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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曾说，思想家的可贵在于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压制。”那些未能走出书本的学问家，缺乏的正是一架自己的风琴，总是反复弹奏别人的音乐。
梁漱溟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沉溺于佛学，研究过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当在儒学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之时，便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低音主调”，创立了新儒学思想。那些先后影响过他的知识、学问，就全部隶属他的思想体系了。
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的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其中就有梁漱溟，因而与其子梁培宽先生有过深入接触。当时我想请梁先生提供一些图片，没想到他愿意拿出一大摞梁漱溟晚年批注的友人来信。我喜出望外，当即约定前去拜访。
2007 年夏，我第一次走进梁培宽先生位于北大承泽园的家，并且见到了那些弥足珍贵的信札原件。那是 31 年前的 1976 年，83 岁的梁漱溟已是历尽沧桑的暮年老人。也许是为了重温历史排遣怀旧之情，也许是为了重睹旧物归纳一生，他从箱底找出友人来信，静静细读，凝神回味，兴之所至就挥笔批注。于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我一边翻看这些信札，一边遥想当年老先生用心批注时的情形，心中充溢着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
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 1916 年前后，最近者在 1976 年，历史跨度长达 60 年。
老先生的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而改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这批书札被命名为“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在 2009 年出版。梁培宽希望我为此书写序，我只能勉力为之。在出版过程中，梁培宽写信给我，对待诸多细节颇为认真严谨。寄去的校样，他看后致信：
李辉先生：
《往来书札》校样共看了两遍，终于今日（十四）交出，由但汉琼同志取走。其中应作改动的均一一用红笔标明修改。至于是否恰当，以及有无疏漏之处，还希望先生再看看，把把关为好。另有几个问题需与你商讨：
信件标明年份是个难题。有的解决了（靠查日记、查信件内容等方法），有的只能推断为什么年代。这如何标明？似有两种办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在我采用的是后者，以为似较简明，不知是否恰当。
《相关人士简介》又有少量改动或补充，因为后来又查明了一些原来不清楚的事；但字数仍控制住，没有增加多少。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有“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字为好，这样才更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 ，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此外或许还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待先生最后看校样时，如果发现了，需要我处理时，即请以电话与我联系，尽快解决。
国庆前去重庆开会，去之前两三天正好送来校样。而校改工作只有待重庆返回之后才着手，因此被延误了约十天，至今才得完成。这是应当说明，并表示遗憾的。
顺祝
编安！
梁培宽上
十月十四日
梁漱溟笔下描绘的与学生“朝会”的场景，令人神往不已。1924 年，他到曹州中学主持高中部，将教学相长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办学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也是自己求友。他把学校看作交友的团体，仅半年，回北京时就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足见他所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梁漱溟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梁漱溟这样写道：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师生之间，竟有如此美妙、和谐的境界！
梁培宽曾感叹：先父昔日的那些青年朋友后来渐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然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而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昔日师友之情的怀念。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出版后，我请梁培宽、梁培恕两位先生编选一本他们笔下的父亲，命名为《父亲梁漱溟》，于 2014 年出版。编选的过程中，我读到两篇从未见过的梁漱溟的大作，一是《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一是《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其中《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一文写于 1976年 5 月 28 日，纵论梁漱溟眼中早年与晚年的毛泽东。在文章中，他写道：
毛主席不习惯于收敛克制，素有饮酒吸烟等嗜好。记得 1952 年 8月 7 日午后在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书斋见面谈话时，他自己要吸烟，先取纸烟一枚递给我。我说从不会吸烟，他点点头，说声“好习惯”！那时节他曾一度戒烟（因为医生提供意见），但不久，忍不住又抽起烟来。
《父亲梁漱溟》一书虽然只有 10 万字左右，却呈现了梁漱溟的可敬可亲，以及在时代旋涡中刚正不阿、坦荡执拗的人格力量。长子梁培宽还写了一段卷首语：
一切有生之物唯人有心。有心，使人对外有创造，对内有涵养。中国有句老话叫“动于衷而形于外”，意思是说凡内心有的，总会表现于外。
受命编一本小册子介绍先父，便从我们兄弟二人过往所写的长、短篇中摘取十万余字。文体不尽相同，但全属记述先父不同时期生活、活动的旧作，期于将他“形于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先父尝说，东方之学（儒、释、道三家）虽有不同，但同是反身向内认识自己，与西学之向外用力（认识和利用物）正相反。又说，东方之学收效在改变人的气质，窃以为这就是平常说的有涵养。
当前社会于东方之学颇疏远，倘若通过先父这个人使读者对东方之学有一种感知，坦白说，那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梁漱溟先生于 1988 年去世，享年 95 岁。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87 年 11 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
在这次会上，梁漱溟以坚决的口吻表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回顾梁漱溟的一生，他做过政治记者、想过出家、当过北京大学的讲师。为了解决如何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现实问题，他不仅写下了上千页的文章，还走出书斋，开展“乡村建设革命”、创办报刊、积极参与国事。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梁漱溟始终走在探寻两个问题的道路上：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梁漱溟虽已远去，但他思想的风琴依旧弹奏着他自己的乐曲。
（文/李辉）
“我的祖父一生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怀私意，洒脱旷达，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采访开始不久，梁漱溟的长孙梁钦元先生，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对祖父的印象。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一直有着多种形象：佛教徒、新儒家、乡村建设者、政治调解人……正如他自己所言，一生在两个问题上不断追求：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使他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学问；对社会问题的追求，使他投身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
多年来，梁钦元一直试图比常人更深入地理解祖父的文化探索与社会实践，从一个孙辈、一位研究者的角度，还原这位“最后的儒者”的思想轨迹。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敬告世人书》
1893 年的重阳节，梁漱溟出生于北京的安福胡同。那一年，他的父亲梁济已经 37 岁了。族谱记载，梁家始祖是元朝宗室的后裔，但到了梁济的祖父一辈，已陷入“无钱而有债”的困窘境地。27 岁时，梁济考中举人，在京城贵族府中做家庭教师。1906 年，他出任民政部教养总局的总办委员，负责一些扶危济困的慈善事业。
虽然只是人微言轻的清廷小吏，梁济始终怀着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在于念书人专务虚文，因此十分鄙视那些清流名士和经学大师；他主张维新改良，曾和友人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向民众普及近代知识；还致力于京剧革新，创作了新派京剧《女子爱国》。
在教育子女方面，梁济同样“离经叛道”。他把长子送到东京学商业，而商科在当时很受旧学界蔑视，还让两个女儿接受了新式教育。1898 年，梁漱溟开蒙，梁济要他学习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记诵四书五经。
13 岁时，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和父亲一样，少年梁漱溟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把艺术和哲学看作“损人利己的一派胡言”，以至对古文词章“无一不厌恶”。这个未来的传统文化捍卫者，直到成年也没背诵研习过儒家经典。
1911 年 10 月 10 日，当梁济正在书房中拟定治国方案时，千里之外武昌城的一声枪响，把他书案上的奏折扫进了历史的废墟。有感于朝野上下风俗败坏，梁济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但观察到的却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的民国乱象，于是渐渐萌发了以身殉道的念头。
1918 年 11 月 7 日，梁济收拾好纸笔准备出门，偶然看到报上的一条国际新闻，自言自语道：“世界会好吗？”一旁的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3 天后，他写下《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水而死。“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家父子最后一次的谈话内容，也是他们毕生试图解答的问题。
“我看了曾祖的日记，震撼于他筹划自尽的整个过程。他写道，明年绝不再听卖菱角和西瓜的声音，就连收尸时走哪条路都交代得清楚，可见求死之心的决绝。”梁钦元说。
从初到那天起，我就抱定一个宗旨，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
——梁漱溟《唯识述义·序言》
在父亲筹划“以死明志”的 7 年里，梁漱溟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折。
辛亥革命后，梁漱溟在《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经常出入于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现实政治的阴暗引发了他对于人生的厌倦和憎恶，竟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
1913 年，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在家闲居。此前他就有过出家的打算，并拒绝结婚，开始食素，在那段时间更是沉浸于佛学，“遇有佛典即购求”，不论大乘小乘、密宗禅宗。久而久之，渐渐入门，不像过去只求自我解脱，而是深入大乘的境界，要去“救拔一切众生”。
3年后，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融汇中西的哲学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力邀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从未上过大学，更没有留洋经历的梁漱溟由此成了北京大学的讲师。到北大的第一天，这个 24 岁的青年就问校长对于孔子的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除了为释迦、为孔子说个明白，再不做旁的事！
在北大的哲学课上，梁漱溟接到了父亲自尽的噩耗。悲痛之余，写下一封长信，对各种社会舆论作出回应。这对父子的不寻常由此可见：父亲可以冷静地用 7 年时间安排自己的弃世，儿子也可以抑制悲伤，平静地与他人讨论父亲自杀涉及的学理问题。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演讲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知识界引发轰动。当西方化的建设方案日渐成为社会共识，梁漱溟在书中却不合时宜地指出，西方文明对个人利益的计算，使“宇宙和人生断裂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殆垂绝”，剥削和异化“使人完全成了机器，要窒息而死”。而儒家礼乐的意义正在于为人类生活创造一种感情和精神上的安定，化解西方道路的缺陷与弊病。在当时，梁漱溟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此后 60 余年，梁漱溟发表了数千页文章来论述这一核心思想。他既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又像一位弘道的儒者。不同于那些“只堆积一些陈旧的古董”的国粹派，也不同于那些“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是一个“问题中人”，他要解决的是如何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现实问题。
“祖父曾说，他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他的著作从来不是书本的堆砌，而是来源于实践。他说过一句话：‘学问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真的学问是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梁钦元说道。
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他是最合适不过的……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进入北大之前，梁漱溟曾有一段南方之行。在江苏、湖南等地，他第一次目睹了军队进入乡村后干下的勾当。返回北京后，有感于军阀战祸，他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号召地方的知识分子履行社会责任。梁漱溟将这本小册子自费印了数千册，北大的教员室里也放了一些供人阅览。旧派学者辜鸿铭阅后自语：“有心人哉！”而新派教授胡适读过后，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胡适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15 年后的梁漱溟，正在山东邹平展开一场乡村建设的“革命”。
1931 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用于培训乡建工作者。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教化乡间人。
1933 年，国民政府通过特别法规，邹平成为试验县，梁漱溟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乡校”和“村校”取代了政府行政机关；学校教育分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实行合作社体制，从事养蚕、林业、植棉、信贷等；设立卫生所，培训护理人员；建立改进道德的民间组织和公约……这些乡村建设活动之所以著名，不仅在于它试图解决问题，更在于它相信农民能够“自救”：改造农村并不一定依靠西方的精神技术和物质帮助，通过乡土中国的乡规民约和礼俗传统，中国农村可以创造新的文明。
4年后，由于日军占领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被迫中止，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国事，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呼吁团结抗战。1939 年，梁漱溟从重庆出发，在山东、河南等敌后区巡视。“在重庆，祖父一月有几百大洋的收入，本来可以过着舒适安稳的日子，但是他希望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在民族危亡之际，不能只在后面嚷嚷，所以他要上前线。最惊险的一次，他们躲在山洞里，洞外日军的皮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941 年，梁漱溟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筹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联合国共两党之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成第三势力集团，实践民主精神。不久，他赴香港创办《光明报》。“萨空了先生在《香港沦陷日记》里写道，当时有炸弹落在十字街口，气浪袭来，全层楼的人都恐慌万状，只有梁先生神色安详。祖父曾在一封信中说，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梁钦元说道。
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理工科出身的梁钦元，在祖父去世 9 年后，开始改行从事心理学研究。“考取证书，找街道居委会办心理健康讲座，去民工子弟学校从事心理辅导，再做亲子和应试教育方面的心理咨询，一切从零开始。”说起转行的缘由，梁钦元向笔者提及在 1934 年一次演说中，梁漱溟说过的一段话，他强调研究儒门孔学需要两方面的功夫，一个是典籍整理功夫，另一个就是心理学功夫。“看来我是歪打正着，”梁钦元笑着说，“但可能也是本性使然。”
在梁漱溟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日记里，孙辈的名字频频出现。从不顾家的他，在 70 岁之后成了照顾孩子的行家里手。
梁钦元至今记得祖父带他们出游时用餐，只给 4 个孩子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孩子的胃口是被撑大的，但我们都没吃饱，回去就和奶奶控诉”。另一件事是祖父后来告诉他的。一次他生了病，喝药怕苦，父母给了他一块糖。正好祖父来，说“糖吃多了不好”。他反问：“多少算不多？”“你的回答非常不同，想把这个‘度’搞清楚。”祖父夸他，“有很强的探索欲望，这很好。”
“不要贪”是梁漱溟给儿孙的忠告。“我父亲回忆，一生中祖父对他耳提面命的教诲只有一次，祖父只谈了 3 个字‘不要贪’。后来我堂弟通宵看书学习，祖父也告诫他‘不要贪’，有行有止，不沉溺，不放任。”
“文化大革命”年月中，古稀之年的梁漱溟早上起来要扫公厕和大街，白天要开批判斗争会。就在这段混乱动荡的日子里，他开始写作《儒佛异同论》，参考资料都被没收，下笔仅凭记忆，不到半个月就写完了“论一”。虽然身处恶境，内心依然平静澄澈。“一切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惊骇，不讶异，不幽怨，随感而因，行其所当行。”梁钦元如此解释祖父的人生态度。
酝酿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人心与人生》在 1975 年完稿。次年，在给学生的信中，梁漱溟称自己“使命完毕，可以去矣”。不久，他坚持了数十年的日记也不再记了。
1979 年年底，梁漱溟搬入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下，对门是丁玲”。孙辈陆续成年，梁漱溟并不要求他们继承学问，而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他的一个原则是不要‘强众从我’，只要发愿为大众服务，生命力得到发展，就是好的人生。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流行迪斯科，我弟弟拿着录音机给他表演了一段舞蹈。爷爷扶了扶眼镜，笑笑说，‘你喜欢就好’。”
1980 年，梁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来自美国的艾恺教授。早在1973 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就希望拜会梁漱溟，未能如愿。此次前来，他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半个月里每天都到梁家做访谈。后来访谈集结出版，名字正是梁济的临终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艾恺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为“最后的儒家”，因为他“表里如一，心口如一，言行如一”。这个称谓曾引起一些人的争论和不满。对此，艾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是儒者，而你们是儒学工作者。”
1987 年 11 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这是梁漱溟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他以坚决的口吻表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几个月后，1988 年 6 月 23 日，梁漱溟在医院溘然长逝。
在梁钦元看来，“祖父理解的儒学是回归孔子本身，而学习孔子就是要在自己生命上做功夫，让每个人的生命顺适通达，嘹亮清楚”。
正如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所说：“他（梁漱溟）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文/许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