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到默顿学院的门口报到时，天光尚存，带着英国夏日那种舒朗而宁静的特质。等待塞尔登来找我的当儿，我上到主院的方形大草坪走了走，再一次被院内花园的神秘攫住了心魄。这里面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墙壁高度的比例，或者屋顶所展现的清晰感（是视觉效果吗？或者只是因为它们静止不动？）——奇迹般地把天空拉近了，就好像这柏拉图式的方形向上裁出一张天空的薄片，几乎触手可及。在草坪上走着走着，我看到几丛虞美人：亮眼的对称。斜阳洒在石廊上，照亮了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石头，光的夹角让人想起古代文明的日晷，以及远在人类之上的时间以毫米计的转动。就在这时，塞尔登出现在一个角落，带着我沿另一条走廊来到了研究员的花园。一路上，我们看见好几位教授从反方向匆匆而过，穿着死气沉沉的黑色长袍，活像一群乌鸦。

“学院里的所有人现在都在餐厅里忙着吃晚饭，”塞尔登说，“我们可以安心地在花园里说话。”

他给我指了指走廊角上一张偏远的桌子。一个年迈的老人正看向我们，他小心地把雪茄搁在桌子上，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拄着拐杖缓慢地半抬起身来。

“这是理查德·拉尼拉爵士，”塞尔登悄悄地对我说，“他曾担任英国国防部副部长多年，自从退休后就成了我们兄弟会的主席。他还是这里著名的间谍小说作家。对了，你现在听到的内容都得严格保密，具体就不用多说了吧。”

我点了点头。我们又走了几步来到桌边。我握到的那只手看上去老朽，其实出奇地有力。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我们互相客气了几句。即便在皱纹之下，顶着乌龟似的眼皮，拉尼拉还是显得十分有生气，目光清冷而锐利。在听塞尔登介绍我时，他微微点头，一边审慎地微笑着，一边不停地观察我，似乎更希望由他自己来确认，此刻不急于下判断。曾是国防部二把手这件事并没有让他的形象变得矮小，恰恰相反，反而变得高大了。看过那么多约翰·勒卡雷的小说，就知道在情报领域，就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老二才是真正的老大。我们面前的桌上摆着三个杯子和一瓶威士忌，威士忌显然已经被拉尼拉消耗大半。塞尔登往自己和我的杯子里也倒上了一点，好与对方的齐平。待一轮客气话说完，拉尼拉拿起他的雪茄，长长地吸了一口。

“阿瑟告诉你了吧，这事挺为难的，”他和塞尔登交换了一个眼神，似乎任务艰难，需要寻求他的协助，“但不管怎样，我俩一起跟你讲吧。可是从哪儿讲起呢？”

塞尔登说：“国王的建议：‘从头开始，一直讲到结尾，然后停止。’ ”

“但从头开始也许不够，还得再往前倒呢，”拉尼拉边说边靠到椅背上，一副要考考我的样子，“你对刘易斯·卡罗尔的日记了解多少？”

“我都不知道有这样东西，”我答道，“事实上，我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

我有种被问倒了的感觉，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的考场：我只在很小的时候稀里糊涂地看过《爱丽丝漫游奇境》和《猎鲨记》的西班牙文译本，翻译得不太好。虽然我也去过基督教堂学院，顺道在大餐厅里看到过卡罗尔的肖像——他一度在那儿教授数学和讲经课——可我从来没有费心去追寻他的足迹。不仅如此，我当时对作品背后的作家抱持着一种自发的冷漠，比起作家本人，我更愿意去关注他们虚构的作品。当然，我面前是刘易斯·卡罗尔兄弟会的两位成员，后面这句话不管怎么说，听上去都会带有蔑视意味。

“日记是存在的，”拉尼拉说，“而且是以最令人不安的形式存在的——它们不全。卡罗尔一生写过十三本日记，他的侄子斯图尔特·道奇森，同时也是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大概是唯一有幸看全了的人。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在一八九八年的那第一部传记里引用了这所有的十三本日记的内容。后来，这些日记被丢在家里，历经三十年的沉寂，直到卡罗尔的百年诞辰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他的兴趣，他的亲戚们决定把所有散落的文件都翻出来并归拢到一起。这时他们才想到要找到那些日记，却发现其中有四本不见了。是由于粗心大意，还是在搬家时遗失了？又或者只是因为散漫？还是在这三十年里，有哪个人，比如卡罗尔的哪个亲戚，过于热衷地维护他的声誉，逐一翻阅完所有日记，自己进行了审查，从而毁掉了那四本，因为其中含有过分危及他形象的内容？我们无从知道。所幸几本重要的日记都还在，它们涵盖了他和爱丽丝·利德尔相识，以及创作《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时期。可一旦学者们开始仔细翻阅那几本日记，就发现了一个让人无法平静的细节、一个不确定的粒子，足以引发各种猜测和假设。在一八六三年的日记中，有几页缺失了，特别是有一页明显是被撕掉的，对应的是卡罗尔与爱丽丝父母关系中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

“微妙……指哪个角度呢？”我忍不住打断了他。

“要我说，是再微妙不过了。”拉尼拉爵士又抽了口烟，他换了种语气，像是准备好要挺进雷区了，“《爱丽丝》那本书背后的故事，你想必听说过一些吧？至少应该记得这点：一八六三年夏天，卡罗尔刚过三十，住在基督教堂学院的单身寝室里，一边给学生们教授数学，一边纠结要不要最终接受教职。八年前，学院的新任院长亨利·利德尔带着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来到牛津：哈利、艾娜、爱丽丝和伊迪丝。卡罗尔常常会在图书馆的花园里遇见他们。他第一次见到爱丽丝时，她还不到三岁。最先和卡罗尔交上朋友的是大儿子哈利，卡罗尔还应院长的请求，给哈利辅导数学。后来，卡罗尔开始在日记中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利德尔家的大女儿艾娜——和她的相会、散步，其间总有家庭教师普里克特小姐陪在左右。看来普里克特小姐是个没什么吸引力的女人，因为他经常和女孩们一起暗地里嘲讽她。又过了几年，爱丽丝渐渐长大，她也开始参与卡罗尔发明的游戏和唱歌活动，夏日里也会一起到河边远足，当然普里克特小姐也是必须在场，这一点他在日记中记录得一清二楚。当时卡罗尔已经喜欢上摄影，买了几台机器，常常给女孩们拍照。她们会摆出各种姿势，换上各种装扮，有时还半裸，比如那张最著名的爱丽丝扮乞丐的照片。可能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很奇怪：也许是牛津大学讲师和教士的双重身份给他罩上了一层令人尊敬的光环？又或者人们觉得他只是一个古怪但无害的人？再或者只是那个年代的人更容易信任别人，想法比较单纯？反正到头来，院长和他的妻子都没有反对这些游戏和远足。卡罗尔只需给他们留一张便条，就可以把女孩们带去河边玩一整个下午。一年前的某次远足中，他给女孩们讲了爱丽丝掉进地底的故事，而现实中的爱丽丝·利德尔叫他发誓，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书献给她。卡罗尔拖了六个月才开始动笔，到一八六三年的那个夏天，他还没有写完。但毫无疑问，他与利德尔一家的关系仍然很好。然后就到了这一年的六月二十四日。那天早上，爱丽丝和伊迪丝来到卡罗尔的房间，把他拖起来去纳尼汉姆游玩，同去的还有院长、利德尔夫人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行十人，卡罗尔一一写出了名字。反常的是，家庭教师普里克特小姐不在其中，可能是因为女孩们的父母都去了。他们租了条大船，轮流划到河对岸，在树下喝下午茶，等到天色将晚，其他人坐马车回家，卡罗尔独自带着三个女孩去搭乘火车。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女孩们独处的时刻，并在括号里写道：‘mirabile dictu！’ 。这个短语，他一般用来形容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一次快乐的远行，一个极其快乐的结尾。’‘极其’一词被他自己加粗了。”讲到这里，拉尼拉停顿了一下，可能也是想把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加加粗。

“当时那些女孩都几岁？”我问道。

“问到点子上了，但在那个时代，年龄恐怕是很不一样的。哈特利说过，‘过去犹如异邦’，在风俗习惯上也是如此。我只需提醒你一点就够了，这也是很矛盾的一点：当时女性十二岁就可以合法结婚；但是，从其他各方面来说，她们都显得比今天的女孩幼稚。卡罗尔自己就多次使用‘童妻’这个词来指代当时一些人尚处在青春期的妻子。那会儿艾娜十四岁，照片上看起来已经很高挑和漂亮，盛开中的花季少女。她是卡罗尔的第一个女性朋友，她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日记里，而那个夏天是她最后一个可以在没有女监护人的陪同下外出的夏天。爱丽丝则十一岁，她是从前一年开始成为卡罗尔的最爱的。有好几个见证了那个时期的人都一致提到了卡罗尔对爱丽丝的偏爱，尽管奇怪的是，日记里几乎没有任何清晰的痕迹可以证明这一点。她当时快十二岁了，卡罗尔的小朋友们一旦到了十二岁，他就会失去或者更换她们。那会儿伊迪丝九岁。”拉尼拉看着我们，像在等我们提问，随后他又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决定继续说下去，“那天卡罗尔回到家，就安安心心地睡着了，第二天他又申请叫女孩们出去。但这次，利德尔夫人把他叫到家里，然后就发生了那场著名的断绝关系的谈话，她要求他远离她的家人。他们在出游时或者在火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是利德尔夫人从卡罗尔对她女儿们的举止中察觉到了什么？还是女儿们回到家后说了什么？对此卡罗尔多少应该写到吧，无疑就在那张被撕掉的纸上。然后理所当然地，卡罗尔与这家人的关系就冷淡下来，互相疏远了几个月。此后他再一次尝试申请跟女孩们见面，也被利德尔夫人断然拒绝了。甚至最后他终于写完了这本书，也没能亲手交给爱丽丝，而是无奈通过邮局寄了过去。但说来也怪，他和这家人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邀请他来家里了，尽管他们让他与女孩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此后，卡罗尔与利德尔夫人相处得都很不错，他还给女孩们寄书，直到她们成年以后很久。在爱丽丝十八岁时，他甚至还给她拍过一次照。”

“这就说明，不管他做了什么，应该都不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说，“要么就是完全没有证据。”

“这实际上就是那个唯一的问题了：卡罗尔在火车上真的做了什么吗？换句话说，他到底有没有突破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显然他一辈子都恪守着这一规矩，结果却在那趟火车上越轨了，有了身体上的接触？也许女孩们一回到家就说了，口吻天真，而她们的母亲一下子就警觉了。或者，只是这位母亲在出游过程中自己隐隐觉察到危险，看见他跟女儿们过度亲密了？又或者，是卡罗尔独自跟女孩们待在一起时，一起出游的哪个大人提醒了她？再或者，正如有些人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因？比如我们兄弟会一位杰出的成员，桑顿·里维斯，不久前就出版了一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卡罗尔的传记。谈到这个黑洞时刻，他推测也许是在与利德尔夫人谈话时，卡罗尔提出想跟爱丽丝成婚，这才引起对方的警觉，从而改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他。”

“维多利亚时代田园诗般的小罐子里响起了性的雷声。”塞尔登说。

“确实，”拉尼拉表示赞同，“这真的是一场电闪雷鸣的风暴，就悬在卡罗尔的头顶，也是我们兄弟会内部的地下斗争，其主要的标的。”

“斗争吗……具体有哪些阵营呢？”我问道。拉尼拉像是琢磨了下我的问题，感觉自己措辞有点过头，不如换一个温和的说法。

“就说是一场辩论吧，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是想确定他爱女孩的方式到底有没有罪。卡罗尔一生中和几十个女孩交往过，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或她们的父母提到过任何不当的行为。他对女孩的偏爱，包括与她们之间的友谊，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是坦荡荡的。在与卡罗尔有关的书信和文件中，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在想法和行动之间连上那条细线。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日记中看到，在经常光顾利德尔家的那几年里，他经历了最严重的心理危机，他动不动就祈求上帝，让他改正错误，战胜他的罪孽。什么罪孽呢？还是那个问题：是真的有所行动了，还是只停留在想法上？他每次写到这个部分就语焉不详，像是连日记本都信不过，不能将秘密向它和盘托出。刘易斯·卡罗尔的父亲是个副主教，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最轻微的恶念，任何类型的扰乱，都足以让他祈求上帝。总之，卡罗尔的整个生平都是围绕这条平分线来建构的，基于的是无罪推定，除非有发现相反的证据。但尽管我们这个年代有那么多的怀疑论者，倾向于自动做出相反的猜测，希望捕获一个恋童癖卡罗尔，迄今为止也没有谁拿得出决定性的证据。”

“但也可以说，”塞尔登指出，“他给那些女孩拍的照片就足以作为证据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阿瑟，”拉尼拉爵士摇了摇头，眼睛只看着我一个人，仿佛这是在一个假想的法庭上，面对一起极其复杂的案件，轮到他来维护公正了，“真有这么简单清楚吗？在那个年代，小孩被视为天使，他们的裸体是伊甸园式理想的一部分，而且卡罗尔拍照前都经过小孩父母的准许，有他们在一旁看着，这从来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需要遮遮掩掩。在摄影艺术刚刚起步的阶段，小孩的裸体是为了拿出来展示。很可能这就跟画家让模特摆‘姿势’——穿上不同的衣服，或者不穿衣服——没什么两样。当这些女孩朋友长大后，卡罗尔会很有信用地把底片寄给她们的妈妈，这样，如果女孩们觉得羞耻，她们可以销毁底片。年代不一样，那会儿还没有弗洛伊德，没有亨伯特·亨伯特。而且要说人的本性就是厌恶轻浮的话，那么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我们就不该排除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年代，甚至在现在，也有人以最纯洁的方式爱着孩子，而不会去碰他们一根汗毛。”拉尼拉再次转向塞尔登，仿佛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始终达不成一致，交手过很多次，目前权当打了个平手。“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希望你现在能理解，为什么那页被撕掉的日记会成为传记作者最强有力的磁铁和试金石。或许那个决定性的书面证据、发生了什么的真相、承认自己干了无耻勾当的表述，就在那里，也只能在那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卡罗尔的日记本公开以来，那页纸的幽灵就一直在嘀咕着各种可能性。对此，诗人大概会说：‘流言蜚语莫若未言之语，至厚之书是为缺页之书。’但事实上，直到不久之前，市面上有的也不过是——臆测。没有哪个研究者可以在假设之上更进一步，而那些臆测往往反映了他们各自对人物的想象。只有我们兄弟会的另一位创始人，约瑟芬·格雷，在十五年前取得了唯一的突破：她聪明而又无懈可击地证明了，撕掉那页纸的不是卡罗尔，而很有可能是他的两个侄孙女之一，美尼拉或维尔莉特·道奇森。她俩是斯图亚特的女儿，一直保管着这些文件。这也间接告诉了我们：卡罗尔本人对日记上所写的内容并不一定感到羞耻或后悔。但不管怎样，我们又转回来了：这对姐妹究竟从日记的字里行间读到了什么，或者做出了怎样的解释，以至于把一整页都撕掉了？那上面的内容，说不定在无意之间，透露了什么？就这样，到了今年年初，我们兄弟会计划出版卡罗尔现存日记的注释版。前面说过，一共有九本日记，都存放在卡罗尔晚年在吉尔福德购买的房子里，现在那里被改建成一座小型博物馆。由于兄弟会的正式成员都没办法在那儿待上这么长时间，翻阅完所有的文件，所以在七月最近一次召开的会议上，也就几天前，我们一致决定派名实习生过去。她叫克里斯汀·希尔，这女孩非常刻苦，办事特别细致，帮我们干过不少活。我们要求她在那儿待上几天，检查日记的状态怎么样，还要逐页把日记以及找到的所有相关文件都复印下来。她妈妈就住在吉尔福德郊区，这样还可以省去住宿费。可就在她到达那儿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再奇特不过的消息。”

“她找到那页纸了？”我不禁问道。

拉尼拉爵士抬起眉毛，意思是叫我耐心点，他定了几秒，似乎是在斟酌最合适的说法。

“她找到一样东西，对我们而言……很烦人的一样东西。不过这段还是请阿瑟告诉你吧，因为是他接到了那女孩从吉尔福德打来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