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本书形成的不同阶段，曾经慷慨地给予回应的同事与朋友，其数目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必须请求他们接受我的感谢却无法一一列举其名。但是，我还是要提到一些对我特别有价值的帮助——一方面是因为在每位作者都会对于自己努力的价值产生怀疑的时刻，他们所曾提供的情绪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本书的内容与形式所给予的广泛意见。所以，我怀抱着温暖与感谢提到以下诸位：迈克尔·巴史克（Michael F.Basch）医师、阿诺德·高德堡（Arnold Goldberg）医师、卡夫卡（Jerome Kavka）医师、隆普纳（George H.Klumpner）医师、马奎尔（J.Gordon Maguire）医师、马克斯（David Marcus）医师、保罗·奥恩斯坦（Paul H.Ornstein）医师、波洛克（George H.Pollock）医师、保罗·托尔平（Paul H.Tolpin）医师与帕隆博（Joseph Palombo）先生，还有一些人我也要一并致谢。对沃尔夫（Ernest S.Wolf）医师的付出，我要表达由衷的感谢；他因友谊的慷慨举动而承担本书索引编列的艰巨任务。

我还要感谢一些同事，因为他们允许我引用他们被我督导时分析个案的材料。不幸的是，广泛使用我自己的个案是不明智的，因为要保护他们的匿名性非常困难。所以同事的个案之举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个案被引用的同事中，有一些要求自己名字不要被提及，以作为特别的保护；尽管有小心的伪装，他们病人的身份还是可能被认出来。无论如何，有三位个案的资料可以确保安全，所以我要表达对这三位分析师的感谢。安尼塔·艾克斯代德（Anita Eckstaedt）医师允许我使用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她从有体验进行的分析中所挑选出来的。安娜·奥恩斯坦（Anna Ornstein）医师让我使用的临床材料，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可靠的支持。而玛丽安·托尔平（Marian Tolpin）让我使用一些具启发性的材料，而这是来自她为了别的目的所准备的杰出个案研究。

一般作者对他秘书的感谢，通常被例行公事地放在前言的评论之中。然而，我对杰奎琳·米勒（Jacqueline Miller）女士所要表示的诚挚谢意，绝非例行公事而是真诚的感受。对于我加诸于她的负担，如果没有她冷静的回应，没有她对任务的投入，没有她执行过程中的才智，这本书的完成将会更遥遥无期。

支持我要提出的这些研究结果，其所有阶段中间的财务帮助是来自芝加哥精神分析机构的安·波洛克·列德勒研究基金（Anne Pollock Lederer Research Fund of the Chicago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以及来自一般的研究基金。我要对这些支持致谢。

对于来自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娜塔莉·奥尔特曼（Natalie Altman）女士的帮忙，我也要表达我的深挚谢意。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草稿书页往返旅行于芝加哥到纽约，而后又回到芝加哥。回来的书页中点缀着有感受力的问题与有价值的建议，督促我更清晰地表达自己，以充分的证据支持我提出的看法，以及放弃过多的材料。我感谢她温暖的热诚，因为这确实超过了职责所需，而且我希望她能够像我一样享受我们的互动。我知道，我的书从我们的合作中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