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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会有很多朋友好奇，我国是不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进行人口普查的国家，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来看一些历史记载。
西晋学者皇甫谧编撰的《帝王世纪》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数据，大禹时代“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直接精确到了个位数。还记录了周成王时代“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同样精确到了个位数，比大禹时代还多出十六万一千人。所以过去包括很多正规图书在内的书籍中都讲到，中国在大禹时代就已经进行了人口普查，并且有精确到个位数的确切数据。三十年前我在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很多人便质疑道：精确到个位数怎么会不可信？又为什么要否定我国在世界的领先纪录？
创造世界纪录固然很好，但是只有真实的世界纪录才可贵。为什么这个史料记载难以当真？因为大禹时代绝不可能进行人口调查，更不可能留下这么一个确切的数据。包括以后的周成王时代的人口数据记载同样也没有参考价值可言。
我们暂且不论大禹的存世证据，首先我们要清楚，夏朝以后的商周王朝都是实行分封制的，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没有现实需求去调查全部人口，从技术上也做不到。因为天子已经将他的土地、人口分封给诸侯了，大的诸侯又将自己的土地分封给了小诸侯，小诸侯还会将土地继续分封下去。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和运输能力低下的条件下，如果不向下分封，天子根本没有能力来管辖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而一旦实行分封以后，天子也就没有必要调查各封国的人口数量了。
而从技术上讲，夏商周时代也做不到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大规模人口调查是需要物质条件的，首先就是统计上的难题，在没有纸和笔的条件下该拿什么记录，又该怎么保存记录？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还没有找到当时统计人口的工具和记录。而在甲骨文之前的夏禹时代，还没有出现文字和数字，更不可能对人口进行有效的统计。
从时间上看，公元前2世纪，能够直接调阅皇家档案的史官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都没有提到过早期的人口数量，后来修《汉书》的班固对此同样也未作记载。那么公元3世纪生人的皇甫谧，又怎么会得到夏禹时代确切的人口数据呢？可能有人会想，是不是皇甫谧发现了一些秘籍。但根据史书来看，皇甫谧家境贫寒，自小就没有机会读书，学有所成后才得到皇帝赏识。他曾向皇帝借书，皇帝选了一车书借给他。大家可能会认为一车书的数量庞大，实际上当时的书还是竹简或帛的形式，所承载的信息很有限，恐怕难以找到什么“独家记录”，否则司马迁和班固这些前朝史官一定会更先一步进行记录。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皇甫谧记载的这一数字是来历不明的，即便不是他本人伪造的，至少其信息的来源也一定是伪造的，因此并不可信。
有人认为《周礼》中记载了周朝的人口调查制度，可为信史。《周礼》中确实存在很多关于人口调查和登记的条文：
小司寇之职，……及大比，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
其中就提到了小司寇这个官职，在国君进行全面统计的时候，他需要将从婴儿到老人的民众数量进行登记，归档到最高档案馆。司民这个官职同样是负责人口登记的。自民众出生开始，司民就要将各人的名字统计到木简之上，同时还要统计性别和每年的出生与死亡人数。大司徒则要规划全国的土地制度，掌握全国地图及土地上相应的人口数字。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依然认为周成王时期不可能得出确切的全国人口数字呢？
按现在的分析，《周礼》中记录的制度并不是西周已经存在或者实施的制度，而是文人学者追加的一种历史想象，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有这样的制度，在没有历史依据的条件下就托名于周公，致使后世误以为周朝存在这样的制度。具体分析为什么不存在这些制度，我们可以对比以下的例子。
《周礼》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其中提到了“媒氏”这一官职，其职责便是负责记录全国成年男女的出生年月日及姓名，这样的官职不要说西周不可能有，连清朝时都不存在。
事实上根据现有的历史记录能够确定，我国人口调查概念与制度的初步形成，是从战国时期才开始的。而中国可追溯的最早有关人口调查的记录则始于周宣王时期。《国语·周语》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姦，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
大意就是，周宣王在战败之后来到太原（今宁夏固原市一带）这个地方调查人口，他的大臣仲山父就规劝他说不应该清查人口，不同的人口自有不同的官员去管，司民、司寇、司商等人各司其职，将各自的统计汇总即可知晓人口增减，国库盈亏，又有什么必要去调查人口数量呢？究其本质，不去调查人口还能保持下面的人对周王室的信任，如果调查结果反映人口减少，反而不利于王室统治。这便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统治者直接调查人口的确切记载了。
而推测出的中国历史上人口调查的出现，最早也要到商朝，即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原因何在？首先，人口调查的能力来自国家机构的支撑，需要一批专职的人负责实施，商朝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
其次，商朝已经出现了甲骨文，同时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复位数，个位数能承载的信息量有限，复位数则大大提高了统计的能力。目前在甲骨文中发现的最大数字是三万，这已经具备了调查的条件。在甲骨卜辞中，已经不止一次发现“登人”达到一二万的记录，“登人”即调查人口，“一二万”即数量可观。而当时无论是军事征伐、征收赋税，还是分配俘虏或奴隶，都离不开人口登记和统计，说明在商朝时，既有统计人口的需求，也有这个能力了。
因此从理论上讲商朝已经开始调查人口了，但依然做不到全国性的覆盖。而目前确切可证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则完成于秦朝，因为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便已开始实行“为户籍相伍”，即对民众进行户籍编制，说明户籍制度已经落实。商鞅变法后实行“五家为保，十保相连”，如果没有前期的户籍登记，则无法进行如此精密的安排，这一点也证明了当时已统计出基本的户籍数字。在废除井田制后又规定“既收田租，又出口赋”，其中口赋是以人口为标准收税的，如果没有对户口的基本统计，根本做不到有效的征收。到了秦始皇十六年（前231）规定，“初令男子书年”，可见在这以前男性人口也是不登记年龄的，直到这一年才有明文规定。男性人口登记年龄，其目的就是征发兵役和徭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周礼》中的记载是不实的。
战国后期，各国已经普遍建立了上计制度。再加上秦始皇统一以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规定户口都要逐级上报至郡县，再汇总到朝廷，这样才能确定全国的人口数字。刘邦进驻咸阳后，具有战略眼光的萧何接管了秦朝遗留的律令文书，其中就包括户籍，刘邦及后来他建立的汉朝也借此得到了全国确切的户口数字。
据说，刘邦路过河北时到了一个叫作曲逆县的地方，他感叹道：这么大的县，我走遍天下感觉除了洛阳以外，就数这个县最大。于是他就问这个县有多少户口，旁边的御史就回复他说，这个县在秦朝时有3万多户，现在还有5000户。可见秦朝的户口资料是完整的，可惜这个资料早就不存在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秦朝时已经有全国详细的户口资料了。
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全国性户口资料，就是公元2年即西汉元始二年的全国户口数字，来自《汉书·地理志》：“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全国户口总数为12 233 062人，人口总数为59 594 978人，已经精确到了个位数，这是建立在逐级调查汇总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其中还包括了全国103个郡、国的数据，每一个郡或国都有完整的户数和口数，还有首都长安等5个县的户数和口数，以及宛县，也就是今天河南南阳等5个县的户数。如此清晰的统计数字都是建立在完整的户籍登记调查的基础上的。但是，这些数字究竟是不是实际的人口数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