请教丘乔，想问出一点真知灼见。但丘乔只是耸耸肩说：“这种事天天都在上演。有些人穿越边境不成太多次之后受够了，有些人用药物或酒精来消磨时间。谁晓得是什么害死了他？”丘乔看出我脸上的忧心，便接着说：“等着瞧，明天就不会有人记得这件事了。就像根本没发生一样。”
他说对了。隔天，我向迁移者问起那个距离贝他组织办公室不到 100 米的尸体，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感觉就像没这回事一样。
—————
这些人为了进入美国，选择以非法方式徒步横越亚利桑那的索诺拉沙漠。本书就是探讨这些边境穿越者每天面对的暴力与死亡。我在书里提到的人，家住美国的读者可能早就见过他们。他们替你挑拣水果，替你帮车美容，替你处理肉品；他们专做美国人不能或不想做的工作。
不过别忘了，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是第一次横越沙漠。奥巴马任职总统期间，曾经于 2013 年度大规模遣送了将近 200 万名迁移者。
其中有许多人目前还在宛如火星表面的亚利桑那边境惶惶流窜，一心期盼和家人团聚，或回到他们唯一称之为家乡的地方。我的论点很简单。这群人在迁移路上的可怕遭遇既非偶然，也非愚蠢，而是美国联邦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不仅相当不透明，更很少有人对此直言不讳：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以索诺拉沙漠的险恶为掩护和工具的杀人计划。美国边境巡逻队利用“漂白”过的论据、转移究责对象，以及“自然”的环境过程，抹去亚利桑那南疆发生过的一切，借此掩盖现有查缉手段的恶果，让这项社会政治政策对无证迁移者身体与性命的无数戕害从世人眼前消失。
那些在沙漠里经历生死的人有名有姓、有面孔有家庭。他们还有曲折的生命故事，这些故事反映出跨国迁移者与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紧密关联。但我们很少睁大眼睛，仔细看他们走过的这趟可怕旅程，听他们用自己的话描述这个过程。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全力检视一头名为“威慑预防”（Prevention Through Deterrence, PTD）的美国边境查缉巨兽，检视它的运作逻辑和付出的人命代价，以了解这项主要仰赖险峻荒芜的地形来遏止迁移者从南方涌入的政策。我还会介绍亲身经历过这套治安手法的人，从他们的视角来叙述那些发生在边界带及边界以外，关于存活、失败与心碎的故事。记录这些绝大多数未曾被记录的故事，让读者近距离看见这些面孔与身躯，或许能提醒明日的我们记得，这些人今天就在这片沙漠上生存，在这片沙漠上死去。
讨论美墨边境的著作汗牛充栋，数也数不完，各种角度都有。每个月似乎都有新作品问世，用这片地缘政治边陲地带的试炼与苦难来诱惑读者；“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交会”之类的形容仍旧时有耳闻，好像它意味着什么。就算我们不想承认，但美国对自己的南方边境是既害怕又着迷。大众总是情不自禁爱上相关的电影、新闻节目、电视真人秀和亲身见闻，只因这些影像文字能让我们继续相信那里是“化外之地”。只要作者不忘搬出“危险”和“暴力”之类的词汇，再用上几个别出心裁（或没那么别出心裁）的战争比喻，就能完成一本畅销俗滥的移民文学。
别误会，关于边境的出色作品非常多。那里充满动人的故事与复杂的历史，早就有人走过，也走得比我好。我不是要上历史课（想了解历史可以去读其他作品），本书直接从 1993 年开始，因为那年美国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首度实行后来被称为“威慑预防”的边境政策。当时“威慑预防”只是地方上狗急跳墙想出来的防堵措施，目的在解决“棕皮老墨”非法翻墙的难看场面，还有边境巡逻队在拉丁贫民区追着人满街跑，分不清谁是合法居留者、谁是非法入境者的混乱窘境。
当局让一批（或者说“一帮”）理着平头的边境巡逻队员，穿着军靴和笔挺的绿制服在埃尔帕索市区及周边走动，希望吓阻边境穿越者不要贸然翻墙进入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结果还真的奏效了。这群升斗小民虽然气馁，却没有放弃。他们许多都是华雷斯城的当地人，每天通勤到得克萨斯州工作。面对这项新做法，他们选择改走城市边缘，那里围篱神奇地消失了，边境巡逻队员屈指可数。事情很快恢复了原貌。
然而，1994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通过后，一切都变了。美国承诺墨西哥，只要墨西哥开放口岸让廉价货品进口，就会确保这个南方邻国经济繁荣。但墨西哥刚签完字不久，就发现美国政府补助的“老外”（
gringo
）玉米“他妈的大批”（
pinche montón
）
[2]
倾销，压垮了他们的经济，造成数百万农民失业。如同过去几个世代的墨西哥人，只要经济不好或北方佬（
los Yanquis
）需要廉价劳工，
这群落难百姓就会开始成千上万向北迁徙。乐观的农人（
campesino
）聚集在蒂华纳、华雷斯和雷诺萨，等着闯过边巡的（
la migra
）那关，成为美国无证移民劳工大军的一员。
[3]
这股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导致的人潮，使得加利福尼亚州圣伊西德罗市和得克萨斯州麦卡伦市出现了源源不绝的翻墙者。因此，美国边境巡逻队又得想出一套办法，以减少每天都有大批穷人涌入边境城市的负面新闻。埃尔帕索将拉美入侵者成功赶到城市边缘的小实验立刻成为全国仿效的治安方针，并且沿用至今。从过去到现在，这项做法的基本假定都一样：就算无法制止这团迁移大军，至少可以引导他们改走偏远地带，让险峻地形惩罚他们，如此一来不仅省钱（起码某些蠢蛋这样认为），又能将不堪的场面阻绝在公众视线之外。结果确实如此。
2000 年至 2013 年，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而遭到逮捕的总人数将近 1170 万，其中有 4584022 人是在边境巡逻队执勤的图森区（Tucson Sector）被捕的。这片崎岖多山、人烟稀少的区域从新墨西哥州往西延伸到亚利桑那州的尤马县（Yuma County）。
如果再加上旁边的尤马区（Yuma Sector），该州的逮捕人数将高达 5304345 人，和休斯敦总人口不相上下。不过也难怪亚利桑那讨厌迁移者；
近二十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把亚利桑那州的后院当成挡箭牌，借此考验数百万边境穿越者的耐力，并且常让当地社群替医疗买单。
尽管如此，人人都晓得，只要通过这场死亡竞赛，美国的牧场、地毯工厂、肉类加工厂和寿司餐厅的后门就会为你敞开。
本书提到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图森南方，巴博基瓦里山脉（Baboquivari）和图马卡科里山脉（Tumacácori）之间的带状沙漠。过去几千年来，托荷诺奥丹（Tohono O’odham，直译为沙漠人）
原住民和他们的祖先一直以这片美丽而危险的土地为家。早在殖民时期的西班牙淘金者和基督徒、19 世纪绘制新地图的美国地理调查员，还有 20 世纪的边境巡逻队员这些人出现之前，
奥丹人就已经在此孕育出许多文化传统与实践，这让他们在这片大多数外人眼中不适合农业与人居的土地上过得很好。
民族植物学家纳卜汉（Gary Nabhan）就写道：“在巨人柱仙人掌之间挥汗劳动，是奥丹人与这片沙漠维持原始亲密的方式。外人或许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这项农活却忠实反映出沙漠人和他们周遭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沙漠最干燥炎热的时候，有些人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更深入其中。”
奥丹诗人奇科（Jeanette Chico）一语总结了族人与土地的亲密：“当我走进沙漠，动物会停下动作望着我，仿佛在对我说‘欢迎回家’。”
书中提到的边境巡逻责任区及重要地点
边境穿越者不一样，他们没有沙漠人的文化智慧，这地方在他们眼中并不友善。这就像从韦拉克鲁斯绿油油的热带低地或瓦哈卡的凉爽山区，去到荒芜闷热的沙漠。迁移者会跟你说：“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他们怎么可能想得到？迁移者是穿越死寂陌生大地的逃犯，而边境巡逻队倚恃的正是这一点。这片恶土是他们半公开的武器，迁移者的死伤人数证明了这一招又痛又有效。最难过的是奥丹人，美国联邦政府将他们的圣域变成了杀戮地、巨型的曝尸场。
—————
目前分隔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的那条线是 1854 年“加兹登购地”（the Gadsden Purchase）时划的。在那之后，这块地缘政治区经历了一段波折的历史。但我对那段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征服与暴力不会着墨太多，毕竟本书关注的焦点是 2009 年至 2013 年穿越这片区域的人们。不过，有几本非常出色的作品影响了我对边境查缉及边境查缉过去一百年来的演变的看法。读者如果想更深入了解这块区域的地缘政治史，我推荐埃廷格（Patrick Ettinger）的《看不见的线》（
Invisible Lines
）和圣约翰（Rachel St.John）的《沙上的线》（
Line in the Sand
）。
这两本杰作汇集了档案资料与过往的历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最新作品。我在本书里对边境巡逻政策讨论了很多，却没有诸如“边境查缉史”的章节。这部分我主要仰赖埃尔南德斯（Kelly Lytle Hernández）对美国边境巡逻队令人眼界大开的详尽分析，还有内文斯（Joseph Nevins）的大作《守门人行动》（
Operation Gatekeeper
）和安德烈亚斯（Peter Andreas）的《边境游戏》（
Border Games
），让本书读者一窥移民治安的历史，以及美国在和墨西哥协商后院边界时经常用来引导（或误导）舆论的政治话术。
最后，邓恩（Timothy Dunn）的《美墨边境军事化，1978―1992》（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U.S.-Mexico Border,
1978
—
1992
）和《边界封锁与人权》（
Blockading the Border and
Human Rights
）提供了许多关键的背景知识，让我更了解现今的边境工业复合体；我在本书中批判了查缉政策，这两本著作也描述了促成这套标准方针萌芽的因素。
探讨美墨边境的作品当然不止这些，我接下来还会引用其他著作，但前面提到的这几位作者，对于了解南亚利桑那和北墨西哥过去二十年来局势恶化的过程与原因特别有帮助。
我才在感叹最近探讨边境现状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结果现在自己也针对这个老掉牙的主题写了一本书，想来还真尴尬。我没有那么自大无知，觉得自己写的最正确，但只有我敢先承认我们再怎么做也无法完全掌握美国南方边境的实际状况。目前的边境管制牵扯太多因素，有些甚至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不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看不到全貌。而且看到什么并不重要，因为永远有东西在你视线之外。我说的不是满口金牙，驾着只涂底漆、满载迁移者的小巴在沙漠狂飙的“郊狼”（
coyote
）
，也不是躲在树丛准备洗劫下一批边境穿越者的吸毒小混混（cholo）。我说的是坐在边境巡逻队图森总部召开的闭门会议里，以治安为借口、以浮夸的企业新款无人机广告为参考，规划最新“威慑”策略的美国官员；还有坐在警用卡车里，对着尘土飞扬的马路支吾解释他们为何枪杀那个手无寸铁、只想翻过围篱回墨西哥的小男孩的边境巡逻队员。
更别忘了那些私下聚餐的政治人物和他们的联邦承包商好友，一边大啖德尔莫尼科牛排、痛饮纯麦威士忌，一边笑谈之后要怎么让新建好的私人拘留所人满为患，狠狠赚政府一笔。
我们永远无法掌握边境查缉制度运作（或运作不良）的全貌，那也不是我写本书的目的。
我会接触边境议题，其实就只是 2008 年秋天某次晚餐聊天的结果。当时我刚读完研究所，在华盛顿大学教书，不晓得接下来该研究什么。为了博士论文，我做了两年田野，查看了几千块黑曜石碎片，以便掌握古奥尔梅克文明的政治经济样貌。
奥尔梅克是中美洲第一个伟大文明，而我在遗址发掘期间和许多墨西哥本地人共事，对他们的生活愈来愈感兴趣，后来也和其中不少人变得很熟。他们不仅对移民美国非常有经验，对亚利桑那沙漠上的威慑预防策略也有切身体会。
博士论文一完成，我就挥别古代石器，做了几次很有问题的职业选择，最终决定转换跑道，成为民族学家。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班的毕业生，我一直相信人类学对知识生产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对人的境遇（human condition）的探究是全方位的，不只考察过去，也研究现在与未来。而人类学综合考古学、生物学、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手法，也让我们拥有许多工具与方法来探讨人之为人的道理何在。顺着这个逻辑，不论你是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骨学家或语言学家，其实最后都是人类学家。我们不仅这样告诉学生，自己也深信不疑。我转换工作跑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只是跟着自己的人类学兴趣走。
那天晚上，我和一位考古学家朋友吃饭，席间聊到路易斯·阿尔韦托·乌雷亚（Luis Alberto Urrea）的那本《魔鬼公路》（
The Devil's Highway
）。
作者在书里动人描绘了 2001 年死于尤马区的十四名边境穿越者的悲惨遭遇。当时我已经决定研究迁移者，只是主题还很松散，因此便把那本书列进学期书单，想着或许能有些灵感。朋友说：“我跟你说，我们在亚利桑那沙漠做考古调查的时候，经常看到迁移者留下的东西，有一回还捡到一个背包，里面有一封西班牙文情书，真是令人鼻酸。”说完她还开玩笑：“搞不好有哪个怪咖决定考古一番，研究那些东西咧。”一个月后，我人已经在荒凉的图森南部，目瞪口呆看着堆得奇高无比的空水瓶和被扔掉的衣服了。
2009 年，我开始进行 无证迁移计划 （Undocumented Migration Project, UMP）。我的目标并不大，只是想验证一个想法：要了解边境穿越者的技术演进和秘密迁移（clandestine migration）背后的经济体系，考古学可以是个很有用的工具。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现象还涉及其他问题，而考古学只是我求得答案能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我在草拟阶段先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虽然民众和学界对这个议题很感兴趣，却几乎没有学者或记者尝试仔细描述非法迁移者涉及的实际迁移行动本身。近来讲述边境穿越的第一手报道大多出自哗众取宠的记者奇想，这些记者到边境找几个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的墨西哥人，然后像影子般紧跟着他们往北方（El Norte）走。他们裤子的后口袋里塞着护照，有恃无恐地追着迁移者的屁股跑过沙漠，写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大有问题，充其量只是满足美国消费者的“我也来冒险系列”而已。 [4] 因此，无证迁移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针对迁移过程收集扎实的资料，以提供现有文献之外的另一种叙事。
由于无证迁移总是暗中进行，而且非法，学界观察往往隔靴搔痒这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例如查维斯（Leo Chavez）的《暗处人生》（
Shadowed Lives
）和施佩纳（David Spener）的《偷渡》（
Clandestine Crossings
）是两本极为出色的作品，对边境穿越有不少细致的洞察。但两人的研究在我看来都有局限，不是资料多半来自事后收集，
就是所有描述几乎都从访谈而来，施佩纳本人也指出了这个问题。
但话说回来，我同样不认为被民族志研究视为方法论基石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了解这类迁移的恰当工具。
医疗人类学家霍姆斯（Seth Holmes）在近作《新鲜水果与破烂尸体》（
Fresh Fruit, Broken Bodies
）开头提到他和一群特里基人（Triqui）偷偷摸摸穿越索诺拉沙漠的经过，他是在华盛顿州西北部一座农场做研究时认识这群原住民的。
霍姆斯在书里写道，他会和这群对话者一起穿越边界，是因为“我刚做田野不久就了解到一件事，想对苦难、暴力和迁移进行民族志研究，就非得亲身造访对于拉美迁移者无比重要的苦难现场”。
虽然我能明白他渴望更了解自己研究的无证农工，贴身观察他们生活里的一个关键面向，但我始终对这类民族志研究感到不自在。
五年研究期间，我在诺加莱斯遇到不少人邀我一起穿越沙漠，但基于一些理由，我都婉拒了。首先，我一直相信和我穿越边境只会让我的同路人增加无谓的风险，而且这样做就算不会拉大我（大学教授）和信任我、向我分享个人遭遇的劳工迁移者之间的上下关系，也会巩固尊卑之别。让对话者身陷危险，而我却有公民身份作为后盾，这样的研究设定（research scenario）和我服膺的人类学并不相合。其次，虽然这点在我看来没那么重要，但美国公民从非官方口岸穿越边界是“入境未经检查”，属于违法行为，尽管只是民事违法，却可能妨碍我就业和申请联邦经费。而且一旦我选择这个做法，结果出事了，本来就常对这类研究落井下石的右翼媒体肯定会这样起标题：“墨西哥裔教授协助不法者穿越沙漠，且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公款买单。”
霍姆斯尝试“目击”偷渡过程，我认为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提及，那就是他的亲身参与其实很具干扰性，以致整段经历不可能“正常”。
霍姆斯本人也提到，他和一群迁移者处在一起除了让人口贩子很紧张，贝他组织也会区别对待他，导致同行的迁移者会问他能不能开车载他们到菲尼克斯，以通过边境巡逻队的检查哨。
此外，这些特里基人也很清楚，要是这位“老外”同伴出了什么事，他们就惨了。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一名美国研究生跟着一群无证迁移者穿越沙漠结果丧了命，媒体会怎样添油加醋。基本上，不论霍姆斯愿意与否，只要他想观察偷渡过程，他就会成为同行者的关注焦点与负担。摄影记者安纳里诺（John Annerino）对此也有亲身体会。他在横越尤马区时生了病，结果害得他的拍摄对象，也就是那群墨西哥边境穿越者被迫分心照顾他。
虽然拥有公民身份也敌不过响尾蛇和中暑，但这些“有证”观察者永远不必担心自己会被“郊狼”在沙漠里丢下，或被边境巡逻队的警棍式手电筒打成脑震荡。
虽然跟迁移者同行立意良善，但这些人类学家和记者有权进入美国，就算被捕也一定会获释。霍姆斯描述他穿越边境的经历时，常提到他有律师可以求援，而身为一个研究迁移者的学者更是确保他一定能免于牢狱之灾。虽然他被拘留时不能用电话，上厕所也没有卫生纸，却可以单独拘禁，并且得到执法人员的特别对待，这些凸显了他的在场对所有相关人等是多么反常。边境巡逻队威胁用非法入境的罪名起诉他，但事后证明这是他们惯用的恫吓伎俩，跟他是否为公民无关。到头来，人类学家只是被边境巡逻队警告了事，但他那些无名伙伴却全被处理掉并遣送出境。
最后，我始终觉得这种参与观察很有问题，因为焦点往往落在写作者的个人感受上，
却不一定能让人深入了解拉丁裔边境穿越者所承受的恐惧与暴力。霍姆斯形容自己感觉“像一头被捕猎的兔子任人宰割”，但同行伙伴的声音不是被隐去，就是仿佛不存在。
不仅如此，记录事件经过的三张照片里，有两张将霍姆斯摆在正中央，图说也写成“作者和特里基人在边境沙漠合照”。我们只看到喜笑颜开的人类学家，读到他遭受的苦痛，其余伙伴统统沦为无名无姓的无证边境穿越者。因此，尽管我认为该书很有价值，霍姆斯揭露了原住民农工遭遇的暴行与种族歧视，但作为民族学家，我们必须对参与观察法的使用情境更严谨，描述亲眼目睹的他人创伤时也要更加斟酌。基于这点，我的秘密迁移研究努力不把边境穿越者描绘成浪迹沙漠的无名影子，而是有血有肉、时时在那片土地求生或死去的人，他们的声音与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辛格（Audrey Singer）和马西（Douglas Massey）的作品给了我许多启发。他们指出无证迁移并不像大众媒体渲染的那样，是个乱无章法的事件，而是一个“定义明确的
社会过程
（social process），迁移者在过程中动用各种人力与社会资本以克服美国当局设立的重重障碍”。
无证迁移计划一直意在提高这个社会过程的民族志数据分辨率，同时避免直接观察非法秘密活动所可能衍生的问题。因此，这些年来我不画地自限，从人类学工具箱借用了各种方法与理论。各位很快就会发现，本书涉及人类学四大领域，也就是民族志、考古学、鉴识科学和语言学，好让我们更了解无证沙漠迁移这个社会过程。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项计划都是在挑战成见，从全观式人类学（holistic anthropology）的可能性到它如何应用在政治动荡场域都是如此。
倘若各位觉得我有时措辞尖刻，不是标准的学术语言，甚至不加翻译直接引用墨西哥俚语，那是因为我想呈现对话者的直率、嘲讽与幽默，以及他们所处环境的那种恶劣；而且不论就个人或大众来说，我都看不出在我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掌握偷渡迁移过程中无所不在的混乱、暴力与悲喜交织时，“淡化”（tone down）我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有什么好处。和许多研究拉丁裔无证迁移的学者前辈一样，我也希望打破往往太过“无害”的人类学论述语言，以及相关的地理、文化、政治与经济框架，
进而证明游走在“主流论述与边缘论述”的边界之间，是多么有助于催生新的知识和文化理解形式。
—————
我一开始研究这群流动人口就发现，必须采取多重场域的民族志研究策略，才能捕捉迁移过程的各种因素。
这些年来，我在各州、各国和各大陆追着人跑。我在 2013 年造访厄瓜多尔十天，访谈了几十人，2013 年至 2014 年数次短暂停留纽约，还打了二十几通国内、国际和视频电话，但书里绝大多数的民族志、鉴识科学（第三章）和考古资料（第七章）都是在墨西哥边境的诺加莱斯和北部的阿尔塔（Altar），以及诺加莱斯和萨萨比（Sasabe）之间的图森区沙漠收集到的。
[5]
2009 年至 2013 年，我访谈了数百位正在迁移过程中的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七十五岁之间，
谈话地点包括公交车站、街角、餐厅、酒吧、人道主义收容所、墓园，还有其他边境穿越者出没的地方。访谈对象大多数是墨西哥人，但也有中美洲人。我和他们的互动通常是非结构式的访谈，因此我会视情况做笔记、使用数字录音笔，或两者都用。
有时我会给对话者看沙漠和其他迁移相关事物的照片，请他们发表看法。
此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观察图森的遣送作业，在边境巡逻队的陪同下参观政府设施，并实际踏上迁移者穿越沙漠的小径。
绝大多数访谈我都以西班牙语进行，然后译成英文，只保留部分用语以原文呈现，凸显说话风格。由于一般人讲话通常漫无边际，不时兜圈子，或因为故事复杂而讲得没有条理，有时我会略加编辑，在保证叙事流畅的前提下，去除冗赘的部分。
但我改动得很少，而且非常谨慎，尽可能忠于对话者的口吻与原意。为保护当事人，书里提到的人物一律使用化名，并更改部分个人资料，
只有死者和失踪者使用真名，因为他们的家人希望“真实”呈现他们的故事，以确保离去的人不被遗忘。
无证迁移计划研究范围及图森区边境巡逻队派出所。改绘自高基制作的地图
暴力是本书的首要主题：暴力如何在沙漠里被建构出来，从中得利者如何看待暴力的效益，受害者又如何体认其毁灭性。无证迁移者一方面深受美国经济的吸引，一方面又受到美国移民查缉措施的重击，一般可以称这样的遭遇为结构暴力。
这种暴力是间接的，因为它是联邦政策的后果，不是某个人的错。没有人为此负责。此外，这种暴力通常不是当场发生，往往被视为出于“自然”因素，以致很容易遭到州政府否认，被沙漠环境抹去痕迹。
本书对结构暴力的分析与切入的视角大小，会依据脉络、时机和分析目的而异，有时探讨联邦执法单位的论述和大型基础建设，有时则是赤裸披露政策承受者的切身感受。
这样做是为了近距离呈现暴力的面貌，避免“洗白”暴力，同时也是为了提供齐泽克所谓的“侧面瞥视”（sideways glance），好让我们用新的角度思考边境穿越和伴随而来习以为常的（routinized）痛苦与煎熬。
理论上，这样的做法得益于两个主要论点。首先，人以外的事物（如沙漠）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见第二章），因此应该将其视为边境巡逻队查缉策略的关键因素。其次，迁移者在沙漠的死亡方式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任人摆布，而为他们的
尸体作传
（postmortem biography）有助于我们洞察其影响触及另一个半球的创伤如何产生。
呈现暴力并不容易，我在撰写本书期间无时无刻不强烈感受到这一点。我时常在夜里为了书里描述是否太过血腥、太不顾及他人感受而担忧。不可否认，本书主要采取男性的视角。身为拉丁裔学者，我接触到的男性远多于女性，至少在墨西哥北方边境进行民族志研究时是如此。基于我会在书中陆续提到的各种原因，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成为访谈对象，以致我对边境穿越暴力这件事最熟悉的也是他们的看法。这表示我对女性遭受性暴力的认识大多来自男性目击者的陈述。
有学者估计，从墨西哥北部进入美国的女性无证迁移者有九成遭受过性侵，
也就是说，还有许多创伤经验不曾被说出口。
在非常偶然的状况下，我会瞥见女性遭受性侵留下的实体迹证，例如刚被遣返者的黑眼圈或手腕瘀青，也有五六回目睹女性迁移者全身僵直或处于极度受惊吓的状态，怎么安抚都无法恢复。但这些只是性侵留下外部痕迹的极少数例子。不论是什么造成了那些瘀青或创伤，我都因为道德、方法论和性别的限制而无从得知。
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将女性迁移者经历的性暴力放入书中。
虽然本书随处可见女性的踪影，但有时她们只透过男性而被看见。这点在本书第二部分《在路上》尤其明显。然而，我的用意并不是将女性变成“展示给男性注视与欣赏的图像”，
而只是想强调，由于被逮捕的边境穿越者绝大多数（2012 年为86.5%）
为十八岁到四十岁的男性，以致我最熟悉的是他们的观点。我在书里不少地方以男性视角为框架，主要是为了阐明在这个研究脉络下，男性视角非但不该被直接贬为父权或色情的，反而可以凸显女性边境穿越者的力量与经验，以及书中收录的叙事多大程度反映出男性“面对女性时的认同、同情与脆弱”。
我希望我的行文方式和书里呈现的各个视角最终能真实反映暴力又维持所有人的尊严，在两者间达成平衡。
最后，为了让我对暴力的文字叙述更丰满，我决定冒险在书中加入人在各种脆弱不安状态下的照片。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近十年来兴起的摄影民族志风潮的影响，
尤其是布尔古瓦（Philippe Bourgois）和舍恩伯格（Jeffrey Schonberg）合著的《自以为是的毒鬼》（
Righteous Dopefiend
）及霍夫曼（Danny Hoffman）的《战争机器》（
The War Machines
）。这两部作品以敏锐的手法将难以直视的影像和对暴力的犀利分析搭配在一起。
打从研究计划一开始我就知道，光凭文字无法捕捉到迁移者在过程中经历的暴力、苦痛和胜利的复杂性、情绪与真貌。唯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并且看见他们的脸，才能感受到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过去这几年有不少生活在美国的无证迁移者勇敢站出来，说出他们的故事。
你接下来会读到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他们也想被听见、被看到。因此，我在书里收录了边境穿越者在路程中拍摄的照片，还有触目惊心的伤者与死者照。或许，唯有将这一大群我们称为无证者的人还原为“人”，我们才能开始认真讨论如何解决美国千疮百孔的移民制度。
虽然书里有些照片是我本人或迁移者拍的，但绝大部分还是出自和我长期合作的好友韦尔斯之手。迈克尔·韦尔斯（大家总是叫他全名）从研究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和我一起走过沙漠、待在墨西哥的收容所、到纽约做访谈、去厄瓜多尔造访迁移者的家人，共同度过了无数时光。他虽然不是人类学家，但在我看来，他的摄影具有敏锐的民族志色彩，不仅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人性幽微，还记下了迁移者穿越的多重世界的纤小细节。我在书里将韦尔斯和其他人拍摄的照片搭配上人类学的镜头（如迁移者叙事、考古类型学和鉴识描述），只因为我深深相信，融合文字与照片的长期人类学研究“在分析上、政治上和审美上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本书许多影像中都出现了人脸。亲身经历被我收录于书中的人，绝大多数都知道并同意我这样做。无证迁移者希望你把他们当人看，希望你看到他们经历了什么，还有迁移的过程对他们生命造成的影响。我有一次问克里斯蒂安（你会在第九章见到他）要不要我把他的脸打马赛克，能不能将他弟媳的照片放进书里。他告诉我：“我要你放那些能真实呈现我们的照片。这样更好，大家才能看到发生了什么事。看到真实。这样大家就会相信正在发生的事，就会知道这是真的。很多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些事根本没发生。”或许，书里接下来的照片和文字能帮助那些人，那些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要多么走投无路才会踏进沙漠、而身旁亲友被这个过程夺去性命又是多么痛心的人，让他们离“真实”稍微近一点点。
[1] Pinche 可译为“该死”或更重的“去他妈的”。
[2] Pinche montón 大致可译为“他妈的大批”。
[3] Campesino 意思是“农人”或“乡巴佬”， la migra 是边境巡逻队的诨名。
[4] 若想阅读比较有实感的边境穿越故事，我推荐乌雷亚的小说《魔鬼公路》（2004）和弗格森（Kathryn Ferguson）等人合著的《与圣母同行》（ Crossing with the Virgin , 2010）。至于中美洲迁移者穿越墨西哥的故事，记者马丁内斯（Oscar Martínez）的《野兽》（ The Beast ）是非常出色的报道作品。
[5] 图森区涵盖 420 千米的美墨边界，面积大约 234400 平方千米，地理环境多样，包括山脉和谷地，其中部分属于联邦保护区（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科罗拉多国家森林）和州有土地。图森区又细分成八个分区（station）。我们的调查区域主要集中在诺加莱斯和图森两个分区。根据边境巡逻队的描述，诺加莱斯分区为“高地沙漠地形，从崎岖高山、绵延丘陵到深谷都有”，其中涵盖 48 千米的边界，总面积将近 4660 平方千米。图森分区“地形从旷谷到崎岖山脉都有，并且……有数种沙漠植被”，其中涵盖 38千米的边界，面积将近 9820 平方千米（GAO 2012∶54）。我们的调查区域以图森区西部，诺加莱斯和萨萨比两个边界口岸间的走廊地带为主，西起巴博基瓦里山脉丘陵区，这里也是托荷诺奥丹保留地的边界，北抵三点镇（Three Points），东至 19 号州际公路，并往北延伸到绿谷镇（Green Valley）的南缘。这个走廊地带面积约 2800 平方千米，我们的调查区域约 86.78 平方千米，跨越圣克鲁斯（Santa Cruz）和皮马县的交界。
因为研究面积辽阔，加上有些地段难以到达，无法进行大范围调查，所以我们决定根据地形、距离边界远近和询问迁移者之前从哪里穿越边境的结果，改为系统化的取样调查。虽然实际调查区域比走廊地带的总面积小得多，但我们使用的取样策略仍然足以记录到边境穿越过程的不同阶段、相关地点与对象，参见Gokee and De León 2014。我们的研究基地设在亚利桑那的阿里瓦卡（Arivaca）非建制小镇。之所以选择这个走廊地带，是因为那里是从阿尔塔、萨萨比和诺加莱斯出发的迁移者的主要穿越点，比较容易找出我们在墨西哥城镇收集到的民族志资料和在亚利桑那收集到的考古资料的相关性。
接下来几章，我会提到无证迁移计划调查区域的一些地理和环境特点。这些因素对于想在该区域活动的人很有吓阻作用。不过，这些描述大部分也适用于整个索诺拉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