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我刚大学毕业，拿到一笔奖学金去了英国，到牛津大学学习数理逻辑。在那儿的第一年，我就有机会认识了《推理的美学》的作者、哥德尔定理的哲学延伸的开创者：杰出的阿瑟·塞尔登。更让我意外的是，也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宿命，我和他一起直接见证了一连串让人迷惑的死亡事件。形容这些事件的词语可以是隐秘、微妙甚至抽象，以至于报纸上将它们称作是“无法察觉的犯罪”。也许某一天我会痛下决心，把我了解到的这些事件背后的线索公之于众。但现在，我只能引用塞尔登的一句话：“完美犯罪，不是那些没有被侦破的无头案，而是找错了凶手的案件。”

一九九四年六月，我开始了在牛津大学的第二年，这些事件最后的余响已然平息，一切重归宁静。夏日的白昼漫长，我唯一的指望就是能够追回学习上荒废的时间，因为眼看奖学金答辩日就要到了。我的导师艾米莉·布朗森十分仁慈，原谅了我这几个月的空白，原谅了她那么多次看到我一身网球衣裤，和一个可爱的红发姑娘在一起。她责问我的方式是很英国式的、非直接的，但不容置辩，叫我赶紧在研讨班过后她提出的几个课题里选一个去做。我选了唯一和我秘而不宣的文学爱好沾点边的——虽然也有点远：开发一个程序，以手写文字的片段为基础，去还原该笔画的函数，也就是说，去还原写字过程中手和笔的实时移动。这是她在拓扑对偶定理的启发下构思的一个应用，这个应用仍停留在假设阶段，在她看来是个足够新颖也足够困难的挑战，假如成功的话，可以跟她提议联合发表一篇论文。我很快就做了个相当正确的决定，甚至比我自己预想的更早：我下决心去敲了塞尔登办公室的门。在共同经历那一系列罪案后，我俩之间生出了一种近似于浅浅的友谊的东西，尽管形式上我的导师是艾米莉·布朗森，但我更愿意将我的那些点子在他这里先排演一遍，或许也是因为，在他耐心且总带着些玩性的目光下，我觉得自己可以更自由地冒险提出一些假设，去把黑板涂满，哪怕大错特错——几乎总是这个结果。我们讨论过伯特兰·罗素在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写的导言中埋下的隐晦批评，讨论过本质上的不完备现象中隐藏的数学原因，讨论过博尔赫斯的《皮埃尔·梅纳尔》和从句法出发确定意义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讨论过探寻一种完美的人造语言，讨论过如何用数学公式捕捉偶然性……当时的我刚满二十三岁，自信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难题已经有了自己的解答，虽然它们既天真又自大，但每次我敲响塞尔登的房门，他总是会把自己的纸稿往边上一推，朝椅背上一靠，笑眯眯地听我高谈阔论，随后把某篇论文指给我看，我想到的早就被别人写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驳倒过。维特根斯坦不是有个理论嘛，“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我的情况正相反，想说的实在太多了。

但这次不一样：他觉得这个课题是审慎、有趣的，大可以去攻克一下。不仅如此，他还有些不可思议地说，这个课题甚至和我们讨论过的那些问题都很相似。不管怎样，都是在用一个静止的图像——符号的图形捕捉——去进行可能的重建，推导出一个可能的过去。有了他的赞许，我自然答应下来，在黑板上快速地画了一条任意的弧线，随后又紧贴着它画了一条弧线，这回是比照着慢慢画，希望能和上一条一模一样：

“我想象一个负责模仿的人，他得悬着一颗心，全程控制手腕，试图复制每一个细节，一笔一画，都得跟蚂蚁那么小心。而原版的书写有一定的节奏，更轻快，是另一种运笔。我要做的就是去还原之前那种运动、文字的生成行为，或者至少记录下速度的差别。这和我们讨论过的皮埃尔·梅纳尔类似：按照博尔赫斯的想象，塞万提斯在写作《堂吉诃德》时是有点‘神助’的意味，有偶然性的加持，听从的是内心的冲动和狂喜。而皮埃尔·梅纳尔在重写它时则被规矩和推理所束缚，它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只能龟速进行，这就是逻辑的速度。是的，最终他确实写出了一篇字词一模一样的东西，但这背后的思维活动呢，就完全不同了。”

一时间，塞尔登若有所思，像是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又或者是窥见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困难。他写了个名字给我，数学家雷顿·霍华德，说这是他以前的学生，目前在警局科技处工作，负责笔迹鉴定。

“你肯定见过他好几次，他每天四点都会来喝下午茶，虽然不和任何人说话。他是澳大利亚人，不管夏天冬天都打赤脚，所以你不可能注意不到他。他有点孤僻，但我会给他发封邮件，让你在那儿工作一阵子。有了实际的案例，对你想法的落地想必会有帮助。”

塞尔登的指点一如既往地正确，接下来的那个月，我几小时几小时地泡在警局配给雷顿的那间阁楼上的小办公室里，从他的档案和案件笔记中了解到支票伪造者的伎俩、各种墨水和纸张精妙的化学特点、历史上的假遗嘱案件，以及德雷福斯案中庞加莱出具的那份奇妙的数学鉴定中的统计学论证。这个夏天，已经待到第二年的我成功借到一辆自行车，在沿着圣阿尔代街骑往警局的路上，我总会和爱丽丝商店的那个女孩打招呼，她习惯在这个时候开门。那店面很小，但亮闪闪的，像个玩具屋，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兔子、钟表、茶壶和红桃王后。还有几次，在警局门口的楼梯上，我碰见了皮特森探长。第一次碰见的时候，我还犹豫着要不要和他打招呼，想着在之前那些案子里，发生了那样的事，他会不会对塞尔登有所不满，继而转嫁到我身上。但还好，他心里似乎没什么疙瘩，老和我开玩笑，还用西班牙语跟我问好。

每次我爬上阁楼，雷顿都已经在那儿了，桌上一把咖啡壶，微微点头算是回应我的招呼。他脸色苍白，雀斑不少，思考的时候喜欢捻他那把又长又红的大胡子。他比我大十五岁左右，像个上了年纪的嬉皮士，又像那些一身破衣烂衫、躺在学院门口看哲学书的骄傲的乞丐。他从不多说一个字，只要我不直接问，他一概不讲；难得开次金口，肯定是深思熟虑了，最后吐出一句干巴巴的话，就像数学里的条件，既充分又必要。我寻思着在他说话前的几秒里，那个字斟句酌的过程得多激烈啊，他把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都比较一番，找到那最为简洁准确的说法，就像一种私下的练习，为的是他无谓的骄傲。而最让我难过的是，我刚跟他提起我的项目，他就向我展示了局里已经使用多年的一个程序，我预想到的那些点一一被考虑到了：以墨水的浓淡和密度的不同作为速度的参数，字与字之间的空隙则标志着节奏，笔画的倾角作为加速度的梯度……当然，这个程序是通过纯粹的蛮力，以一次次的模拟为基础，采用逐次逼近法来运行的。雷顿见我泄了气，不惜动用了一个整句来鼓励我，说还是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说不定我告诉他的我导师的那个定理能让程序变得更有效呢。我决定听从他的意见。而他一看见我准备认真干活了，就大方地为我打开了魔术箱，甚至让我陪他一起出席了两三次庭审。一到法庭上，面对着法官，雷顿瞬间像是变了一个人——也许是因为他被迫穿上鞋了：他的发言快速而精彩，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细节，既严密又不留情面。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因为崇拜之情，我偶尔评论了几句，但他立刻又回到之前多说一个字都烦的状态，就像又一次把门从里边锁上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跟他一起待在办公室里时，我也习惯不说话了。唯一让我不能平静的是，他一开始冥想，或者忘我地研究起某个公式，就常常把脚丫举上来，把腿跷到桌子上。于是我就会像老派侦探小说，比如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从他脚底辨识出牛津郡的各种泥土和苔藓——很不幸，同时还有味道。

月末的某一天，下午四点，我又在数学研究所的咖啡馆里碰见了塞尔登。他邀请我坐过去，问我在雷顿那儿怎么样。我有些沮丧地告诉他，我构想的程序他们早就有了，只能指望如何能稍加改进了。塞尔登把杯子举到一半，定了几秒钟，似乎我的话里有什么东西激起了他的兴趣，反正那表情肯定不是我业已习惯的失望。

“你的意思是，警方已经有了一个类似的程序？你会使用吗？”

我好奇地看着他：塞尔登一直是个理论逻辑学家，我想象不出他会对哪个具体程序感兴趣，操作层面又不会有多少新意。

“我整整一个月都在研究那个程序，翻来覆去，何止是会使用，我还可以把代码背给你听。”

塞尔登又喝了口咖啡，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但不敢说，或是脑子里有个最后的障碍无法清除。

“但肯定只有内部人员才能使用那个系统，而且每次使用都会有记录吧。”

我耸了耸肩。

“我不这么认为：我在研究所里就有一份拷贝，而且在地下室的电脑上运行过好几次。至于保密什么的……”我跟他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我不知道：毕竟也没有人让我向女王宣誓嘛。”

塞尔登笑了，轻轻点了点头。

“那你说不定可以帮我们一个大忙，”他往前坐了坐，放低了声音，“听说过刘易斯·卡罗尔兄弟会吗？”

我摇了摇头。

“这样吧，”他说，“今晚七点半，你到默顿学院来。我想向你介绍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