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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刚刚开始了在巴黎高师的第四个学年，就传来了卡斯特勒因发明光抽运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那是10月份的一天，巴黎飘着早来的初雪，当天的实验室一瞬间就变得人声鼎沸：记者们蜂拥而至，香槟酒汩汩流淌，科研人员、学生、技术人员和实验室秘书在实验室里合影留念，他们都分享着同样的喜悦。我感到无比欣喜，也在思忖着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够加入到这个实验室，能够和那些被认可的发现者们一起在这个刚刚获得世界性赞誉的研究领域从事工作。
只有一件事情让大家不能释怀。诺贝尔奖委员会把荣誉颁给了设想出这种方法的“梦想家”卡斯特勒，却没有颁奖给追求细节和精确的布罗塞尔，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梦想才成为现实。从当天的照片来看，布罗塞尔虽然面有笑意，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我可以想象他的失望，而这种失望又和他内心的喜悦交织在一起，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后来卡斯特勒本人也多次表示遗憾没能与布罗塞尔共同分享这个奖项，但布罗塞尔从未有任何怨言。我们这些实验室的成员们都在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遗漏，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清楚。
卡斯特勒的获奖凸显了光抽运的重要性，这是第一个利用光来操纵原子的方法，使原子以精确和可控的方式演化，并具有新的应用可能性。当时这一方法涉及的是原子的角动量，但后来这种方法得到了延伸，我们将看到，该方法从角动量延伸到了外部运动变量，以及原子的速度。光将被用于冷却、陷俘以及操控原子。
图1.10 1966年10月，在卡斯特勒被宣布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巴黎高师的赫兹光谱实验室（后更名为“卡斯特勒-布罗塞尔实验室”）的合照。从左到右：法兰克·拉洛（Franck Laloë）、克洛德·科恩-塔诺季、阿尔弗雷德·卡斯特勒、我、让·布罗塞尔和阿兰·奥蒙特（Alain Omont），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年轻研究员。
卡斯特勒的诺贝尔奖实际上标志着战后法国科研的复兴。这是自1929年路易·德布罗意获得诺贝尔奖后，法国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在此之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1939年成立，到了战后，在第四共和国政府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的倡议下，以及在随后第五共和国初期戴高乐将军推动下，科研发展都得到了重视，这段时期，尤其是战后，法国培育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研究环境。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又有七项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了法国的研究人员。但是，虽然这些奖项见证了法国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为支持研究所做的努力，却不能掩盖当今法国科研事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危机，对此后文再做展开。
当我还是一位青年学生时，就受益于当时极其优异的工作条件，这与今天刚入行的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条件完全不同。我在一位年轻而充满热忱的导师指导下工作，他既不必经常担心如何为他的研究寻找资金，也不必担心要经常为我们研究的潜在有用性进行辩护。克洛德不需要写项目和报告，他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研究、指导年轻学生和撰写分享我们的新发现的论文之上。当时，我从一位全心全意投入科研和教学中的师长那里学到的东西，可能是我今天从一位被烦琐的行政任务、繁重的教学任务约束和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确保他的团队有足够的资金而受到限制的博士论文导师那里无法得到的。而在1967年，彼时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我就很轻松地被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这确保了我的职业生涯，让我能以自由的心态投入我所热衷的事业中。
我非常怀念当时卡斯特勒和布罗塞尔的实验室的科研氛围，年轻的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研究课题，从由光抽运的想法所打开的、无限的可能性中获得灵感，以加深我们对原子以及物质和辐射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一旦通过考试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证明了自己对研究的热情，我们就会得到信任。如果我们有了一个看起来很有前途的想法，只需要把它简明扼要地介绍给布罗塞尔，他就会为我们提供将其实现的资源，让我们免去应对如今伴随着研究人员工作的所有官僚主义的程序。尽管历经沧桑，但这种精神至少在随后被更名为卡斯特勒-布罗塞尔实验室（Laboratoire Kastler Brossel）的实验室里得到了部分的传承。我很荣幸能够一生都在那里从事我的科研事业。我深知自己当初选择它是多么的幸运，而这仅仅是因为当时我被一位年轻热情的老师的课程所吸引，而我几乎是偶然地注册上了这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