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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1876年4月出生于天津，1951年去世。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南渝中学（现重庆南开中学），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
他主持自编教材，提出中国大学教育需“知中国，服务中国”。
1898年7月，威海卫。22岁的张伯苓站在通济轮上，看着清朝的黄龙旗被降下，升起了英国的米字旗。就在前一天，这面黄龙旗才代替日本的太阳旗被升起。根据《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需按约撤出，威海卫由清政府接收后，再转让给英国。
这场“国帜三易”的闹剧让张伯苓不禁慨叹：“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他于是离开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弃武从文’的决定，诞生了南开大学，也开启了先生（指张伯苓）半个世纪的教育救国路。”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先生逝世前曾说：‘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开，要看着南开。’1986年，南开人将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于南开大学中心花园张伯苓半身铜像后。尽管先生离开我们已65年了，但南开人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1898年11月，赋闲在家的张伯苓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被后世誉为“南开校父”的天津名绅严修。严修想在严氏家馆里推行新式教育。他听说张伯苓曾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便想聘请其为家馆老师，教授英文、数学等“洋书”。两人一见如故，张伯苓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从教之路。未来闻名于世的南开学校便滥觞于这个仅有6个学生的家馆。
在严氏家馆，学生除了要读半日经书和半日“洋书”，还接触了当时罕见的近代体育。当士大夫、读书人还是宽袍博带、迈着方步时，张伯苓已经带着学生跳远、踢球、赛跑。他曾把两把木头椅子搬到院子中，又在椅子中间放上一根长木棍，让学生练习跳高。新式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开一时风气之先，很快让他声名鹊起。
不久，富商王奎章也请张伯苓去其家馆任教。他上午教严馆，下午教王馆。随着他声誉日隆，想求教于他的学生逐年增加，他感到力不从心。其时，日本教育正蓬勃发展，吸引众多国内教育人士去取经。于是，严修和他两次东渡日本。张健说：“严、张去了日本后，深受触动。他们发现两馆办得再好，也毕竟是家塾。为了让更多人受益，1904年从日本回来后，他们就以两馆为基础，成立了‘私立中学堂’，面向社会招生，张伯苓担任监督（即校长）。”
私立中学堂起初仍设在严宅。1907年学校迁至天津“南开洼”，改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后又按照南京临时政府的规定于1912年改名为“南开学校”。民国的成立，让张伯苓备受鼓舞，更坚定了他教育救国的信念。他连年增添经费，修建校园，学生从几十人增加到数百人。张伯苓爱叫学生去家里吃饭，他的夫人还会亲自下厨。面对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他风趣地说：“以前学生少，可以常请他们来吃饭，现在学生多了，一顿就把家里吃空了。”
1919年，严修和张伯苓共同开办了南开大学。此后，二人分别在1923年、1928年又开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张健告诉记者：“先生曾说：‘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从‘徐图扩充’4个字就能看出严、张的目光没有局限于中学。之所以没有从一开始就选择办大学，一是需要积累办学经验，二是经费的限制。”
“南开，难开，越难越开。”张伯苓常用这句话鼓舞师生知难而进。因时局动荡，国立的北京大学等都因资金不足而拖欠老师工资，创办一所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款的私立大学更不容易。南开大学建校后，钱的难题始终困扰着张伯苓。他的三子张锡祚曾在为父亲所作的传略中写道：“历年来在各个政权的交替统治下，先生都要想尽办法找他们给拨助些经费，但是一经政局变迁，就要重新打鼓另开张，另找门路。他经常出入北京各个政权的教育部大门，人们都在背后指着他说，这个化缘的老和尚又来了。”但张伯苓并不以此为苦，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请求捐款时，被拒之门外，的确有辱颜面，但我并非乞丐，我是为兴办教育而化缘，并不觉得难堪。”
1934年，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建校30周年纪念会上宣布，南开学校以“允公允能”为校训，致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患有“愚”“弱”“贫”“散”“私”五大病，自己办学正是为了“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而唯“公”才能化私、化散；唯“能”才能去愚、去弱。
于张伯苓而言，“公德”与“能力”绝非口号，而是需要以身作则的。他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为了让学生不被“五大病”所污染，他明令禁止学生吸烟、赌博等不良行为。一次，他见一名学生吸烟过多，连手指都被熏得焦黄，于是出言批评。那名学生却反驳道：“先生你不也抽烟吗？怎么说我呢？”张伯苓一愣，沉思片刻后说：“你的问题提得很好，现在我宣布马上戒烟。”并当即折断了随身携带的烟杆。从此以后，南开在校学生，再没有吸烟的，张伯苓也自此终身不吸。张伯苓因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被南开师生叫作“巍巍大校长”，显然，其“巍巍”不仅在外表，更在品格。
然而，“巍巍大校长”的办学方式也曾受到质疑。1924年11月28日，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上发表了文章《轮回教育》，尖锐批评了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张健解释：“由于先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又多次到欧美考察，南开的老师大多也有留洋背景，所以创办之初，欧美化一度比较严重。当时所有课程都是全英文教学，书本不是英文原版就是英文转译，据说连解剖的蚯蚓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宁恩承写道：‘学问吗？什么叫作学问！救国吗？这样便算救国吗！’确实非常尖锐。”
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南大周刊》又刊登了许多类似的文章，言辞越来越激烈。南开的教师也因此感到不满，认为学生有意侮辱教员，要求张伯苓惩办撰文的学生，师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先生毕竟武人出身，做事果断。他见调解不开，干脆以退为进，说他这校长不干了，要离开南开。见此情景，师生双方很快做出了让步，学校这才重新恢复了秩序。”张健说。
这场风波让张伯苓认识到“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于是，南开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25年，除了英语课，其他课程都采用国语教学；1927年，南开开始自编教材；1928年，他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在于半“洋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际”，以更好“知中国，服务中国”。
张伯苓的两颗“掌上明珠”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便是“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产物。张健告诉记者：“经济研究所考察华北、东北的经济，发布的‘南开指数’连国民政府都采用。应用化学研究所则给民族资本家提供技术支持，在它的帮助下，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利中制酸厂，打破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
张伯苓最重视爱国教育，常以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述近代中国屈辱挨打的历史和民族危机的严重。南开学生每听张伯苓的演讲，都坐立难安，立志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生逢乱世，个人和集体的命运便与国家、民族的气运息息相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成为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
1937年7月29日起，日军对南开校园轮番轰炸。“轰炸之不足，继之以焚烧”。火光四起，烟云蔽天，张伯苓半生的心血一朝化为废墟。但他并未被打垮，在接受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7月31日，蒋介石约见教育界名流。张伯苓第一个发言，慨然表示：“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字字掷地作金石声。
日军新闻发言人声称选择南开作为轰炸目标，因其是“一个抗日基地”。南开师生的确一直站在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前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4年，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南开学生当着日本驻津总领事梅津美治郎的面，用黑、白两色小旗组成“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等字样，引起全场轰动。梅津美治郎当即提出抗议，张伯苓据理争辩：“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事后他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3句话：“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这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的一个茶话会上，主持人对张伯苓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等他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杜建时也向他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当历史走到新的节点，国民党即将败退台湾之际，张伯苓也面临新的抉择。蒋介石亲自登门请他赴台，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为由拒绝。蒋介石起身告辞，由于心情沮丧，头竟然撞在车门框上。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病去世，带走了南开的一个时代。对他这一生，也许曹禺和老舍的评价最为贴切。那是1946年，张伯苓正在纽约接受治疗，79位南开校友为他庆贺七十大寿。席间，曹禺和老舍朗诵了一首祝寿诗：“……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就仿佛提到华盛顿，或莎士比亚那个样。虽然他并不稀罕做几任总统，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可是他会把成千论万的小淘气儿，用人格的熏陶，与身心的教养，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把古老的中华，变得比英美更棒……”（ 文 / 郑心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