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案的思考
——被分析者持续的任务

在移情官能症的分析中，通常结案阶段的特征是重新回到结构的冲突，而这是分析的主要部分（中期阶段）所进行的修通的主要内容。再一次，最终斩断俄狄浦斯期牵绊的必要性似乎就在眼前——即将与分析师作最后的分离，使病人面对其儿童期爱与恨的客体的最终放弃——在他终于决定永远地把这些要求摆在一边，或确实成功地放弃这些要求之前，再一次，病人心中的孩子试图肯定其古老的要求。

在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分析中，修通大致上是有关病人的自体结构的原发缺陷，透过转变内化作用而获得新结构，以促成缺陷的逐渐愈合；而其结案阶段可以被视为平行于一般的移情官能症的结案阶段。被分析者被暴露于这样的理解冲击下：他必须面对与作为自体—客体的分析师的最终分离。这种困难的情绪任务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是被分析者发生暂时的退化；而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构缺陷的愈合似乎再度被抵消。换句话说，有一种情形笼罩着，其中的愈合看起来是虚假的，而病人功能的进步并非新获得的精神结构的结果，而是依赖着实际存在的自体—客体。或者，以更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情形，突然间好像修通的过程并未造成恰到好处的挫折，而这是通过微细的内化作用以奠定精神结构并使病人独立于分析师；而是好像病人的进步是借着依靠外在的自体—客体，或者最好的情况，是透过对分析师粗略的、不稳定的认同而暂借过来的自体—客体（分析师）的功能。就这类个案的分析而言，其结案阶段的各种展现之中，经常有些显著的症候指示着与自体—客体的关系的暂时再具体化（temporary reconcretization）。再一次，病人感到分析师正取代了他的精神结构——再一次，他把分析师看做他自尊的提供者、企图心的整合者，看做具体存在的理想化力量并给予赞同与其他形式的自恋支撑。

我们可以举I先生分析的结案阶段的若干细节作为例子（参考Kohut，1971，pp.167～168），来清楚地说明分析师的自体—客体功能的再具体化。在一系列几近幽默开放的梦里，I先生透过其身体的不同开口吞入（incorporate）作为自体—客体的分析师及其力量的特性。然后当结案阶段接近尾声，I先生从这些象征的、整体的认同，转回到透过之前分析的修通过程而达成的转变内化作用的结果——他能够带着欢乐期待其未来的自主功能。

然而，在自恋型人格障碍分析的结案阶段，情况有些不同；就像在M先生的案例中，自然被活化的移情与修通过程，牵涉的不仅是原发缺陷与环绕它的防御结构，尤其还牵涉代偿结构。

M先生在分析实际结束的近七个月前，就已表达结束其分析的欲望。现在我请求读者耐心地，让我以下列想象中出自病人的发言形式，来提出我对结案阶段的病人的情绪状态的理论观点。

他对分析师说道：“我想我们的工作或多或少已经完成。我们已经充分地强化了我的代偿心理结构，以致于如今我有了活力与创造力，并且可以朝着有意义的目标工作。献身于有意义的目标与创造的行动，加强了我的自体，并给我活着的、真实的与值得的感觉。而且这些态度与活动，给予我足够的乐趣，使我的生命值得存活，并防止了空虚与抑郁的感觉。我已经获得某种心理实质，让我可以追求‘自体—远离’（self-distant）的目标，并可以觉察创造行动中活跃的、创造的自体（我）。换句话说，我已经发现某种心理平衡，存在于产物（我自己的延伸）——我对它一心一意的灌注，以及我完成它的乐趣——与自体之间（有生产力的启动中心）——我正在生产制造以及我制造完成之后兴高采烈的体验。虽然当我从事创造的时候，我因此欢乐地觉察到我自己，但我不再轻躁地（hypomanically）过度兴奋，也不再像我过去习惯地恐惧，我的自体将会因创造力的产物而被榨干枯竭。作为欢乐体验的启动中心的自体，以及我所引以为傲的产物，如今成为牢不可破的心理联结。”

“当然，我乐于拥有这些新成就，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心理组织的弱点与罩门。而且我也理解，我在人格的这个部门所能达成的关键进步，是借着增加理想化目标的整合；而这本质上代表着当我还是孩子与青少年时，我想要理想化的父亲。然而，我的父亲拒绝了我对他的理想化——这个挫折剥夺了我理想化与之后的去理想化（de-idealization）完整发展循环的体验，也剥夺了在这个心理区域奠定可靠的心理结构（引导的理想）的机会。把父亲理想化的古老渴望，透过移情的再活化，启动了特定的修通过程（一系列理想化、去理想化，与内化的反复体验）而加强了我引导的理想。而且如我现在所认知的，要维持我的情绪健康，具有稳固的理想是最重要的事。我相信，这个过程虽然尚未完成，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充分的进步，且容许我今后可以靠我自己继续走下去。”

“但我也知道，只依靠处理我对父亲的失望，我不能在男性的理想、工作，与创造力领域中达成这样关键的进步。一些自体的根本稳固，在我能够处理父亲对我的理想化的拒绝前，首先必须在分析中完成。毫无疑问，这个自体的初步巩固，比起在我引导的理想区域的修通中，牵连到更为基本脆弱的自体的结构。换句话说，这个初步的任务聚焦于发展的较早期，而它所牵连的创伤是关于当我还是很小的孩子时，母亲对我的回应——她对我的接纳与赞同。而这个部分的工作，也同样是未完成的。但这个部分的未完成，不同于面对理想化父亲影像的修通过程的未完成。就后者而言，所有相关的面向都已进入分析之中，而可能缺少的是更进一步的练习以巩固既得的成果。然而，就我人格中心位置的弱点的填补而言——因为母亲有缺陷的神入能力所导致的错误回应，我因而受到的创伤的结果——在我人格之中确实存在着若干层面，是我们始终几乎都无法触及的：我感觉这样的层面是我们无法处理的，因为在我之中的某种健康本能会防止我退化到古老体验之中，而这可能造成自体或许无法治疗的崩溃。而且即使我们能够，我们也不需处理这些层面；因为如今我人格中有稳定功能的部门，与我自体的维持都已经稳固。”

分析师对M先生言论的反应，将会是反问他自己，是否他应该反对病人的欲望，坚持要做更进一步的工作来支撑已经获得的成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认为在若干情境中，被分析者评估其自身心理状态的能力，比起分析师的评估可能更为精确。然而，必须附加的是，此命题无法否定同样有力的另一命题，那就是分析师必须仔细地审视，是否病人可能在特定的恐惧影响下，想要避免承担某些心理任务；而这样的心理任务如果真的执行，将会造成长期的有利结果。但是，就我作为分析师多年来累积的体验，我已经学习到，要信任病人结束其分析的欲望；特别是当它发生在多年的扎实工作之后，当它发生时没有立即的紧急性，以及当我能够对自己（以及用适当的话来对病人）综合论述其欲望的产生基质的动力—结构的情境。

如果我们此时接受病人结束其分析的欲望为真实的，也就是当做基于正确的评估，认为他已经获得心理结构而使更深入的分析变得没有必要；那么我们必须探究对他的福祉有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心理结构的加强，其结构的本质究竟为何。或许有人会假设，这些结构出现于儿童期早期，以应对严重的原发结构缺陷。更准确地说，这些结构本身是成熟的产物——其功能的重要性被提升以应对原发的缺陷，而其发展的程度因而提高到超过一般年幼孩子所被期待的程度。如果我们把“病人已经形成这些代偿结构”的这个论述翻译成后设心理学的术语（参考Freud，1915，pp.203～204），我们可以说，孩子次发过程的优势被早熟地强调，他发展出对文字的过度兴趣以补偿其原发缺陷。而原发缺陷也就是前语言期的身体—自体与情绪的原发过程，充满了空洞与不安全感的体验。虽然这样的假设，没有被来自儿童期早期的直接记忆所证实，但它被两组资料所支持：间接获得的证据似乎支持说，他确实在儿童期早期表现出对文字的独特兴趣；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在青少年早期，他转向其父亲（并转向对语言的投入），而当时的心理状态（其母亲的死亡）类似于儿童期早期所笼罩的状态（其母亲的情绪远离）。

不论决定M先生人格发展过程的最早的心理先决条件的真相究竟为何，最终的结果是努力透过语言的使用来达成自恋平衡的人格组织。在分析之前，M先生不能达成这个目标；然而，分析成功地治愈了这个特定的结构缺陷，而正是此缺陷造成他先前的努力终归失败。

理论上，病人透过运用语言上的天分，及透过写作兴趣的动员，以获得自恋满足的实现；但实际上有两种心理缺陷阻碍着这种实现。而这两种心理缺陷在分析中都被充分地修通、减轻，使得病人可以结束分析。首先，我要用一般被视为心智的结构模型与自我心理学的理论架构，来描述这两种缺陷。即使此处我运用的是修正过的结构模型，依据的是以下的建议（Kohut，1961；Kohut & Seitz，1963）：精神的概念应该再被区分为（a）渐进的中和区域，与（b）移情的区域。我想这样的修正特别适用于当下的任务。后续对M先生精神病理的详细检查将会使我们了解，我们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综合论述解释，无法充分地令人满意。心智的结构模型的架构，即使结合最复杂的驱力心理学的自我心理学阐述，也无法与我们此处要检视的心理障碍的本质充分地契合。为了要理解M先生问题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引入新的架构：自体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处理的是自体的形成与功能，以及自体的崩溃与再整合。

然后，以下是在修正过的结构模型的架构下，以修正过的自我心理学术语来描述M先生的心理组成的两种障碍。在分析之前，“渐进的中和区域”有一个结构缺陷，也就是从原发过程（他古老的表现癖、他与母性的自体—客体融合，以及关于这两组体验的情绪）到次发过程（他的文字、他的语言、他的写作）缺乏平顺的过渡；以及在他的目标与理想的区域有一个结构缺陷，次发地造成其表现癖—夸大—创造的挣扎，不能充分地灌注于整合良好的、稳定内化的目标。没有把夸大—表现癖的力比多加以充分地组织，并使其流向稳定内化的理想，将会反过来造成这些执行的（自我）结构无法充分地发展；而这会使他没有能力成功地投入其专业追求，并从中获得最主要的自恋满足。

因为我讨论的焦点在结案——尤其是对自恋型人格障碍分析的结案——对于造成病人专业领域障碍的两种结构缺陷，我将不会检视其特定的修通过程的细节。我只会再次强调，第一种结构缺陷的表现为原发过程到次发过程中缺乏平顺的过渡；而从起源的观点来说，这似乎是与病人母亲的镜像功能的缺失相关联。而第二种结构缺陷的表现，是病人不能坚持其专业活动的追求；而这在起源上几乎全然关联于父亲作为理想化影像的功能缺失。

当病人觉得分析应该朝向结案迈进的时候，修通确实已经达成这两个区域的某种进步。然而，如我之前所述，他人格中还有一个根本上保持未被分析的缺陷——尚未成为系统化的修通过程所追求的焦点——即使病人不仅已经理解其心理组织潜在地暴露于广泛崩溃的危险，而且还获得了有关这种朝向退化的潜在性的病因学的知识。 但病人还是发生想要结束其分析的欲望，虽然病人觉察到（至少前意识地）其夸大自体的中心位置的部门，是建立在不稳定构成的人格基层，并与此基层有联系，且这个中心位置部门尚未被充分分析。无论如何，他知道分析这个部门，并非达成其未来心理福祉的先决条件；而且他还感觉到，不冒着严重危险——没有对他的心理平衡，冒着造成永远伤害的高风险——这个部门不能被分析。我相信他隐微地认知到，镜像移情的若干面向的活化，将会透过原始的暴怒与贪婪的再体验，而让他暴露于永远的心理破碎的危险；他还以两种方式间接地表达他对这些潜在危险的觉察：借着发展出身心症状，他的手肘起了红疹——对此红疹的诠释几乎全然是猜测的，虽然还分析过U先生的病人（当此人的古老暴怒与贪婪被动员，他的右手肘长出红疹）——以及借着提到持续更久的分析而让他对分析可能变得“上瘾”。

关于镜像移情的古老层面的仍未被分析的面向，所有我能说的都是推理而来的。然而我还要指出，病人被他的原生母亲所抛弃，而他从此待在孤儿院直到他三个月大。把这点列入考虑，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下列的结论，不会偏离太远：他因为儿童期晚期继母的错误的神入，而受到的创伤破坏效应（所指的时期是在语言发展之后，且确实存在着语言化的相关记忆），无法被充分地解释，除非我们也考虑到类似的更早创伤所造成孩子的精神脆弱性。在前语言期中，他不仅因为继母对他的需求一再地回应失败而受到创伤；而且在这些挫折的层面之后，总是笼罩着一种无名的前语言期的抑郁、冷漠、死亡感，以及广泛的暴怒，而这些都关联于其生命的原始创伤（primordial trauma）。然而，不只这些原初状态不能透过语言化的记忆来回忆，无法像语言已经发展之后的创伤能被忆起；而且也不能透过身心症状来表达，无法像前语言期后期较有组织的暴怒能被表达（在M先生的案例，或许是透过手肘的红疹）。原始创伤对病人的心理组织所产生的效应（其人格基本层面弱点的存在），只借着以下的恐惧而被证明：更进一步的分析将变得“成瘾”——换言之，就是对没有返回的退化旅程的模糊恐惧。

此处产生的理论问题就是，是否初生的自体可能已经存在于最早的婴儿期；以及如果存在的话，到何种程度（见本书70～72页，对自体的开端应该如何加以概念化的问题讨论）。把这个问题翻译成实际的临床术语，我们必须自问，病人对不可逆的退化的害怕，是否就是对自体的全然失落的害怕：自体以永远的深度冷漠的形式存在；或者就是对初生的古老自体的再活化的害怕：自体在强烈的贪婪、广泛的暴怒与无内容的抑郁之间，以摆荡的体验形式存在。

更多的相关问题，牵涉母亲对婴孩的回应——在这个案例中，牵涉继母的回应。不管婴孩体验的精神内部的现实（endopsychic reality）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母亲从一开始就对婴孩回应，就好像他已经建立一统整的自体，至少在某些时候是如此（母亲对婴孩的回应，从主要对婴孩的部分作回应，逐渐转移成主要对整个婴孩作回应。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讨论，见Kohut，1975b）。假如M先生与继母的关系，在前述的思考背景下加以检视，产生的问题是：他在孤儿院的停留，可不可能间接地干扰继母后来对他的回应（以及如果干扰，如何发生干扰）。

有两种可能性都必须加以深思。继母在婴孩的前三个月生命中没有建立与他的关系，这个事实剥夺了她对新婴孩的母性体验的发展系列中一个基本步骤的参与。在正常的情况下，母性回应促进婴孩自体的巩固——母亲把它（婴孩的自体）想象得比实际上的它更为巩固；或者换个方式说，母亲借由领先孩子的实际发展，确实透过她自身的期望来促进这个发展而体验到欢乐。在婴孩的根本自体迈向巩固的最初步骤中，M先生的继母未能参与其中，可能产生几种后果：这可能使得她后来对婴孩的回应，缺乏与他最早的融合记忆的回响；而因为这个缺乏，可能造成母亲对他的态度中有某种情绪的淡漠，并妨碍完整亲密的发展，而这是母亲与婴孩之间的正常发展；而且由于母亲对婴孩回应能力的这两种限制，可能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的发展，因为母亲阶段适当的镜像回应能力受到限制，将会反过来造成婴儿此方面的情绪撤回。

婴孩在孤儿院的停留，可以被视为母亲对孩子的回应的另一个可能的干扰原因。在他生命的最初三个月中，他曾经受到严重的创伤，所以他可能对前语言期后期与语言期早期发展阶段的自体—客体（尤其是对他的继母），以各种不正常的回应作反应。可以预期的是，婴儿期早期受过严重创伤的孩子，当他还是婴幼儿以及还是年幼的孩子时，面对母亲会发展出一种不寻常而强烈的要求倾向（这是最早时期被强化的口欲贪婪持续回响的结果），之后就是暴烈的脾气发作与/或立即的情绪撤回的倾向（最早时期的暴怒与无内容的抑郁持续）。或者因为最早时期的冷漠残余的影响，孩子对后来母性自体—客体的回应，可能发生普遍性减弱。因为这种来自婴孩的疏远，很可能过度折磨母亲的能力，使她无法坚持精确地感知孩子的需求并适当地予以回应。母亲因为婴孩的强烈贪婪而过度负荷，并因为他快速的撤回、暴怒与/或冷漠而遭受挫折，所以她从这种饱受挫折感的关系中退缩，而她本来期待这个关系可以提供她自恋实现的幸福感。

这种情况下婴孩各种不同反应的复制本，也可以在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分析中观察到。而且，就像婴孩对母亲产生的效应一样，这些自体—客体移情可能使分析师的神入过度负荷，并造成其情绪从病人撤回，或是借公开的恼怒表现来攻击病人，或更常见的是，借助于道德化的劝诫与假诠释（pseudointerpretations）来攻击病人。

分析师面对若干类型的被分析者所产生的自恋挫折，其实际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从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以及从我所督导的学生与找我咨询的同事的行为来审视，我深知即使分析师具有自恋型疾患个案的心理学的广泛理解，其最大善意也无法可靠地保护他免于反应性地撤离病人，而更糟的是，他会把其撤离合理化为看似客观的判断，认为病人是不可分析的。无论如何，我相信分析师一时感觉情绪上与病人远离，并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或许甚至有些好处，只要他能觉察其心理冲突而非永远地转身而去。

在M先生的个案，我倾向于从分析师所描述的移情外推（extrapolate）为特定的起源重建——也就是说，在孤儿院的原初体验，遗留给他暴怒—潜在性的增加与立即而快速的情绪撤回，以回应母性的挫折；而不是倾向留下弥漫的冷漠。但不管婴孩的人格所展现的特定偏差与正常情况相差多远，下面的结论是毫无疑问的：母亲错误的神入不能单独来看；就像个案M先生的继母，大多数情形的评估，都必须被视为对非比寻常的艰难任务的挑战失败。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对分析师工作所作的讨论，其重要性只是有限的。分析师对被分析者的儿童期感兴趣，主要不是因为他想要找出被分析者疾患的病因，而是因为他想要决定其关键的起源基础（见本书第1章的注⑥）。他注意力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被分析者主观的移情体验，根据他对这些体验的形式与内容的理解，重建病人儿童期的起源上关键时刻的体验世界。分析师的主要焦点并非——至少在执行其基本任务时——客观现实的资料，甚至也不是孩子环境中的双亲人物的可确定的主观心理状态（虽然后者可能有时是“策略上有用的”）（Kohut，1971，p.254）。在M先生的案例，根本的心理事实（其心理障碍的重要面向的起源上关键因子的再活化）就在于他体验其母亲，以及在移情中体验其分析师，当面对其情绪要求时为创伤地不神入与不回应。确实，分析师有时可能想要指出（为了维持在现实的架构下——例如，因为病人在移情中所体验挫折的强度，而慎重地考虑中止其分析），病人的期待与要求来自于儿童期，而在目前是脱离现实的。而且分析师也可能想在适当的时机，对病人解释，其儿童期需求的强度可能造成他对过去的感知的扭曲（在M先生的案例，造成他对其继母人格的错误感知）。然而，借着修通而产生的根本结构转变，不是因为这种支持的、智性的领悟而发生，而是因为旧的体验被较成熟的精神，重复地再体验所导致的逐渐内化而发生。

除此之外，我认为刚才陈述的信念——也就是发生在成功的分析后有益的结构转变，并非因为领悟的结果——一直都是真实的，不管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病人的分析而言，或是对结构官能症病人的分析而言，病人的治愈都不是因为诠释。虽说分析的工作，在于使潜意识成为意识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个陈述也只是分析过程中，真正发生的整个心理转变的一个面向的适当隐喻。

我相信，假如我们聚焦于心理的“微结构”（microstructures） 的改变，就可以更精确且更有力地描述治愈的过程。〔这里我借用的术语是来自道格拉斯·莱文医师（Dr.Douglas C.Levin），他把深度心理学的发展——起初，研究者的注意力被聚焦于心理的“巨结构”，从这样的时期转变成聚焦于心理的“微结构”——与物理学类似的发展作比较——从研究大质量的力学物理学，转变成研究次粒子的物理学。〕把古典移情官能症的微结构改变，用几句话来描述：（1）诠释移除防御；（2）古老欲望闯入自我；（3）经过古老挣扎的重复冲击，新结构在自我之中形成，且能够调节并转化古老挣扎（释放延迟、中和化、目标抑制、替代满足、透过幻想形成而专心一意等）。被分析者虽然焦虑（在移情官能症中：当面对乱伦力比多与攻击驱力的阉割焦虑），为了要让自我保持与古老挣扎的接触，运用分析师作为自体—客体——即使是在结构官能症的分析中（！）——也就是作为尚未存在的心理结构之前驱替代物（见本书第4章的注⑧，关于自体—客体关系运用于所有的发展层次、心理健康，以及心理疾病）。一点一滴地，数不清的微内化（microinternalization）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焦虑缓和的、延迟忍受的，及其他分析师影像的现实面向，都变成被分析者部分的心理装备；而这是同步于被分析者对永远存在且功能完美的分析师的需求，所遭受的“微”挫折。简短地说：透过转变内化作用的过程，新心理结构被建立。必须附带一提：恰到好处的分析结果，所根据的不仅是新结构的获得，而这与先前压抑的、目前释放的古老驱力—欲望直接相关；而且还有先前孤立而病态的人格部门，次发地与围绕的成熟部门建立广泛的接触，因此分析前的人格资产得以加强与丰富。

回到结案的主题：我已经（见本书11～14页）提过两种不同的结案症候群——古典移情官能症的分析，其结案阶段倾向于发生研究清楚的心理事件；以及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分析，其结案阶段倾向于发生迄今尚未研究（相对而言）的心理事件。后者值得在此进行更多的描述。它们以两种形式发生：一种分析工作的主要焦点是有关原发结构的缺陷；另一种则是有关代偿结构的复健。第一种症候群的案例，如我之前所指出的，我们可以看到自恋移情的再具体化——回到未缓和的坚持，认为外在的自体—客体应该维持病人的自恋平衡——就好像曾经所有使自体—客体转变成为心理结构的进展，都是虚假的。而第二种的案例，也就是我目前正在处理的情况，其中工作的主要焦点是有关代偿结构的功能复健；就像我将用M先生的案例来说明，我们可以发现代偿结构的再外在化（re-externalization），以及在这个区域以整个的“见诸行动”形式，看到结构—建立的工作的具体化（concretization）。这种案例的结案阶段，就像主要重点在于原发结构缺陷的分析一样；有段时间看来，它也会好像所有透过修通过程而曾经获得的结果，都是虚假的，好像代偿结构从未被真的强化。简言之，有人或许有这种印象，认为只有修通与内化过程最原始的前驱物现在才开始被动员起来。用有点概要的方式说：M先生的分析，首先成功地活化（母性）镜像移情的若干层面，而这些与童年早期后来（也就是已经获得语言使用的年纪）的致病体验相关。基于这个部门所获致的进展，分析能够活化（父性）理想化移情；而且因为后面这个部门的修通，得以强化并复健若干特定的结构，且决定性地促成M先生心理福祉的开展。下面，我们要对病人在分析的末期，在不同的时间，所采取的三个看似不相关的行动进行检视，来说明M先生分析的结案阶段的意义——依我来看，主要讲的就是真正的结案阶段。

这里的三个行动，关联于M先生分析结案阶段的开始，依我讨论的顺序排列如下：（1）病人买了一把昂贵的新小提琴，然而几乎同时，他决定较少投入于这个乐器的拉奏；（2）他转向与一个青少年的关系，并容许这个男孩把他理想化；（3）他开办一所“写作学校”，来自社会各界的学生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把他们的意念分解成可处理的部分”，以及透过“增加他们对文字意象的感受力”，来学习如何把意念转变成写下来的文字。

在分析中，这三个活动先后出现的顺序，正好与我讨论的顺序相反：M先生开始考虑开办写作学校的时候，是在分析结束前一年的深秋；同年十二月，他与男孩的关系开始，而在隔年（结案的那年）的三月，在一场棒球比赛中特定而深刻的体验达到高峰；不久之后（结案那年的四月初），他买了那把小提琴。然而，这三个活动结束的顺序，比它们开始的顺序更有意义。M先生对昂贵小提琴的兴趣是非常短暂的；他与男孩的关系持续较久，且时间超过了前者；而他对写作学校的投入，坚持得更久，造成他自己身为作家的活动的加强，并使这些活动对他有更深的意义。这三个结案前的活动，其结束的时间顺序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标志着特定的、渐次生成的（epigenetic）顺序的揭露：小提琴的购买与出售是情绪转变的展现，而这情绪转变是M先生准备面对与青少年的关系体验的先决条件；而小提琴的交易及与男孩关系的体验，是更大的内在转变的展现；这使他能够朝着有功能的自体的开展，迈出最后与最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是透过他在写作学校活动这一媒介而达成。

我要强调我的看法，就是这类活动——我把它们叫做“行动—思考”（action-thought）——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中的“见诸行动”（acting-out）。换句话说，它们不应该被看成阻抗，看成借着行动来达成记忆或领悟的防御置换（defensive replacements）。 它们是被分析者迈向建立心理平衡的大道的最后步骤。确实，行动—思考是信息的非语言载体，而它们的意义最终应该对病人进行诠释。但它大部分由行动模式所组成，根据病人实际的天分、企图心，与理想而被创造地发动；它并非意味着要被放弃，而是需要进一步的修正与改良，以对他后分析（postanalytic）人格的自恋部门的精神经济的（psychoeco-nomic）稳定平衡，最终可提供他可靠的维持方法。虽然如我所言，这类活动的意义应该对被分析者诠释，而它们的功能也应该被解释；但分析师不必期待它们会因为领悟而被放弃。以先前提及的“适当隐喻”的话来说，分析师不必期待行动—思考会因为正确的诠释而消除，就好像它们是神经症的症状一样。它们并非退化的步骤，而是构成一种并非完全，但是几乎（not-quite-but-almost）完成的前进运动；它们是部分的成就，不会也不应该被放弃，除非直到它们被其他活动替代；而病人可以认知后来的活动为其自体更为真实的实现，当他达到自恋能量的持久运用，以追求其长期的目标 。

现在让我们开始一一研究M先生所投入的三个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之后的某次会谈，他第一次确信地表示他的分析工作接近了终点。

M先生买了一把昂贵的小提琴的同时，他放弃了拉奏这个乐器的主要兴趣，这是从前语言的情绪性（emotionality）（音乐）离开的重要步骤的演出，这也是他放弃透过直接的感官诉求来满足其表现癖的一种演出。而我们从他其他的演出的审视，也会知道他从音乐向语言的思考迈进，从较原始的表现癖形式向较为目标—抑制的尝试迈进，而这种尝试就是透过写作来束缚其表现癖兴奋。用术语来说，病人正从镜像的母亲转向理想化的父亲。

M先生在分析过程中，开始拉奏小提琴，这是儿童期后期的母性镜像移情的修通的一部分。如我之前所提，就像F小姐的舞蹈课程（Kohut，1971，p.287）一样，他小提琴的拉奏是精神分析式家庭作业的一种形式。而他通过这样的作业，尝试以现实但满足的方式，学习着表达他表现癖的挣扎。然而，病人新获得的结构，使他能够享受其表现癖挣扎的表达：在伴随乐器拉奏的幻想中，他对其夸大自体提供众人的羡慕眼光，而他把它们体验为“母性的”；而不再被母性的不感兴趣的压倒性挫折的恐惧所抑制，也不再担心更大的恐惧，亦即他会变成轻躁的过度刺激，而体验到表现癖自体的溶解。小提琴的拉奏与伴随的聆听群众的羡慕的幻想，足以应付其过度的表现癖需求；而这些需求在移情中变得活化，但不能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被充分吸收。小提琴拉奏可以减轻移情带给病人的精神张力，而使病人能够坚持精神分析的工作；它也为修通的目标做出自己的正向贡献，透过在自恋挣扎的创造运用部门，建立暂时可用的结构。

然而，当他买了那把昂贵的小提琴之后，他不要投入其中的决定，是另一个演出，来表达他所达到的心理发展阶段。他并非在音乐领域上有超乎寻常的天分；换句话说，运用音乐作为其夸大欲与表现癖的转型与表达的载体，并非因为先天存在的，或早期获得的特殊能力而被优先决定。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解释：（a）从他未成形的、古老的表现癖，到他透过音乐表达来展现的步骤，比起从他未成形的、古老的表现癖，到他透过言语表达来展现的这个步骤，要来得小而容易 ；以及（b）将他夸大—表现癖的挣扎的主要部分，投入于语言表达的写作领域，以创造为目标的步骤——此步骤确实最终会结合其内在天分，并提供他自恋领域的稳定平衡——需要先稳固他作为职业作家的理想，或者是作为文字领域的艺术家的理想。换言之，只有当病人成功地修通了来自他理想化父亲这边的创伤之后，这个步骤才可能达成；因为父亲影像在文字领域的创造活动上具有开启理想的功能。换句话来说，正是M先生分析的最终成就，使他在创造的工作中，能够促成其人格的自恋部门的三个主要成分的合作，并且促成其自体的综合（synthesis）。分析打开了他欢乐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之路。他作为作家的工作，使他能够满足对母亲展现自己的夸大表现癖挣扎，满足他与理想化父亲融合的需求，并享受他所拥有的真正天分的运用。

对M先生分析的结果，以动力—结构的术语加以综合论述，并使它合乎多重功能（multiple functions）的原则（Waelder，1936）似乎是可能的。这个多重功能指的是借由自我（执行若干自我功能的天分）促成原我（对母亲的性欲爱）与超我（对敌对父亲的认同）的顺利合作。然而，客体—本能的挣扎在M先生的心理障碍及其治愈的过程中，最多也只是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要紧的是有功能的自体，必须透过其两个主要成分的分析而被重组与加强。毫无疑问，这个任务的达成，会次发地改善M先生人格的客体—本能部门的平衡；而这个部门过去被迫为自恋的目标服务，而无法自由地追求其目标。但客体—本能部门的改善不是分析的直接结果，也不能被当做自恋驱力变成客体—本能驱力的变型的结果——也就是驱力目标从自体转向客体的转变。客体—本能领域的进步，应该被视为受人欢迎的红利，由于自体的复健而被次发地获得。更稳固与更满意灌注的自体，能够得到自恋实现的欢乐，也因而可以在原发的自恋目标的投入以外，还可以冷静地、放松地变成客体—导向的追求的中心与协调者。而这意味着释放自体，免于承担那些为了自尊的提升而防御地追求的需求所必须承担的负荷。

预告M先生的结案决定的第二个活动，构成治愈过程的另一个中途站。在他分析的第三年，M先生强烈地投入与一位青少年的关系，并允许他对自己的理想化。虽然这段友谊的发展，在M先生真正思考是否该结束分析前就已经开始；但它发生的心理背景与伴随的修通过程（关联于理想化父亲影像的区域），与他后来开始思考结案的事实直接相关。我认为M先生对十四岁男孩的浓厚兴趣，应该在结案的动力学的情境脉络下来看；而我这样的看法，主要是得自对关系中再演出（re-enacted）的内在心理内容的审视。此外，与男孩间最突出的再演出——我稍后将会描述与讨论这一段过程——发生的时机几乎刚好就在M先生首次说到分析接近终点的感觉之前；这就支持了两个事件间有因果关系的假说。换个方式说，他与男孩的关系，是关键的内在转变（与作为外在自体—客体的父亲分离，及理想化双亲影像的内化）的外在的演出，使他能够宣布离开分析师与依靠自己的欲望。

M先生原来就有交往的一个家庭，后来也经常拜访他们，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对他们的幼子发展出强烈的兴趣。他既被其父亲对儿子的态度，也被儿子的人格所迷惑；而且他把儿子的人格，视为儿子与其父亲关系的分支。依据M先生对其分析师的描述，一方面父亲尊重他的儿子，以成熟的方式与他互动，把儿子看做独立于自己的个体；然而另一方面，父亲感觉与儿子是亲近的，不会从他身上抽离开来。而这男孩至少在M先生的眼中，是骄傲、独立、自体肯定的，且温和而尊敬地对待父亲。

M先生通常与男孩的接触，是在男孩全家都在场的情境下发生；但他也有数次带男孩外出——去看棒球比赛或摇滚音乐会，而扮演起大朋友、大哥哥，或父亲的角色。虽然男孩对M先生的崇拜是公开而明显的，且M先生也意识到他自己对这段关系的迷惑，但在M先生心中并未激起属于同性恋一般的感觉。然而，有一次当他们参加一个棒球比赛，M先生对男孩的感觉很容易被错误诠释——尤其是对经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心智而言。表面上看来，有人可能轻易地从M先生的感觉与行为上推论，说M先生认为——基于其自身感觉的投射，就像传统分析的思考模式所建议的——男孩与他正在恋爱之中。而真实的细节如下：M先生在棒球场的观赏群众中，认出了他前女友；但他起初避免碰到她，因为他担心假如转向那女人而中止对男孩的全部注意力，将会让这位青少年同伴感觉受伤。然而，在一些犹豫之后，他终究还是向她打了招呼，同时也明显焦虑地、密切地观察着男孩的反应（还记得当M先生还是孩子的时候，如何焦虑地观察其母亲的面部表情——见本书5～6页）。当他理解到男孩根本未受困扰，M先生感受到不可胜数的欢乐。他知道某件重要的事，已经在他身上发生；而这件事他无法理解但想要去弄清楚。

分析的审视，的确给他带来这个事件意义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关于那个男孩，他所体验到的不是与父亲之间被动且性欲的关系的重复，也不是对他父亲的新太太的古老嫉妒的再演出〔活化的反向（negative）俄狄浦斯情结〕。这个事件是成熟的发展阶段的展现描写；其中男孩是主要演员，而他自己扮演的既是支持的角色，也是观众。而这个事件也是病人从未达到的心理阶段的描写；他正处于这个阶段的到达过程；起先他想要在一个（可丢弃的）自体—客体（孪生子——或许是来自他与其成兄弟关系的人物）身上观察这个阶段，然后他才可以容许自己认知，实际上是他自己完成这个步骤，而非男孩。〔参考以孪生子（另我）移情为基础，而发生的修通过程的描述（Kohut，1971，pp.193～196）。〕在这个与男孩的事件中，他的确演出了一个成熟化的步骤，而他从未在他自己的青少年期完成这个步骤。他的参与体验因而并未牵涉三角关系情境。他所安排的舞台布置，牵涉从理想化父亲脱离而达成独立，以及透过理想化父亲的功能的转移内化作用，以达成心理上的自足（self-sufficiency）。而且他体验到一种深度的欢乐（joy）感——不是感官的享乐（pleasure）！——伴随着他的觉察：他已经达成其自体的决定性巩固。

这里我要附带说明的是，我并非随机地使用“欢乐”与“享乐”的术语。欢乐被体验为一种更广阔的情绪，就好像是被成功所激发的情绪；而享乐，无论可能多么强烈，指的是一种局限的体验，就像是感官的满足。从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欢乐体验所具有的起源源头，不同于享乐体验的源头；这两种情感形式，都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路线，而且欢乐并非升华的享乐。欢乐关联于整个自体的体验，而享乐（虽然经常发生整个自体的参与，并提供了欢乐的混合物）关联于自体的部分与成分（parts and constituents）的体验。换句话说，存在着古老形式的欢乐，而关联于整个自体的古老发展阶段，就好像存在着自体的部分与成分的体验，其发展上的古老阶段。因此，有升华的欢乐的说法，就好像有升华的享乐的说法。

M先生所采取的第三个活动，是创办一所写作学校。这样的企业意念，对他来说，并非直到此刻才首次出现；他曾经在分析的早期提过这个念头。但现在这个意念随着活力增加而再度出现；这是他为了自体的重建，而决心认真地执行最后步骤的展现。他的内在信念是他快要完成这个任务；而这个信念是他后来感觉准备好结案的逻辑前兆。这个意念的出现，带给他一种灵感启发的感觉；也就是说，某个夜晚他从睡梦中醒来而这个意念再现，且就像一股有效的推进力而催促他采取行动。我相信，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征兆，就是他正动员其所有的力量，以追求一项困难的任务。

M先生对他任务的反应，是再活化其创办写作学校的计划；而在我们开始检视其任务的本质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他对想要进行的任务的反应的细节。当他第一次开始专心于这个意念时，他担心他的计划会落空，担心它最后只是自己的心智内容、只是一个想法，他也担心会对它丧失兴趣且不会真正执行。这样的担心是有意义的。这表示他隐微认知的恐惧，就是他心理的组成中仍缺少某种东西，只有领悟并不能治愈这个缺陷，一个空洞仍需要被填补——以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就是新结构尚待形成。当病人表示了分析工作将会失败的恐惧，尤其当对某种抑制的所有原因，虽然有了充分的修通领悟（也就是说，虽然对可能相关的结构冲突有了充分理解）；但是他感觉无法改变其行为，不能变得有建设性且活跃。这时候，分析师不仅应该考虑潜意识罪恶感的效应（一种负向的治疗反应），也应该，且最先要考虑持续的结构缺陷的存在——经常存在于未被认知的自体障碍领域。

当M先生透过与他青少年的另我（alter ego）在棒球场的演出，再度证明了在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架构下，其结构缺陷的治疗将要发生——实际上这个治疗已经发生，但尚待巩固。而他再一次扮演起父亲的角色，但他提供给儿子的，并非父亲人物的理想化面向。这次他是一个老师，而且他是一个机构（一所学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是被规划的外在结构的一部分，准备被儿子（学生们）所内化。而被教学的主题（M先生借着进行这个计划，来促进这个特定结构的内化）牵涉语言文字的运用，当然也具有特定的意义。学生必须获得的心理结构，被规划为使他们能够把没有形状的意象，转变为定义清楚的文字。精确使用的语言变成结构，而执行将学生的“意念分解为可处理的部分”的心理功能；并作为达成学校的最终目标的中途站：使学生能够成为有创造力的作家。以后设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达，亦即M先生提供给其另我的结构（教导他的学生），是目标—抑制的、释放—延迟的、替代—提供的语言模式，而把原发过程的意象（imagery），转型为次发过程的语言意念（verbal ideation）。但是，他还给予他们更多的东西。当他第一次勾勒出他的教学计划，以及描述他后来实际的教学时，M先生没有告诉分析师，但分析师可以从他对学校的兴奋报告的弦外之音清楚地推论出，他还提供灵感与对工作的热诚给他的学生。在开办学校与作为启发的老师的过程中，他证明他不仅理解其自身精神的重要部门存在着缺陷——经由代理而理解学生必须学得新技能——他也理解以新结构（以及新结构的功能维持）填补的这个空洞，仰赖着启发的父性理想的存在。因此，对M先生而言，学生所代表的不仅是他的儿童期——他对文字的天分仍未开发（M先生轻度的思考障碍）；学生也代表了他的青少年期——他目标—建立的理想尚未在自体的结构中完全地奠立，且仍然需要内化一位理想化的“父亲—老师”（father-teacher）。唯有其目标—建立的理想的组织效应，结合其特定的天分与技能，才能提供M先生自己所描述的“稳定的能量流”，而不是他先前对分析师所抱怨的“总是破坏性的爆发”。 jz1y9uYftNPHViN/CweFqmFubfwUv1DSLh6liilGD5I1M68jUnc+Mv3MHpXjFR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