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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先生，以作家为业，他形容写作为可靠的但有限制的工作，三十出头，在结婚六年的妻子离开时寻求分析
。表面上他想要进行分析的原因是为了要找出他在失败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想要治疗的动机并非源自对智性知识的渴望。他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受苦于严重的自尊障碍与深刻的内在空虚感，是一种原发的结构缺陷的展现——他的自体有慢性的脆弱化，亦即自体这个结构有某种暂时碎裂的倾向。他的无感觉（apathy）与缺乏自发性，让他感觉自己只是“半死不活”（half alive）；而他借助于充满高度情绪的幻想，尤其是具有强壮的虐待者角色的性幻想，尝试来克服这样的内在空虚感。这些对女人虐待控制的幻想（把她们绑起来），他有些时候也会真的见诸行动。他曾经这样对待过他的妻子，而她认为其行为是“病态的”[从理论的角度，这些幻想与演出（enactments）是借助防御结构来掩盖原发缺陷的尝试]。正是有关专栏写作的模糊表达的抱怨，在他的人格组织中具有关键的意义，以及在他的分析过程中具有绝对的重要性。作家的工作，应该对他自尊的提高有过实质的贡献，但因某种相互关联的困扰纠结而打消。这里我要聚焦于其中的两点。第一点确实是M先生的原发结构缺陷；它在起源上关联于母亲作为镜像（mirror）的自体—客体功能的失败，无法满足孩子的健康表现癖。第二点是病人的代偿结构缺陷的展现；它在起源上关联于父亲作为理想化影像的自体—客体功能的失败。
原发缺陷——自体的夸大—表现癖面向在发展上的中止——在起源上的基质，是来自母亲这边不够充分的镜像。如果患有这类障碍的病人，其母亲仍然活着，那么通常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就可能第一手地确定其母亲缺乏神入或错误地神入回应。因为当病人透过镜像移情（mirror transference）的反应互动的动力而变得觉醒，觉察到其自体对错误的或分裂的神入是容易受伤的，并且已经开始重建其早年生命中关于起源的决定情境。他将不只从他的儿童期中回忆起致病的时刻，也将观察到他的母亲有缺陷的神入（不管是对他或是对其他人，特别是对儿童——例如她的孙子）。在M先生的案例中，这种资讯的直接来源是不可得的，因为他的母亲在他十二岁时过世。然而，若干移情现象以及其儿童期的记忆，显示他对母亲给予回应的体验，是感到不足且错误的。他回忆起他的儿童期，有很多次他尝试突然注视母亲，这样她就没时间借着虚假地友善而感兴趣的脸部表情，来掩盖她对他的真正冷淡。而且他回忆起一次特别事件，当时他弄伤了自己，他所流的一些血玷污了他弟弟的衣服。母亲在当下，没有区分究竟是他还是他的弟弟处于害怕与痛苦之中，直接就抱起弟弟冲往医院，而把他丢在后面。
关于他的第一个记忆，一个普遍且复杂的问题等待着确定的回答——也就是为什么孩子要重复而主动地去尝试触发他所惧怕的那个认知（或许，有一些类似于我们重复碰触疼痛的牙齿，来测试它是否还是疼痛——只发现它当然还是痛）。这些记忆的心理滋味（孩子的情绪状态是焦虑而期待的渴望）似乎排除了这种解释：孩子渴望把自己暴露于母亲对他的拒绝，来满足被虐待的欲望。我也不相信他注视母亲的脸——化被动为主动——主要是为了在潜在的创伤情境里保留某种控制（当他还处于易受伤害的高峰，例如，当他正期待着来自母亲的正向镜像，借着主动地确定母亲的漠不关心，来防范因为母亲的冷淡而被动地、无预期地被淹没的伤害效应）。我们对他的行为所可能获致的最有意义的结论是，他对母亲与他的同调（intuneness）尚未放弃所有的希望——这个结论与病人的精神病理的诊断类型一致（也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而非边缘型人格障碍）。我们可以假定，母亲的神入并非完全缺乏——其神入是错误的而非平淡的；当他伤害他自己，她终究有了回应。如此就偶尔肯定了孩子的价值感，以及其自体的现实存在。
母亲没有能力与孩子同调并回应以适当的神入共鸣，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孩子人格的表现癖（sector）有特定的发展障碍：他无法在他的表现癖部门建立充分的升华结构，因为欠缺母亲的原发镜像回应，从而无法建立足够的基础来让母亲有结构的、逐渐有选择的次发回应得以进行〔对于孩子的需求，母亲给予适当增加的挫折（optimally increasing frustration）〕；于是他维持固着于表现癖的古老形式。既然古老的表现癖在成人生活中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他发展出粗糙的、全有或全无之类的防御结构——他要不就压抑其表现癖而损害了自尊的健康形式，以及对自己与对自己表现的享受；要不他的表现癖就爆发成狂热的活动与狂野的性欲化幻想（偶尔成为实际的行为），其中镜像的自体—客体（总是一个女人）处于他绝对的、虐待的强迫控制下，是一个必须顺从他每个欲望与念头的奴隶。
关于他作为作家的工作——必须再度强调的是，工作应该对于其成人自尊的提升有过最大的贡献，也应该对其转变后的夸大—表现癖的自恋压力借着创作而提供了最重要的出口。但因母亲镜像功能的失败所致的结构缺陷，造成可怕而瘫痪的过度刺激的体验。他没有具备充分的结构，来修正或中和他的夸大与表现癖，而这些因为其想象力被动员而被活化。于是当他写作时，他就会变得紧张而兴奋；然后要不就压抑想象力而损害了其作品的原创性与活力，要不就完全中止工作。
然而，其创作之路上的阻碍，不能只靠以下原因的审视来解释：他与镜像的母性自体—客体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装置的原发结构缺陷。因为，他应用于专业活动的能力，主要不是基于原发结构——也就是孕育在他与镜像的自体—客体的关系基质之上而产生的先天能力，而是基于代偿结构——也就是在他与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父亲）的关系基质之上而获得的才能，或至少在稍后的儿童期被决定性地加强的才能。
在处理这些代偿结构及其特定的缺陷之前，对M先生的儿童期的一系列起源上的重要心理事件加以重建，将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我已经说过，M先生的核心自体结构，无疑已经被母性回应的缺乏而严重伤害。同样肯定的是，因为他在与镜像自体—客体的关系中曾经受过伤害，他接着转向理想化的父亲——这是非常典型的心理运作——以寻求在他与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关系中加以弥补。
M先生在他的儿童期中，必定已经先尝试理想化而后获得（也就是整合入其自体）若干其父亲的能力——这些能力似乎在父亲的人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且似乎父亲也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尤其是父亲在使用语言文字上的技术。无论如何，在他整个青少年期与成年期中，病人凭借着文字，尝试以“目标—抑制”（aim-inhibited）的、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寻找其夸大表现癖的努力（strivings）衍生物的实现。然而，这些努力所发源的自体部门，仍保持未被修饰的（古老的）状态；因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更精确地说：围绕在它们周围修饰的、替代—提供的（substitution-offering）精神结构的发展——无法借着可靠的回应的压力来维持。而这些来自其母亲的回应，首先是欢乐地接受的回应，后来是逐渐选择性的回应。
对分析师而言，见证病人尝试从情绪的死巷中挣脱出来是很有意义的；而这情绪的死巷就是其人格中的自恋部门的发展被阻碍所致。他曾选择的专业活动（关联于艺术评论）让他掌握了某些很特定的方法，而容许他表达其特别的自恋需求。在他的写作中，描述与批评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创作；他如今能够借着运用其父亲的理想化力量，把他对母亲的神入回应的渴望翻译成适当的语句。他甚至对母亲有回应的身体的触感，还有着未减轻的原发欲望；而这样的欲望在他专业活动的追求所必须撰写的若干语句描述中，可以找到象征的表达。
他的悲剧是——而此处藏着他寻求治疗的最强烈动机之一——他无法成功地建立具有适当功能的代偿结构，而这是源自其收集字典、喜爱文字、言语明智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就像他的母亲一样又让他失望（然而，有鉴于当他进入分析时，他早已进入其写作生涯；因此我们可以有个结论，就是他父亲作为自体—客体的失败，没有其母亲的失败严重）。换言之，其父亲不能容许自己享受被儿子理想化的乐趣；而且他也没有借着神入式参与回应，培育儿子对他的理想化关系的恰到好处的发展，而这是儿子所渴望及所需要的。因而这男孩在强化其自体结构的尝试上，再度遭到挫折；挫折也发生在建立功能性装置的尝试上，而这种装置将容许自体透过可靠且可用的创造追求，来进行社会可接受的展现与表达。
一个成功的、阶段适当的、小石片脱离大石块般的（chip-off-the-old-block-type）与理想化父亲的融合（或是孪生关系），以及之后逐渐的或阶段适当的对父亲的失望；前者借着暂时参与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全能来提升M先生的自尊，后者对于其夸大幻想与表现癖的部门，最终可以提供他适当的缓冲结构与释放模式，并抵消先前与未充分镜像的母亲的心理互动所造成的伤害。确实，他在语言与写作领域的代偿活动，并非全然地失败；而且他从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毫无疑问，不管是他对自己制造的类艺术（quasi-artistic）作品的认同，或是他从中获得的满足——直接地透过其工作的乐趣，或间接地透过公众的回应——都不够用以维持其自恋的平衡。而其分析的进展，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借着逐渐发生于自恋领域的进步来量度。
M先生在语言与写作领域所建立的代偿结构，其疾病的本质究竟为何？如何治愈？让我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简单地作个回答。（1）有关代偿结构功能的障碍，可以这么说，M先生对于从他心里冒出来的、以视觉意象形式存在的幻想，没有能力把它们翻译为适当的语言（一个大学教授曾经有点神祕地说过，他为一种“逻辑”的缺陷所苦；这或许是一种外行人对轻微且局限的思考疾患的诊断）。（2）有关这个代偿结构障碍的治愈本质，精神分析过程中的进步依循着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有关母性自体—客体不足的镜像回应，透过对这个区域的修通过程，也就是借着将其夸大—表现癖的驱力，整合入他的人格。当这个部门被修通而张力被激发时，小提琴的拉奏提供了重要而过渡的安全阀（参考Kohut，1971，p.287，关于F小姐的分析中，跳舞提供了类似的功能）。第二条路是透过以下领域的修通过程：当病人对母亲的镜像回应的期待感觉无望，之后决定转向父亲以寻求依恋（尤其是为了分享父亲在语言领域上的权力），但遭遇父亲的撤回。这是关于起源上类似体验的“望远镜化”（telescoping）
的例子（见Kohut，1971，pp.53～54）：对病人人格的这个部门，一些已完成的关键的分析工作并没有聚焦于早年生活的起源模式，就像它首先一定被概述为父亲最初的挫败的结果；而是聚焦于其前青少年期后期（late preadolescence）的类似的动力模式，而这个部分从精神经济的（psychoeconomic）观点来看，在决定M先生的成人人格障碍的特征上，似乎很具决定性。特定地说，他记得在母亲死后，他曾经尝试要求其理想化的父亲的关注，但因为父亲对他没有兴趣而感到失望；尤其是因为父亲的再婚，这件事给他带来的体验是一种自恋伤害以及对个人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