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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杜撰黄炎培有婚外恋，素食50载竟吃毛血旺。黄家决不容忍历史被篡改，父母亲的人格被侮辱。
2009年，因为电视剧《黄炎培》，黄家人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父亲黄炎培一生多彩多姿，曾是清末举人，我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他几十年办学，从著名的浦东中学到东吴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他在旧中国拒不当官，两次拒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49年成为新中国开国副总理。他亲手创建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两个（民盟、民建），并任两党第一位主席。他先被蒋介石看中，1949年又被毛泽东定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与领袖。父亲虽被称为教育、政治、经济“三栖人物”，但说到底他还是知识分子，黄家说到底还是书香世家，正如我家门前对联所写：“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然而，当我看到电视剧《黄炎培》的剧本后，发现父亲一生的重要作为和一些标志性事件，很少被涉及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剧本还虚构了一位林姓女士与父亲有婚外暧昧情感关系。剧组解释，这么做是为了加强故事性以吸引观众，但父亲一生并没有绯闻，这种做法是对父亲人格的不尊重。
父亲的生活习惯，比如50年吃素食，毛主席也知道，戏称为“黄道素食”，可剧本中竟安排父亲吃毛血旺。由于编剧、导演都是天津人，剧本里的上海人“黄炎培”竟然满嘴津腔津味，甚至冒出“老爷子”之类的称谓，与上海话相去甚远。对于由张铁林饰演黄炎培，我也难以接受。张铁林惯常演喜剧、演皇帝，与我父亲形不像，神更不像，我们不要求明星大腕，只希望能朴实无华。
我一直牢记父亲的家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当我将这些问题通过网络博客公布后，数日内竟有40多万人阅读，4000多人发表评论，90%以上支持我的意见，是非真伪，一目了然。谨以此文，让广大读者对我的父亲、我的家族有更真实、深刻的了解，以正视听。
父亲黄炎培1878年出生在上海浦东“内史第”宅中。“内史第”曾是江南著名藏金楼，内有秘籍书画，金石碑帖，有“富甲东南”之誉（1991年恢复重建第一进院落，陈云同志题写“黄炎培故居”）。“内史第”中不仅诞生了父亲及我堂兄音乐家黄自，还有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及宋子文兄弟，五四运动先驱胡适。一宅三家名人，世间少有。宅院四周小桥流水，树荫环绕，尤其是门前一棵五人抱不拢的老银杏树，极为难得。
父亲虽出身世家，但从我爷爷起就家道中落。父亲13岁丧母，17岁丧父，十几岁便外出打工，白天站柜台，夜间笔耕，撰文卖钱，养活自己和两个妹妹。1901年，父亲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期特班，特班总教习就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的教育思想对父亲影响深远。1902年，父亲江南乡试又中举人，目睹江山破碎，立志救国，他先是反清，被判死罪后由美国牧师救出，亡命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但发现社会依旧痼疾难去，便悟出要从基础做起，从教育抓起。父亲25岁开始办学，小学、中学，最有名的是浦东中学。蒋介石听说后，先送大儿子蒋经国来，学习很好，又送二儿子蒋纬国受教于此。之后，父亲又与人共创东吴大学（后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工程学院、暨南大学等。父亲曾任《申报》主笔，考察七省教育，非常失望，“所学无用，毕业等于失业”。他赴日、美等国考察，看到职业教育兴起后国家经济腾飞，大受启发。1917年办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张“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当今社会不少名人曾师从父亲所办的学校。例如曾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殷夫，历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数学家华罗庚，中子弹之父王淦昌，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会计专家潘序伦，原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原政协副主席钱昌照，演艺名人谢晋、秦怡等。甚至越南胡志明主席，也尊称父亲为“我的老师”，专门来家拜访。上世纪20年代，父亲已闻名上海乃至全国。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颇为浪漫。父亲和前妻王纠思生有五男五女，1940年王病故。之后登门说媒者众多，但均被父亲婉拒。1941年底，父亲来到贵阳大夏大学讲演，和母亲姚维钧邂逅，开始通信。“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母亲以一首《沁园春》表达了自己的心境。父亲也洋洋洒洒地写下《论家庭再造》，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他们百日有百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最终两人遥订终身。
1942年7月，母亲大学毕业后奔赴重庆，8月，他们举行了婚礼，著名教育家杨卫玉为介绍人，沈钧儒等参加。父亲在婚礼上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文中有赫赫八个字：“佳人易得，同志难求。”父亲当时在重庆，又是国民参政会，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是民盟、民建，公事繁忙，每每晚归，母亲都在他们居住的张家花园山坡上眺目等候，并写诗云：“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tuó）回。过尽千车人不见，一镫远送屐声来。”父亲读后感动，答诗：“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过尽千车人不见，一天风露湿君衣。”
20世纪有两部同为夫妻合作、关于延安内容的作品影响深远。一部是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其妻海伦合作的《西行漫记》（出版时只署斯诺之名）；另一部是1945年由父亲黄炎培口述、母亲姚维钧执笔的《延安归来》。
1945年7月，父亲与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与陪都纸醉金迷的乌烟瘴气相反，父亲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从延安归来后，他十分兴奋。遂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母亲执笔整理，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对此，53岁的毛泽东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父亲与毛泽东的延安对话被称作“窑洞对”“黄炎培周期率”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至今不时被人提起。
抗战胜利后，父亲奔走国共和谈，我们全家重返上海。和谈失败，父亲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母亲一直伴他左右，共度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1948年，母亲40岁生日之际，父亲感激地写下贺诗：“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母亲遂放弃教师工作，担任政务院秘书，协助父亲工作。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摆着母亲的办公桌，母亲在此处理信件与公函。每天仅人民来信少则十封八封，多则几十上百，都由父亲口述大意，母亲回复作答。大至大政方针，小至失业的人找工作，专业不对口的调工作，两人都尽力相助。以致母亲去世后多年，仍有写信者寄信到我家，继续求助。1950年，母亲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业余爱好上，母亲与父亲甚为相投，都不擅长歌、舞、牌、麻，只好书、文、诗、字。工作之余，他们在家中铺上纸墨，边书写边赏评，共同玩味，有时也在院中葡萄架下谈诗赋词。父亲一生出版的四部诗集里，《天长集》《红桑》两部由母亲作序。有一次母亲因病住院数日，很少与妻子分离的父亲，写下相思的诗篇，送到病床前。母亲读后热泪盈眶，写下充满情意的长信。
1962年，父亲和母亲结婚20周年。父亲已是85岁高龄，但不忘和母亲“知己同居二十年”的情意。他与母亲共同写下四首诗，装入以旧翻新的信封，分送给每个儿女（我留存至今）。父亲还把自己毕生最满意的书法作品——1927年流亡到大连时所抄写的《杜诗尤》，题上“赠我爱维”送给母亲；把相恋至婚前的100多封书信及之后的诗篇收集成册，取名《灵珰百札》。
1965年底父亲去世，母亲与他共度了24个春秋。她陪伴父亲度过了一生事业的顶峰，也经历了他最艰辛的岁月。
母亲为人贤惠，待人宽厚，善解人意，书房里挂着父亲前妻的大照片，母亲叫我们去行礼。父亲有时发脾气，对友人部下过于严厉，逢此，母亲总是出来宽慰一番。然而，在父亲严格管教我们时，母亲却从不来“护犊子”。母亲育有我们姐弟四人，她对父亲前妻所生的子女也十分关爱。他们结婚时，父亲对前妻所生子女说：“天下母亲只能有一个，你们也不必叫你们的继母为‘母亲’，你们的继母是教师，以后就叫‘姚先生’吧！”然而，经过母亲照管过的三位兄姐，仍发自内心地称她为“妈”。母亲还力主将被国民党杀害的我二兄黄竞武之子黄孟强、黄孟复兄弟接来，抚养成人。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全力辅助父亲的工作，形成了“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在经受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愈来愈“左”的政治压力时，“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使母亲处于她并不熟悉，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位置上。20世纪50年代，父亲为良心所驱使，为民请命、犯颜直谏的传统习惯不改。“反右”来临，我的五位兄姐被打成右派。黄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这种情形下，母亲作为父亲最亲密助手，处境之难可想而知。她感到力不从心，头发几乎全白了。
或许是知道老友的心境，196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邓颖超来了，周与父亲在客厅里长谈，邓与母亲则手拉手在里屋比肩而坐，低声细语。凭着良知与执着，凭着党和朋友的关怀，凭着对丈夫的理解、认同与钦佩，母亲一直支撑着，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里，支持父亲，追随父亲，陪伴父亲，无怨无悔。
1966年“文革”开始，母亲成了父亲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1968年1月20日，她以一死做最后的抗争，结束了不到59岁的生命。母亲身穿那件带有20余处补丁的棉袄，追随已先她而去的父亲去了。她在生命结束之际，仍然在留给我们姐弟和黄孟复兄弟的遗嘱中写道：“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母亲告别人世时仍无改其政治选择。在颠倒与迷乱的现实面前，她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用奉献生命来唱和其早年的一腔热血！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的家庭生活好转，但是父母仍厉行节俭，毛主席、周总理特给我家新建的位于园恩寺的小洋楼，父母一直不肯去住，十几口人加工作人员共二十多人挤在一个半院中。我们儿时每月只有5角钱零用，而且要记账，经母亲检查支出合理（买书、文具）才领下月的。
父母言传身教，我们第二代自小学习好，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我们七兄弟中，5人留学，有4人包括我在内，获取美国名牌大学博士、硕士（学位），且都是考取公派留学。20世纪30年代，一次蒋介石与父亲晤面，他对父亲讲：“经国、纬国曾受教于您的学校，听说您的‘五虎上将’很厉害，留洋归来了，送两个到我身边侍从室，我会提携的。”蒋介石要报答父亲教子之恩，然而为父亲婉拒。
蒋介石所说的“五虎上将”就是我的五位兄长。我大哥黄方刚，哈佛哲学博士，曾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死于战乱疾病。二哥黄竞武，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硕士，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匪特活埋。三哥黄万里，美国康奈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第一位获得该学位的中国人），反对三门峡水库被定为“右派”，用一生捍卫真理和良知（已逝）。四哥黄大能，留英建材专家，原政协常委，民建副主席。五哥黄必信，大连工学院任教，“文革”中夫妻幼女一家三口死于非命。
我弟弟黄刚在一家教育杂志社任职。四个在世的姐姐，一个出国定居，国内的黄学潮曾是著名的蓝天幼儿园副园长，黄当时现任国务院参事，黄丁年原是科学院信息所高工，现旅居加拿大。“文革”也让我家散人亡，我经历了十年农村工厂生活，“文革”后考入中国社科院，从事经济研究。
有媒体称我们黄家是“一家三代，一脉相承”，因为父亲在毛泽东进京第二天便被邀至香山双清别墅，“钦定”父亲为我国工商界领袖和代表；第二代中，我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关注经济尤其民营经济；第三代中，我二哥的儿子黄孟复，在经济领域里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现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家的第三代大都从事科教及相关工作。说到底，我们这个家族属于我们民族，而百年家史是百年中华民族史的缩影与侧面。因此，我决不能容忍黄家的历史被篡改，父母亲的人格被侮辱。想让黄家人封口，回答只能是“不”！（ 文 / 黄方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