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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父亲是名人的家庭里，从而决定了我一生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命运。父亲因设计、领导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多年来，有关他和此桥的历史渊源——造桥、炸桥、修桥，已有大量文字记录，我无须再画蛇添足。
我曾在报刊上见过不少歌颂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作者还“烘云托月”地把他们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难免喷饭。我父亲显然不是此类“英雄豪杰”。据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许多难题，无论是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还是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私”字的，在他离开这世界以前，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没能如愿。这当然是正常的：名人也是“人”，他也无法摆脱困扰“人”的种种局限、牵缠和七情六欲。
父亲一生，走过了不少非一般人能想象的辛酸坎坷路。我还记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们谈的一段话：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父母生了 6 个子女，虽然都留过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我们后来的成就与幼年时代受父亲影响而产生的宏大志向都相去甚远，望父莫及，望己兴叹。如今，我们都垂垂老矣，回顾一生，壮志未酬，辜负了他的厚望，常引为终身憾事。
父亲有 5 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 岁）、留学早（21 岁）、得博士学位早（24 岁）、当大学教授早（25 岁）、当大学校长早（29 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 4 年，年年考第一。
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造了“茅氏定律”（1919 年 10 月，茅以升在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完成，全文共 30 多万字，在美国土木工程界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提出的一些新力学理论被称为“茅氏定律”）。那时，他才 24 岁。
我想接着那位邮递员的话谈谈父亲的学习方法。父亲多次告诉我们，在学校上课，最重要的，除了自身无法改变的条件——天资外，就是要彻底地弄懂每天上的每一课的内容，不能等到明天；其次是把时间分配好，根据学科的难易合理安排时间表，严格执行，雷打不动。即使某一科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完成，也不延长，留诸日后补上，随即进入下一课，使各科均不落后，齐步向前。他的这种学习方法帮助他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我曾经照办过，效果很好，但未能持久。不少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学习方法，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贵在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大家都承认运动好，但有多少人是经常运动的？所以，父亲常说：“知而不行，无济于事，只有坚持才是成功之母。”
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个成语叫作‘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他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 6 个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学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可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父亲的数学很好，他年轻时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以后的 100 位。但很遗憾，他这份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那时在初中上学，对数学不感兴趣，有时还考不及格。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音乐可以陶冶、改变人的性格。于是他多方打听，想找个音乐老师来教我音乐。那时，我大约是 10 岁。正好，邻居中有一位叫丁继高的会拉小提琴，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把玩具小提琴，请他来教。那时，我把它当作我应该追求的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大目标和最大快乐。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做个小提琴家。
父亲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让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坐汽车出入（那时坐汽车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要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父亲常教导我：“人，一定要和某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一提到‘桥’就会想到我，希望以后人们一谈到‘小提琴’就会想到你。”
1940 年，我考入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1943 年，我见到我校一位同学去了美国。她父亲是当时国民党的财政部次长。受其影响，我这留美夙愿不由得萌动，遂向父亲提出：“我也想去美国。”父亲造了钱塘江大桥后，在旧社会出了名，一个人有了“名”，就会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我就是在他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圆了这场美国梦。
我赴美前夕，父亲亲自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书籍，还有毛笔、砚台、墨、宣纸等“文房四宝”。他在机场给我的临别赠言，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到美国去，千万不要把中文丢掉。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1/5，将来中文必有大用处。除了你的专业外，当然要在美国花大力气、大工夫把英文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花大工夫、大力气，是学不好的。千万不要学成个假洋鬼子，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只会在中文里夹几个英文单词，而且别人还听不懂！一国的语言当然可以译成别国文字，但只能译故事情节，不能译‘诗’。各国语言都有它们自身的美，这个‘美’是翻译不出来的，我不相信英文能翻译唐诗、宋词；也不相信中文能译出莎翁和勃朗宁的诗的‘诗’意。唐诗之‘美’只能用中文来表现。所以，中文要学好，仅仅看白话文还不够，还要学一些古文。中文的感觉有一大部分来自古文，没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中文也难学好、写好。”但来美后，我忙于学校的功课、练琴、学英文，连一页中文也没有看过，一个毛笔字也没有写过，辜负了父亲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不少人都知道，30 多年前，翻译家傅雷先生写给儿子的信札《傅雷家书》传播甚广。听到傅先生这本“家书”，我就联想到，父亲其实也有值得一谈的“家书”。1944 年赴美留学期间，父亲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错误改正后寄回，作为我的一种英文作文练习。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用小字指出我在语法上、拼法上、习惯用法上的种种错误，我后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适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对我的学习方法、为人处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们当作至宝珍藏，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小兵抄走。
当时年幼无知，我完全不知道学音乐、学艺术、学文学，还需要具备与生俱来的种种条件，否则为什么古人说过那样一句至理名言——“书到今生读已迟”？这条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位成功的音乐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美国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粉碎了我成名成家的美梦，使我懂得，美国并不能把庸才变成天才！于是，我就从云雾中的“音乐家”之梦坠落，在地面上安于做一个与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万八千里，标有“教授”“主任”“演奏员”等头衔的音乐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父亲于 1933 年至 1937 年间在杭州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他工作繁忙，我们虽有时同居一处，也常一两日不见。只要他偶尔回来早些，我们就拉他到客厅里去天南地北地话家常。谈话内容总离不开我们各自的“鸿鹄之志”：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文学家，有的要当音乐家，有的要当心理学家，有的要当医生……父亲听后总是说：“无论你们要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要有真才实学，千万不可做个貌似巨人而实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此类怪物我确实见过不少，他们最多也只是被某些要人、名人吹捧得昙花一现而已。”
他的话有新意、有深意，我们都铭刻在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1937 年秋，日寇逼近杭州，我们一家人撤离到大后方。此后，这钱塘江畔的故居便成了我永恒的记忆。2007 年，在阔别杭州 70 年之后，我专程前往，重温旧日儿时梦。我最想见到的当然是我生活过的旧居和父亲办过公的一幢大楼。幸而我还记得那时我家的地址是西大街开化路 8 号，我访问了几位老人才找到。
从大门外见到它坍塌的围墙时，我感到恍如隔世。一进门，见到的是一切皆破旧。整个房屋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违章搭建、年久失修，千疮百孔。花园早已不复存在。草地上挤满了简易房屋，住了多户人家，人声嘈杂，走廊上还挂着尿布，下面放着小马桶。这一景象令我惊愕不已。
我记得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办公大楼坐落在杭州闸口的一处小山冈上，父亲带我去过多次。他常在此用望远镜远眺大桥工程的进展，没想到这栋大楼已荡然无存。我站在小山冈上远眺，父亲的铜像和晨曦中的大桥尽收眼底。桥下江水滔滔，风帆点点，薄雾蒙蒙，如梦似幻。
70 年来，我去过世界上不少地方，见过纽约的摩天大楼、斯德哥尔摩内海上灯光闪烁的夜景、孟买一望无际的海滩……但常使我萦怀的还是钱塘江水流过的这块平常的、我独一无二的故乡。我不由得想起周邦彦的一句诗：“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钱塘江水从大桥下奔流东去，也带着父亲一生的辛劳和成功的喜悦，从他子女的心坎上流过。
父亲，您安息吧！
（口述/茅于润 整理/铁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