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家小餐厅

福斯托在四十岁的时候远离城市的喧嚣，前往丰塔纳弗雷达，尝试寻找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他从小就熟悉那里的山。离开家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还是现在仍是妻子的女人造成的。同她分居后，福斯托在山上租了一间小屋，度过了九月、十月和十一月。他在山间小径漫步，在树林里捡拾柴火，在火炉前享受晚餐，品尝着自由的美妙，咀嚼着孤独的苦涩。他也写作，至少在努力尝试。秋天，他看到牛羊离开牧场，落叶松的针叶变黄后掉落，直至初雪到来。尽管福斯托最大限度减少开支，到了现在终于还是囊中羞涩。冬天让他的日子更加难过。他让人帮忙在米兰找工作，但这意味着他不得不下山，接上电话线，处理和妻子的那堆烦心事。一天晚上，就在准备妥协时，福斯托在丰塔纳弗雷达唯一的聚会场所喝了一杯红酒，无意间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柜台后的芭贝特十分理解福斯托，因为她也曾是城里人，至今还保留着城市的口音，身上带着某种优雅，但没有人在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管了这家餐厅。在丰塔纳弗雷达的淡季时节，这家餐厅的顾客只有泥瓦工和牧场主。

芭贝特称它为“芭贝特餐厅”。自那时起，人们就这么称呼，没有人记得这个餐厅曾经的名字。福斯托曾读过卡伦·布里克森的小说，这让他同芭贝特成为朋友，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小说中的芭贝特是一位革命者，巴黎公社失败后，来到挪威的一个穷乡僻壤当厨师。而眼前的这个芭贝特不提供海龟汤，而是倾向于照顾流浪的人，为如何生存下去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听了福斯托的困境后，芭贝特问道：“你会做饭吗？”

所以到了圣诞节，福斯托仍然待在丰塔纳弗雷达，在芭贝特餐厅厨房的油烟中清理着锅碗瓢盆。丰塔纳弗雷达有一个滑雪场，每年夏天都有人说要关闭它，而到了冬天它总会以某种方式重新开放。人们在岔路口放上标示牌，往草地上撒些人造雪，吸引前来滑雪的家庭。一年中有三个月，丰塔纳弗雷达的山里人会变成缆车司机、造雪师、压雪师和救援人员，福斯托也成了这次集体变身中的一员。餐厅里的另一位女厨师经验丰富，几天的时间里就教会福斯托：把几公斤的香肠脱脂，停止用冷水煮意大利面，延长油在油锅里的时间，玉米粥搅动几个小时简直是浪费时间，不如用小火任其煮熟更加方便。

福斯托喜欢待在厨房里，现在有一些东西开始引起他的注意。厨房有一扇小窗户，透过这扇窗户，他把餐厅的盘子递出去，还能看到新来的女服务员西尔维娅在餐桌旁点菜和上菜。不知道芭贝特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姑娘。西尔维娅可不像是大山里的女孩：她年轻、开朗，有种四海为家的气质。看到她端着玉米粥和香肠就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时空，正如此时的她好像一朵不合时令的花、人们口中归林的狼。在圣诞节和主显节期间，他们马不停蹄地工作，一周七天，一天十二个小时。他们互相表达爱意：她为他在软木黑板上挂上小卡片，他在食物准备好后为她按铃。

他们彼此开着玩笑。“主厨的两道白酱意大利面。”她说。“菜单上没有这道主食。”他回答。餐盘和滑雪者来来往往，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当福斯托拿起锅时才意识到外面已经天黑了。他停下来，脑海中浮现出高山的影子。他想知道此刻的山上，在树林之外，朝阳的那片高地上是否在刮风或在下雪，那里的光线如何，湖泊看起来是像冰块，还是像柔软的白雪地。在海拔一千八百米的地方，冬天的开始是很奇怪的：晚上会下雨、下雪，到了早上，雨水会融化前一天夜晚的冰雪。

在假期结束后的一个晚上，地板刚清洗完，盘子被擦干整齐地叠放在柜子中，福斯托解下厨师的围裙，准备去喝一杯。那时的吧台，安静而又祥和。芭贝特放了点音乐，在柜台上留下一瓶格拉巴酒。压雪机师傅在滑雪道上一圈圈地工作后下来寻找慰藉。他们开着履带式压雪机，上上下下，工作很长时间，将滑雪者造生的坑洞和颠簸填平，把底下被压住的积雪挖起来，在冰冷处碾碎，让这些积雪重新变成颗粒状。西尔维娅的小房间在厨房正上方。十一点左右，福斯托在吧台看到她从楼上下来，头上裹着毛巾。她拖出一把椅子，在炉子旁一边取暖，一边翻看书本。福斯托突然意识到她可能刚洗完澡。

与此同时，福斯托正听着那个同圣人桑托索和酒厂桑托索同名的压雪机师傅侃侃而谈。桑托索正在告诉他关于捕猎野鸡和下雪的事情。他还谈到了那年迟到的雪、那些保护动物洞穴免遭霜冻的珍贵的雪、没有雪的冬天会给黑琴鸡和松鸡带来的问题等等。不知何时，西尔维娅已经取下了头上的毛巾，她靠近火炉，用手指轻轻梳理着头发。

西尔维娅的头发是黑色的，又长又直，就好像亚洲女人的一样。她用一种自在惬意的方式梳理着它们。当察觉到福斯托正看着自己时，西尔维娅才把注意力从书中挪开，冲着他笑，而她的手指仍然停留在黑发之间。格拉巴酒在福斯托的喉咙中燃烧起来，就好像男孩第一次喝酒。没过多久，压雪机师傅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芭贝特同福斯托和西尔维娅道别，提醒他们两个明天早些烤好羊角面包，然后收拾好垃圾回家。她很高兴把钥匙、烈酒、音乐留在小餐厅，她也很开心餐厅培养起了友情，这样即使她不在了，这也会是“挪威”冰雪世界里的“巴黎小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