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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梁漱溟

我知道的《父亲梁漱溟》

叔本华曾说,思想家的可贵在于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压制。”那些未能走出书本的学问家,缺乏的正是一架自己的风琴,总是反复弹奏别人的音乐。

梁漱溟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沉溺于佛学,研究过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当在儒学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之时,便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低音主调”,创立了新儒学思想。那些先后影响过他的知识、学问,就全部隶属他的思想体系了。

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的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其中就有梁漱溟,因而与其子梁培宽先生有过深入接触。当时我想请梁先生提供一些图片,没想到他愿意拿出一大摞梁漱溟晚年批注的友人来信。我喜出望外,当即约定前去拜访。

2007 年夏,我第一次走进梁培宽先生位于北大承泽园的家,并且见到了那些弥足珍贵的信札原件。那是 31 年前的 1976 年,83 岁的梁漱溟已是历尽沧桑的暮年老人。也许是为了重温历史排遣怀旧之情,也许是为了重睹旧物归纳一生,他从箱底找出友人来信,静静细读,凝神回味,兴之所至就挥笔批注。于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我一边翻看这些信札,一边遥想当年老先生用心批注时的情形,心中充溢着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

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 1916 年前后,最近者在 1976 年,历史跨度长达 60 年。

老先生的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有的署名,有的不署名而改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这批书札被命名为“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在 2009 年出版。梁培宽希望我为此书写序,我只能勉力为之。在出版过程中,梁培宽写信给我,对待诸多细节颇为认真严谨。寄去的校样,他看后致信:

李辉先生:

《往来书札》校样共看了两遍,终于今日(十四)交出,由但汉琼同志取走。其中应作改动的均一一用红笔标明修改。至于是否恰当,以及有无疏漏之处,还希望先生再看看,把把关为好。另有几个问题需与你商讨:

信件标明年份是个难题。有的解决了(靠查日记、查信件内容等方法),有的只能推断为什么年代。这如何标明?似有两种办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在我采用的是后者,以为似较简明,不知是否恰当。

《相关人士简介》又有少量改动或补充,因为后来又查明了一些原来不清楚的事;但字数仍控制住,没有增加多少。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有“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字为好,这样才更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 ,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此外或许还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待先生最后看校样时,如果发现了,需要我处理时,即请以电话与我联系,尽快解决。

国庆前去重庆开会,去之前两三天正好送来校样。而校改工作只有待重庆返回之后才着手,因此被延误了约十天,至今才得完成。这是应当说明,并表示遗憾的。

顺祝

编安!

梁培宽上
十月十四日

梁漱溟笔下描绘的与学生“朝会”的场景,令人神往不已。1924 年,他到曹州中学主持高中部,将教学相长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办学一面是与青年为友,另一面也是自己求友。他把学校看作交友的团体,仅半年,回北京时就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足见他所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梁漱溟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梁漱溟这样写道: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师生之间,竟有如此美妙、和谐的境界!

梁培宽曾感叹:先父昔日的那些青年朋友后来渐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然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而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昔日师友之情的怀念。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出版后,我请梁培宽、梁培恕两位先生编选一本他们笔下的父亲,命名为《父亲梁漱溟》,于 2014 年出版。编选的过程中,我读到两篇从未见过的梁漱溟的大作,一是《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一是《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其中《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一文写于 1976年 5 月 28 日,纵论梁漱溟眼中早年与晚年的毛泽东。在文章中,他写道:

毛主席不习惯于收敛克制,素有饮酒吸烟等嗜好。记得 1952 年 8月 7 日午后在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书斋见面谈话时,他自己要吸烟,先取纸烟一枚递给我。我说从不会吸烟,他点点头,说声“好习惯”!那时节他曾一度戒烟(因为医生提供意见),但不久,忍不住又抽起烟来。

《父亲梁漱溟》一书虽然只有 10 万字左右,却呈现了梁漱溟的可敬可亲,以及在时代旋涡中刚正不阿、坦荡执拗的人格力量。长子梁培宽还写了一段卷首语:

一切有生之物唯人有心。有心,使人对外有创造,对内有涵养。中国有句老话叫“动于衷而形于外”,意思是说凡内心有的,总会表现于外。

受命编一本小册子介绍先父,便从我们兄弟二人过往所写的长、短篇中摘取十万余字。文体不尽相同,但全属记述先父不同时期生活、活动的旧作,期于将他“形于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先父尝说,东方之学(儒、释、道三家)虽有不同,但同是反身向内认识自己,与西学之向外用力(认识和利用物)正相反。又说,东方之学收效在改变人的气质,窃以为这就是平常说的有涵养。

当前社会于东方之学颇疏远,倘若通过先父这个人使读者对东方之学有一种感知,坦白说,那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梁漱溟先生于 1988 年去世,享年 95 岁。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87 年 11 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

在这次会上,梁漱溟以坚决的口吻表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回顾梁漱溟的一生,他做过政治记者、想过出家、当过北京大学的讲师。为了解决如何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现实问题,他不仅写下了上千页的文章,还走出书斋,开展“乡村建设革命”、创办报刊、积极参与国事。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梁漱溟始终走在探寻两个问题的道路上: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梁漱溟虽已远去,但他思想的风琴依旧弹奏着他自己的乐曲。

(文/李辉)

梁钦元:祖父梁漱溟,狷狂与实干

“我的祖父一生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怀私意,洒脱旷达,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采访开始不久,梁漱溟的长孙梁钦元先生,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对祖父的印象。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一直有着多种形象:佛教徒、新儒家、乡村建设者、政治调解人……正如他自己所言,一生在两个问题上不断追求: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使他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学问;对社会问题的追求,使他投身辛亥革命、乡村建设,发起中国民主同盟。

多年来,梁钦元一直试图比常人更深入地理解祖父的文化探索与社会实践,从一个孙辈、一位研究者的角度,还原这位“最后的儒者”的思想轨迹。

曾祖的殉道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敬告世人书》

1893 年的重阳节,梁漱溟出生于北京的安福胡同。那一年,他的父亲梁济已经 37 岁了。族谱记载,梁家始祖是元朝宗室的后裔,但到了梁济的祖父一辈,已陷入“无钱而有债”的困窘境地。27 岁时,梁济考中举人,在京城贵族府中做家庭教师。1906 年,他出任民政部教养总局的总办委员,负责一些扶危济困的慈善事业。

虽然只是人微言轻的清廷小吏,梁济始终怀着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在于念书人专务虚文,因此十分鄙视那些清流名士和经学大师;他主张维新改良,曾和友人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向民众普及近代知识;还致力于京剧革新,创作了新派京剧《女子爱国》。

在教育子女方面,梁济同样“离经叛道”。他把长子送到东京学商业,而商科在当时很受旧学界蔑视,还让两个女儿接受了新式教育。1898 年,梁漱溟开蒙,梁济要他学习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记诵四书五经。

13 岁时,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和父亲一样,少年梁漱溟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把艺术和哲学看作“损人利己的一派胡言”,以至对古文词章“无一不厌恶”。这个未来的传统文化捍卫者,直到成年也没背诵研习过儒家经典。

1911 年 10 月 10 日,当梁济正在书房中拟定治国方案时,千里之外武昌城的一声枪响,把他书案上的奏折扫进了历史的废墟。有感于朝野上下风俗败坏,梁济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但观察到的却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的民国乱象,于是渐渐萌发了以身殉道的念头。

1918 年 11 月 7 日,梁济收拾好纸笔准备出门,偶然看到报上的一条国际新闻,自言自语道:“世界会好吗?”一旁的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3 天后,他写下《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水而死。“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家父子最后一次的谈话内容,也是他们毕生试图解答的问题。

“我看了曾祖的日记,震撼于他筹划自尽的整个过程。他写道,明年绝不再听卖菱角和西瓜的声音,就连收尸时走哪条路都交代得清楚,可见求死之心的决绝。”梁钦元说。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

从初到那天起,我就抱定一个宗旨,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

——梁漱溟《唯识述义·序言》

在父亲筹划“以死明志”的 7 年里,梁漱溟也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折。

辛亥革命后,梁漱溟在《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经常出入于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现实政治的阴暗引发了他对于人生的厌倦和憎恶,竟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

1913 年,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在家闲居。此前他就有过出家的打算,并拒绝结婚,开始食素,在那段时间更是沉浸于佛学,“遇有佛典即购求”,不论大乘小乘、密宗禅宗。久而久之,渐渐入门,不像过去只求自我解脱,而是深入大乘的境界,要去“救拔一切众生”。

3年后,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融汇中西的哲学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力邀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从未上过大学,更没有留洋经历的梁漱溟由此成了北京大学的讲师。到北大的第一天,这个 24 岁的青年就问校长对于孔子的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除了为释迦、为孔子说个明白,再不做旁的事!

在北大的哲学课上,梁漱溟接到了父亲自尽的噩耗。悲痛之余,写下一封长信,对各种社会舆论作出回应。这对父子的不寻常由此可见:父亲可以冷静地用 7 年时间安排自己的弃世,儿子也可以抑制悲伤,平静地与他人讨论父亲自杀涉及的学理问题。

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演讲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知识界引发轰动。当西方化的建设方案日渐成为社会共识,梁漱溟在书中却不合时宜地指出,西方文明对个人利益的计算,使“宇宙和人生断裂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殆垂绝”,剥削和异化“使人完全成了机器,要窒息而死”。而儒家礼乐的意义正在于为人类生活创造一种感情和精神上的安定,化解西方道路的缺陷与弊病。在当时,梁漱溟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此后 60 余年,梁漱溟发表了数千页文章来论述这一核心思想。他既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又像一位弘道的儒者。不同于那些“只堆积一些陈旧的古董”的国粹派,也不同于那些“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是一个“问题中人”,他要解决的是如何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现实问题。

“祖父曾说,他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他的著作从来不是书本的堆砌,而是来源于实践。他说过一句话:‘学问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真的学问是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梁钦元说道。

“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

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他是最合适不过的……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进入北大之前,梁漱溟曾有一段南方之行。在江苏、湖南等地,他第一次目睹了军队进入乡村后干下的勾当。返回北京后,有感于军阀战祸,他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号召地方的知识分子履行社会责任。梁漱溟将这本小册子自费印了数千册,北大的教员室里也放了一些供人阅览。旧派学者辜鸿铭阅后自语:“有心人哉!”而新派教授胡适读过后,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要革命的。”胡适的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15 年后的梁漱溟,正在山东邹平展开一场乡村建设的“革命”。

1931 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用于培训乡建工作者。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教化乡间人。

1933 年,国民政府通过特别法规,邹平成为试验县,梁漱溟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乡校”和“村校”取代了政府行政机关;学校教育分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实行合作社体制,从事养蚕、林业、植棉、信贷等;设立卫生所,培训护理人员;建立改进道德的民间组织和公约……这些乡村建设活动之所以著名,不仅在于它试图解决问题,更在于它相信农民能够“自救”:改造农村并不一定依靠西方的精神技术和物质帮助,通过乡土中国的乡规民约和礼俗传统,中国农村可以创造新的文明。

4年后,由于日军占领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被迫中止,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国事,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呼吁团结抗战。1939 年,梁漱溟从重庆出发,在山东、河南等敌后区巡视。“在重庆,祖父一月有几百大洋的收入,本来可以过着舒适安稳的日子,但是他希望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在民族危亡之际,不能只在后面嚷嚷,所以他要上前线。最惊险的一次,他们躲在山洞里,洞外日军的皮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941 年,梁漱溟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筹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联合国共两党之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成第三势力集团,实践民主精神。不久,他赴香港创办《光明报》。“萨空了先生在《香港沦陷日记》里写道,当时有炸弹落在十字街口,气浪袭来,全层楼的人都恐慌万状,只有梁先生神色安详。祖父曾在一封信中说,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梁钦元说道。

“他是儒者,而你们是儒学工作者”

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理工科出身的梁钦元,在祖父去世 9 年后,开始改行从事心理学研究。“考取证书,找街道居委会办心理健康讲座,去民工子弟学校从事心理辅导,再做亲子和应试教育方面的心理咨询,一切从零开始。”说起转行的缘由,梁钦元向笔者提及在 1934 年一次演说中,梁漱溟说过的一段话,他强调研究儒门孔学需要两方面的功夫,一个是典籍整理功夫,另一个就是心理学功夫。“看来我是歪打正着,”梁钦元笑着说,“但可能也是本性使然。”

在梁漱溟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日记里,孙辈的名字频频出现。从不顾家的他,在 70 岁之后成了照顾孩子的行家里手。

梁钦元至今记得祖父带他们出游时用餐,只给 4 个孩子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孩子的胃口是被撑大的,但我们都没吃饱,回去就和奶奶控诉”。另一件事是祖父后来告诉他的。一次他生了病,喝药怕苦,父母给了他一块糖。正好祖父来,说“糖吃多了不好”。他反问:“多少算不多?”“你的回答非常不同,想把这个‘度’搞清楚。”祖父夸他,“有很强的探索欲望,这很好。”

“不要贪”是梁漱溟给儿孙的忠告。“我父亲回忆,一生中祖父对他耳提面命的教诲只有一次,祖父只谈了 3 个字‘不要贪’。后来我堂弟通宵看书学习,祖父也告诫他‘不要贪’,有行有止,不沉溺,不放任。”

“文化大革命”年月中,古稀之年的梁漱溟早上起来要扫公厕和大街,白天要开批判斗争会。就在这段混乱动荡的日子里,他开始写作《儒佛异同论》,参考资料都被没收,下笔仅凭记忆,不到半个月就写完了“论一”。虽然身处恶境,内心依然平静澄澈。“一切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惊骇,不讶异,不幽怨,随感而因,行其所当行。”梁钦元如此解释祖父的人生态度。

酝酿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人心与人生》在 1975 年完稿。次年,在给学生的信中,梁漱溟称自己“使命完毕,可以去矣”。不久,他坚持了数十年的日记也不再记了。

1979 年年底,梁漱溟搬入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下,对门是丁玲”。孙辈陆续成年,梁漱溟并不要求他们继承学问,而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他的一个原则是不要‘强众从我’,只要发愿为大众服务,生命力得到发展,就是好的人生。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流行迪斯科,我弟弟拿着录音机给他表演了一段舞蹈。爷爷扶了扶眼镜,笑笑说,‘你喜欢就好’。”

1980 年,梁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来自美国的艾恺教授。早在1973 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就希望拜会梁漱溟,未能如愿。此次前来,他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半个月里每天都到梁家做访谈。后来访谈集结出版,名字正是梁济的临终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艾恺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为“最后的儒家”,因为他“表里如一,心口如一,言行如一”。这个称谓曾引起一些人的争论和不满。对此,艾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是儒者,而你们是儒学工作者。”

1987 年 11 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这是梁漱溟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他以坚决的口吻表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几个月后,1988 年 6 月 23 日,梁漱溟在医院溘然长逝。

在梁钦元看来,“祖父理解的儒学是回归孔子本身,而学习孔子就是要在自己生命上做功夫,让每个人的生命顺适通达,嘹亮清楚”。

正如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所说:“他(梁漱溟)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文/许晓迪) tzkjpx0+dmT6slhrL7KGPwXRI2FOEBJcvREr1MZj8CHRtoHcDtPNpPKdGa8G6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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