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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瘦削、精干，身高五英尺八英寸
，额头饱满，头发浓黑。他工作时戴着眼镜，偶尔抬起头时，眼镜会滑落到鼻梁上。他的穿着从不追逐时尚。看看他的那些帽子吧！他尤其喜欢戴黑色或棕色的宽边毛毡帽。当他把一顶这样的帽子扣在头上时，就增添了一丝机灵俏皮之感。戴得时间长了，帽子自然会变得老旧寒酸，但若我建议他买顶新的，他只会看看帽子，然后回答：“这顶帽子有什么问题吗？”我把磨破了的帽沿指给他看。“哦，就这呀。别碰它，我就喜欢这样！”
他从读大学的时候就烟不离手，后来又开始抽烟斗。他自童年起便培养了对于运动持续终生的爱好，最爱的几项运动包括游泳、网球、滑冰和棒球。
他是个天生的好学生。高中毕业后，全家人决定将家中微薄的收入用于他的进一步深造。他选择学医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入学。但当他完成本科课程后，医学院只上了不到一年，就接到家中噩耗：他的哥哥哈利染上了肺结核，要移居到亚利桑那治疗。家里不得不将所有积蓄用于支付医疗开支。在这种情况下，萨克斯别无选择，要么辍学，要么缩短学程。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基础的医学知识，所以他做出了转学宾大牙科的决定。
早在初入大学之时，萨克斯就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去纽约度周末。他会去找他的姐姐斯苔拉和姐夫爱德华·巴兰坦（大家更喜欢叫他泰迪），一位颇有天赋的画家、雕刻家和演员。他们住在宁静宜人的格林尼治村，距离喧嚣的纽约闹市仅仅几个街区。此处低廉的租金颇有吸引力，因此吸引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相对隔绝的地方。
某个周末，萨克斯见到了约翰（杰克）·里德
，斗志昂扬的青年反叛者和斗士。里德出身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高级军官家庭，进入哈佛大学后，很快便因其特立独行的观点、对规则和传统的蔑视，以及炙烈如火的性格成了知名人物。来到纽约（大概是1913年）之后，里德的记者才华在《纽约环球报》和《大都会杂志》找到了出口。他在城市中漫步，采集关于少数族裔群体和社会歧视的信息和事实。他特别关注“异乡人”的困境。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家一个街区之内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冒险；一英里
之内就是每一个国家。”
里德的名字跟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联系在一起。他关于罢工和其后续冲突的报道为他赢得了相当多的关注。大约在此时，尤金·奥尼尔遇到了杰克·里德，并被后者身上炽热的理想主义深深打动。后来，里德的奉献精神使他越过了现实的边界：1917年革命之后，他到苏联任通讯记者并长期居留该地，为自己的信仰饱受折磨，最终幻灭。不过，他将自己的疑虑掩藏了起来，不让它们破坏他写作《震撼世界的十天》（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的热情。
萨克斯是通过杰克·里德结识尤金·奥尼尔的。他们的会面很短暂，但是1916年的夏天，在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温斯敦，萨克斯得以跟奥尼尔共处了较长时间。当时，金
正在创作“航海系列”（Glencairn cycle）的那些独幕剧。在那个夏天，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东航加迪夫》（
Bound East for Cardiff
）在普罗温斯敦的一座破破烂烂的小剧院里上映了，这里后来成了码头剧院。
金发现萨克斯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他们花很长时间讨论彼此阅读的书，比如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都是厚重的读物，偶尔穿插一些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
当时，施蒂纳最雄辩的捍卫者是特里·卡林（Terry Carlin）。特里以彻头彻尾的反叛者姿态从芝加哥来到纽约。在纽约的几乎每一个晚上，他都出现在第六大道和第四街交会处的“地狱之洞”（Hell Hole）沙龙，在那里宣扬他摒弃任何形式的规范。希波利特·哈维尔（Hippolyte Havel）是他的听众之一，这是一位真正的波希米亚，他对资产阶级的精彩抨击为卡林离题的独白提供了鼓励。
金把他唯一一则短篇小说《明天》（ Tomorrow ）中的人物和事件置于这样的背景下，这则短篇小说发表在《七艺》（ The Seven Arts ）杂志上。同样的场景和主题后来被发展成《送冰的人来了》（ The Iceman Cometh ），特里·卡林是剧中“白痴哲学家”拉里·斯莱德（Larry Slade）的原型。《送冰的人来了》的写作计划于1930年代后期在奥尼尔脑中成形，那时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结束正式的学校教育之后，萨克斯开始在纽约的罗切斯特做牙医。诊所的业务蒸蒸日上，他变得十分繁忙，但并没有因此中断与文学圈朋友们的联系。在这段时期，他只能挤出周末的时间去曼哈顿拜访自己崇拜的作家。不过，哪怕是在当时，他大多数时间也是跟尤金·奥尼尔一起度过的。金已经跟艾格尼丝结婚，萨克斯曾到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温斯敦、康涅狄格州的里奇菲尔德和百慕大拜访他们。关于一次在百慕大的逗留，萨克斯写道：
应金·奥尼尔之邀，我于1926年4月前往他位于百慕大哈密尔顿的家中拜访。他住在一座18世纪的大宅中，四周有广阔的空地。
我在那里的两周中，经常和金一起讨论他正在创作的作品，正如我们之前在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温斯敦和康涅狄格州的里奇菲尔德所做的那样。这次，金已经开始了《奇异的插曲》（ Strange Interlude ）的基础工作。上午，他不受干扰地写作；下午，我们一起游泳和骑车；晚上则用来长距离地散步。
那时，西奥多·德莱塞
的《美国悲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获得了广泛的讨论。我还记得某次散步时我们谈起那本书，金第一次提到了他的新剧本，后来被取名为《奇异的插曲》。他说，德莱塞为一个不同寻常的男人写作了一部小说，而他将用戏剧的形式书写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他在笔记本中详细地列出了新剧的提纲，里面标明他将利用在前一部剧《大神布朗》（
The Great God Brown
）中用过的面具手段，并将使用旁白来表现剧中人物内心活动和口述言辞的双重性。
在我拜访期间，他正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他给我看了笔记本上的几幅舞台设计草图。奥尼尔每一部剧作的手稿都有这样的草图，它们可以帮助他定位角色们在舞台上的位置。我同样也想起我们曾讨论过这部剧突破性的长度。
萨克斯离开百慕大之前，金告诉他自己打算买下当时居住的名为“斯皮特黑德”的老宅。回到纽约后，萨克斯立刻联系了产权人。
金当时并不知道，不到两年，他就会离开百慕大。买下“斯皮特黑德”的时候，他和艾格尼丝热情满满地筹划着翻新大宅的内饰和外墙。那一年大多数时间，他们都住在那里。
金稳步推进着《奇异的插曲》的写作，与此同时，他希望戏剧公会（the Theatre Guild）能够演出这部剧。之前《财主马可》（ Marco Millions ）和《拉撒路笑了》（ Lazarus Laughed ）迟迟未能找到制作方，这让他感到挫败和沮丧。1926年秋冬，金在纽约住了一段时间，为这几部剧奔走。得到戏剧公会同意制作《奇异的插曲》的许诺后，金心情愉快地回到百慕大，立刻着手为这部剧上舞台做准备。他觉得环境的改变对艾格尼丝和孩子们以及他自己都有好处，于是租下了缅因州贝尔格莱德湖边的一座消夏木屋。这次搬家是一次关键性的变动。
1917年，金与年轻的寡妇艾格尼丝·博尔顿相遇，后者在格林尼治村追求她的写作事业。艾格尼丝并非新手，从17岁开始，她便创作了多个故事并将它们卖给了几家杂志。
初遇艾格尼丝，金便被她吸引。她的面部轮廓优美，衬托得她灰蓝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更加动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并克服重重阻碍之后，他们于1918年结婚了，度过了一段幸福而平静的日子，两个人经济富裕，生活丰富多彩。那是金的第二次婚姻。金和艾格尼丝生了两个孩子：欧娜·奥尼尔·卓别林和沙恩·鲁德雷·奥尼尔。不过，两人之间的分歧慢慢累积并最终破坏了他们的婚姻。缅因州的那个夏天过后，他们分开了。
从那之后，似乎复仇女神开始介入并下定决心要操纵金的命运。
在缅因州的贝尔格莱德湖，金遇上了卡洛塔·蒙特雷（Carlotta Monterey）。1922年4月《毛猿》（ The Hairy Ape ）演出时，卡洛塔饰演米尔德里德·道格拉斯一角。四年过去了，她已结束跟第三任丈夫的婚姻。她美得颇具异域风情，黑眸明亮，乌发向后梳紧，高昂着头，有高傲凛然之感。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她的父亲是克里斯蒂安·尼尔森·塔辛，一个定居在加利福尼亚的丹麦人。她本名黑泽尔·尼尔森·塔辛，十三岁时被家人送到一所天主教学校圣格特鲁德读书。她的同学们很快就发现，她有罔顾事实和真相、把任何日常场景戏剧化的习惯。长大后接受戏剧训练时，她改名为卡洛塔，并将姓氏改为蒙特雷。蒙特雷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座城市，毗邻蒙特雷湾。
贝尔格莱德湖边的夏天过后，奥尼尔一家返回百慕大。艾格尼丝明白了，金对卡洛塔并非一时兴趣。
1928年1月27日，就在《奇异的插曲》首演前夕，萨克斯收到了一封电报：“《插曲》首演下周六而非下周日，诚邀观看。届时见。金。”
演出结束后，萨克斯去见了金。金告诉他，卡洛塔已经计划好了他们的出逃。1928年2月10日，金与卡洛塔坐船去了欧洲。
我是通过巴兰坦夫妇认识萨克斯的，我与他们算是相识。当时，萨克斯还在医学院读书，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怀揣成为钢琴家的梦想），这一点让我非常崇拜。在那次简短的谈话中，我问他是否看过手术。“哦，是的。”他轻声答了一声。我又鼓起勇气问：“你可以带我去看手术吗？”这个要求肯定让他很困扰，但他还是答应了。第二天，我们在罗斯福医院碰了面。
那天的大多数见闻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坐在一间小阶梯教室的最上排，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学生。灯光暗了下来，一位已被麻醉的病人被推向了教室中央。手术医生和他的助手进来后，一盏巨大的灯降下，灯光打在病人身上。手术进行的过程中，医生不停地解说着，可他说的话，我当时听不懂，现在仍然如此。我一定是满脸疑惑地看向了萨克斯，因为他对我小声解释道：“病人的肩胛骨严重骨折。”
离开教室时，我们基本上没说一句话。简短地告别之后，我们分道扬镳：萨克斯回他的医学院，我继续去学我的音乐。
七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我们重逢了。那时，萨克斯已经以作家的身份首次亮相。出于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兴趣，他和一位同在罗切斯特的朋友劳埃德·林·科莱曼合著了一部《简明心理学》（ Psychology：A Simpli☏cation ），由博尼和利夫莱特出版公司于1927年出版。
萨克斯来纽约的时候，我们会共进晚餐或一起去剧院。和他聊天总是很愉快。回忆起当年在手术室的经历，我们开怀大笑。待他回到罗切斯特，我们便会频繁通信。
圣诞节，萨克斯来看我。琴房外的院子里，一支德国铜管乐队正在排演圣诞欢歌。音乐家们吹奏着“哦圣诞树，哦圣诞树”，有几个高音吹破了。就在这时，萨克斯向我求婚了。他还告诉我，他早就想放弃牙科诊所，走入写作的世界。按照我们的计划，萨克斯要行医到5月初，而在那之前，我要继续教课和演奏。我们要攒够能够在国外生活一年的钱。1927年12月24日，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谈不上任何排场。我不由得想，要是我亲爱的妈妈还活着，对我们的婚礼一定另有打算。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6月，我们动身前往英格兰。萨克斯很高兴能够不再当牙医，但他始终跟一位病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那就是尤金·奥尼尔。我们在英国待的时间虽然不长，行程却很丰富。我们去了湖区，那里是萨克斯热爱的诗人们生活过的地方，还进行了几次远足。随后，我们搬到巴黎，在法尔吉埃街找了一套小小的阁楼公寓住下。那里有一个充当起居室、餐厅和厨房的大房间，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一间阳台卧室。
我们在巴黎住了不到两周，金就来信请萨克斯到盖塔里与他会合。原来，金当时正在创作一部名为《发电机》（ Dynamo ）的新剧，希望萨克斯前去助他一臂之力，并帮他处理巴黎的一些复杂事务。萨克斯从盖塔里给我写信：“你可以帮我打听一下租一台大型安德伍德打字机要多少钱吗？不必有法文键盘。帮我问问三个月的租金要多少。以目前需要做的事情来看，我的便携式打字机不够用。”很快，在随后到来的另一封信里，萨克斯提到了金正在写的另一部剧：“现在是凌晨一点，我一直在读这部新剧。尽管还只是初稿，却能看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标示着金永不枯竭的灵感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等着瞧吧，记住我的预言——它将引起巨大的轰动，超过以往的任何作品。若非如此，我将不再发表预言。”那部新剧就是《悲悼》（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
与此同时，我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来信。他听说我结婚了，建议我们搬到他巴黎的寓所去住。莱昂·戈登（Leon Gordon）是一位成功的商业艺术家，因其创作的巨幅广告牌而举国闻名：倾斜的麦斯威尔咖啡杯，“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佩戴着艾德假领的年轻人衣冠楚楚；身穿HSM定制西装的商业领袖。
莱昂在巴黎有一套现代风格的复式公寓，里面装饰着他从旅行中搜集到的各种漂亮物件。我去看了那套房子，它位于舍尔街中段，确实非常棒。与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小“作坊”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奢侈的改变。萨克斯从法国南部回来不久，我们就决定搬家。我们找到并租下了一架小型贝希斯坦三角钢琴，我很快便制订了每天的练习计划。萨克斯开始稳步推进金的手稿整理工作。
一天，萨克斯正要乘坐电梯回家，另一位乘客走进了电梯间。到达我们所住的楼层后，那个人问道：“您能告诉我谁在您这一层弹奏钢琴吗？”萨克斯吃了一惊，说：“我想，您说的是我太太。希望她没有打扰到您。”“哦，不，不，不！恰恰相反，务必请她继续弹奏！她的音乐给我的工作带来了灵感。”
接着，那位乘客作了自我介绍。他叫迈伦·纳丁（Myron Nutting），一位美国画家，他的画室兼居所就在我们楼上。很快，我们就和纳丁夫妇互相拜访。在我们的交往中，纳丁先生为萨克斯画了一幅肖像。他也在我弹琴时画了一张素描，后来又绘制成画。
某次拜访中，纳丁先生向我们展示了詹姆斯·乔伊斯的画像。我们这才知道，纳丁夫妇和乔伊斯一家是密友。一天下午，纳丁夫妇说乔伊斯夫妇要来喝茶，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当然！我们为此激动不已。
我们到达时，乔伊斯先生已经入座了。他起身欢迎我们，我注意到他非常瘦也非常高，戴着一副厚厚的深色眼镜。他的双手苍白修长，向我们伸出手时，他几乎是在微笑了，但又飞快地收回笑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他吐字清晰而准确，跟通常听到的英语不一样。
乔伊斯先生、迈伦·纳丁和萨克斯坐在一处，我则和乔伊斯太太聊天。她让我着迷。她有一头鬈曲的红棕色头发和红发人常有的漂亮的白皙肤色。她身穿一条款式简单、几乎垂到脚踝的深棕色长裙，腰间系着一根绳索式样的腰带。一位客人对她说道：“诺拉，大家都在讨论《尤利西斯》。禁令肯定很快就会解除，到处都能看到吉姆的书。你一定非常以他为傲。”乔伊斯太太盯着说话人看了一会儿，然后以她那浓郁的爱尔兰口音愉快地说：“的确，我以吉姆为傲。他是个好人，一个非常好的人，不过他思想肮脏。”
萨克斯很快就找到了西尔维娅·毕奇
的莎士比亚书店。书店的位置在奥戴翁路，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萨克斯，因为那里是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
、舍伍德·安德森、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其他一些作家的聚会地。也是在那里，萨克斯与年轻的诗人哈特·克兰
重逢。早在纽约之时，他们便通过萨克斯的姐姐斯苔拉结识。萨克斯邀请哈特到我们的住处共进午餐。我们原本有机会跟他有更多的交往，可惜他很快便返回美国。最终，我们听到了他自杀的惊人消息。
我们的公寓很快便高朋满座。M.埃莉诺·菲茨杰拉德（尤金·奥尼尔的守护天使，总是被他叫作菲琪）带来了玛格丽特·安德森。这位在《小评论》（ The Little Review ）的出版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女士总是充满活力，她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出版不懈奔走。我们家的客人有来自美国的，也有来自英国的，有些人一住就是几周。
《发电机》手稿已被仔细通读并完成了打字。金写信给萨克斯：“请再帮我一个忙。可以帮我把书稿寄给梅登（尤金的经纪人）吗？”还有两份书稿寄给了戏剧公会。
金此时精神状态紧绷。他和妻子艾格尼丝长期分居，婚姻问题仍未解决，而且似乎短期内无法解决。他想与卡洛塔远走高飞，最好是去远东，以此逃避他的律师和艾格尼丝的律师之间不断的法律协商带来的压力，尤其还有那些窥探他私生活的记者。
终于，他们踏上了盼望已久的旅途。1928年10月7日，我们收到了从船上寄来的一封信。卡洛塔写道：“船起航后，我到金的舱房去帮他收拾东西，就在那时、那里，我们看到了戏剧公会的电报，说他们接受了《发电机》——全盘接受，并祝金‘旅途愉快’。我担心了那么久，快要不行了（原文如此）；我像个傻瓜似的哭了，我觉得自己简直要死了！不过这是一个神圣的送别时刻。”
我们从西贡、新加坡、法属北非、摩洛哥陆续收到金和卡洛塔的消息，接下来是一段令人担心的沉寂。11月初，卡洛塔从香港寄来明信片，上面写道：“若你们喜欢喧嚣和吵闹，请来这里。我们打算去横滨，此处的热带气候对我和金都不好。周五在上海待了三天——很高兴我们来了，但最适宜居住的地方还是欧洲。”
新年过后不久，卡洛塔来信了：“已回欧洲，尽管身体抱恙，记者恼人，此行经历仍丰富奇妙。我们住进艾勒角一座漂亮的别墅里。”信的结尾处，卡洛塔写道：“希望不久之后能够相见，在此处或在巴黎。”
那个冬天异常寒冷，法国人民饱受其苦。从家乡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危机。欧洲各国也被同样的忧心所扰。我们听到巴黎的美国人说：“也许我们最好回家。”我同样也开始担心，但只能尽力掩饰焦虑。
我们真的去了艾勒角与金和卡洛塔相聚。那是怎样的一座别墅啊！当金和萨克斯在漂亮的花园里漫步时，卡洛塔带我参观他们的住处。她的衣橱里挂满美极了的服装、织物和远东之旅中搜集的珠宝。她告诉我，她不用去巴黎置装。波烈（Poiret）和梅因布彻（Mainbocher）
都有根据她的身形制作的模型，伦敦的一家鞋店有她的脚模。她要做的只是挑好材料和款式，做好的衣服和鞋子就会寄给她。
她带我瞥见了一个我从未见识过的世界，我不得不承认，那个世界让我一时间产生了渴望。不过，我更关心的是我和萨克斯回去以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已经跟莱昂·戈登通过信，告诉他我们打算6月初返回美国。在回信中，莱昂请我们把那套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寄到他美国的地址。他同样也感受到了即将扼住美国和全世界的那场大萧条的第一丝凉意。
萨克斯竟然选了这样一个时间来当编辑！等我们回到巴黎的寓所后，收到了金的一封信。
嗨，我一直在考虑待你回上帝之国（？）后请你帮哪些忙，但一时没有想清楚——除了给你一些提示，教你如何向那群万分挂念我的家庭未来和艺术灵魂的朋友交代我的近况。当然了，除了我一切都好这样的套话，你还可以直接告诉他们实话——我一切都好，且毫无悔意。你可以透露我旅居国外的打算，但不要说我具体住在哪里。你可以说我还没打定主意，但很有可能是法国。关于我的大雷诺，别说一个字——就说是辆不起眼的小车吧。至于这个夏天，我和C正计划着蜜月旅行——很可能是去希腊——你就只知道这么多了。告诉他们，我正在写一部新剧——不是三部曲中的一部——你知道构想，但我对细节守口如瓶。再补充几句，尽管我可能在下个演出季之前完成它，但不一定会在那时演出，因为我已打定主意对未来的作品多加打磨。至于剩下的，请从那晚我们关于我未来生活和工作之改变的谈话中任意取材。就说《发电机》的失败让我心灰意冷——从远东回来后，我重读了那部剧，感到不甚满意并决定在出版时加入之前构想的两个新的场景。特别强调我精神状态的变化——比如我新近找到的内心平静，等等。说得很多很乱，怎么整理就靠你了，萨克斯。
接下来是一张名单，剧作家想向名单上的那些人或是致以问候，或是发泄牢骚，或是提出要求。与此同时，金给他的出版人贺拉斯·利夫莱特写了一封信，推荐萨克斯·康明斯去他那里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