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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3 日凌晨 3 点多，北京的冬夜滴水成冰，90 岁的邹佩珠已经起床，她把能回忆起来的事都写在一张白纸上，年岁大了，再好的记性也不如笔头好使。7 点多，她又躺了一会儿，然后正式起床梳洗。10 点钟，当笔者来到她家时，老人家已特意换了件枣红色的中式对襟衫，衬着满头银发，煞是好看。
笔者提起 2010 年 1 1 月 22 日李可染的水墨巨制《长征》拍到 1.075亿元，她淡淡地说，那画早不归李家所有，她有的，只是三里河这间旧房子。早晨的阳光照进屋里，映在相框中李可染温暖的笑容上，邹佩珠说，自丈夫去世，她看着这笑容已过了 21 年，那是她的“画牛郎”（李可染以画牛著称）。
往日一幕幕从她眼前掠过，老人家把自己与笔者都带到了往昔岁月，一谈就是 6 个小时，连饭都忘了吃。讲起祖国家园，她慷慨激昂；谈到丈夫，她深情款款。
以前，人们问我和可染是如何相识的，我就开始讲故事。我的生日是农历七夕，民间说生在这天的都是织女一样的巧人。我没遇见我的“放牛郎”，但是遇见了可染这个“画牛郎”。这是天意吧？我们之间真的有许多说不清的缘分。
可染是徐州人，22岁时到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绘画，而我家就在杭州，彼此同在一座城市多年，却不相识。本来我们之间没多少交集，七七事变后，战火频仍，烽烟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1937 年，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逃难，从上海到江西，再到长沙。一路上飞机追着我们的火车扫射，不断有人从我身边掉下去。那时可染带着妹妹李畹从徐州开始逃难，也到了长沙。他们家住在岳麓山下，而我家住在山上。后来长沙也守不住了，我们在一个早晨逃了出来，可染也是同一天离开的。这是日后我认识他才知道的。
离开长沙后不久，我母亲在漂满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时，把手弄破了，结果染上了病毒，第二天就死了。我辗转到了重庆姐姐家，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上学。巧的是，那时可染也从贵州逃到了重庆。重庆并不安全，眼见一架架飞机像麻雀一样飞来，密密麻麻的炸弹扔下来，大家就一窝蜂地往防空洞里跑。有人跑得慢，被炸死了，肠子就挂在树上。可染经常到一个大隧道里躲着，有一天，他的朋友硬拉他出去，那是他唯一一次没在隧道里躲炸弹。就在那天，几万人因为缺氧死在隧道里，他躲过了一劫。
那时，我与同宿舍一个女孩儿很投缘，就是可染的妹妹李畹。我们经常一起聊天，她跟我念叨自己有个哥哥，叫李可染，曾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校长林风眠特别喜欢他。渐渐地，我听熟了这个名字。
1943 年春末的一天，阳光格外好，我突然心血来潮，要出去画水彩画，就在离学校不远的路边选了个景，画了起来。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摇摇晃晃走了过来，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打听艺专怎么走，我就给他指了路。他顺口问我一句，有个叫李畹的学生认不认得，我心想，你可问对了，她就住我下铺。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可染。
不久，他到我们学校教绘画，住在教员宿舍，也就是一间茅屋，能摆张床，放块画画的小板子。可染多才多艺，除了绘画，还会拉胡琴，精通京剧，正好我也曾跟着家里的唱片学过京剧，他拉胡琴时，我就在旁边唱戏。
可染住的地方旁边是竹林，有一天，他屋里地上冒出了竹笋，我就帮他天天浇水，竹子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去了，他唤作“陪竹”，正好是我名字的谐音。又想到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就给这茅屋起了斋名“有君堂”。这对我也有很大触动。一些日子相处下来，我们越来越珍惜对方，要知道，我们都是死了几次没死成的人，感情非常不一样。
1944 年我们结婚了。可染出身贫农，我的家境好一些，但是战乱时，连身上的衣服都丢光了，也是一穷二白，算得上与他门当户对了。
结婚时，我们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用老乡堆草的一间屋，还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条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凹凸不平。为表示是新房，我和李畹买了扫把和石灰，把墙刷了一下。不刷还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
那年可染 37 岁，我 24 岁，可染的前妻苏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三子一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我们刚遇见时，他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并把他的身体调理好。结婚后，我养了几只羊，还喂了几只鸡，用鸡蛋给可染补身体。
1944 年年底，我们的长子李小可出生。有一次，可染出去办事，一连3天没回来。我很着急，等他回来我才知道他去听戏了，因为戏好，就一连听了 3 天。我大发雷霆，竟把床都坐塌了，我问他：“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他知道自己理亏，没有说话，以后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他发火。
抗战胜利后，可染到北平教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国画是封建文人画，画些花花草草，只讲求格调，没有烟火气，像什么样儿。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都不屑上国画课，李苦禅先生因此无课可上，可染本来是教国画的，也只能去教水彩画，但是他的心里始终不以为然。他学过西画，也画过抗战宣传画，他认为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的现实，就决心改革国画。
那时，他经常出去写生，但我最怕的也是他去写生。写生时跋山涉水，鞋子很重要。可染的脚和常人不同，有畸形，脚底下有块突出来的地方，走路会疼。我就在他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这辈子我做了多少双这样的鞋真记不清了。鞋坏了之后的路程对可染来说异常痛苦，但他还是会坚持走完。
1954 年，他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却都没有钱。一家杂志社的主编预支了 100 元稿费，他们这才出去，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摊，100 元花了几个月。可染的衣服破了，鞋也漏了，鞋底垫着纸片，就这样到了南京我大姐家。大姐帮他缝补鞋袜，还替他买了回程车票。等到他回来时，就跟叫花子一般。
可染每次出去写生，不管多长时间，都对家里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有我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为了使可染完全投入创作，我放弃了雕塑，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我们有 5 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要赡养，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有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老家亲戚钱不够，也要寄去。每到月中，我俩的工资就都花光了，总要向别人借。后来学校决定给我们每月补助 20 块钱，但可染是要强的人，领了一次就谢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每天光批改作业就要到半夜，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少睡觉的功夫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不过这些辛苦都有回报，可染成绩斐然。他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走到穷途末路了，可染只回了 4 个字——东方既白。今天，大家都说可染的画意境非凡，对国画开拓有功，却不知道他画笔背后的辛酸。
可染一生中，对他最大的打击，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心中的艺术理想被打破。那时可染被迫停笔，上台挨批斗，要戴高帽子。他头发很多，戴不上，红卫兵就把一盆糨糊倒在他头上，他有多委屈啊。1969 年起，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
政治高压下，可染得了失语症，大部分时间不能画画，他不想浪费光阴，就开始练字，像小学生一样，将毛边纸折叠出格子，抄录毛泽东诗词，工工整整地写一种厚重的字体，被他戏称为“酱当体”，就是以前当铺、酱菜店大门上写的招牌字。可染很珍惜纸，每张纸写满后，又在上面练习横平竖直的线条。我害怕他把难过憋在心里，就总守在他身边，给他洗头，讲开心的事。
1972 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总理嘱咐要布置一些宾馆，叫可染回来画些画，当地不放。第一次拿了北京市的介绍信，不行，又换了国务院的介绍信，才把可染接回来。
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我们的长子小可从部队复员回来，去了内燃机厂，打了10 年铁。三子李庚到内蒙古放了十几年马，后来他去日本，我们唯一能给的就是可染的一件旧棉袄，坏了很多地方，临走前我补了一夜。我们的女儿，当初怀她的时候，可染和我商量一定要送人，因为感觉实在没办法养她了，结果生下来可染抱着她，眼泪流了一夜，最终还是不舍得送人。“文化大革命”中女儿到六盘山插队，恶劣的环境让她得了脉管炎，差一点就把腿锯了。回北京时，她穿的是自己纳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豆子，20 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我们一家人看到后就哭了。
可染是个温厚的人，无论受什么委屈，都没怨过谁。都说文人相轻，但大家都对可染好。他自己说过：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一个有理想的人，哪有时间去骂别人。和可染生活那么多年，我自己也深受他影响。2007 年是可染诞辰百年纪念，我想把他的作品都捐出来，给可染百岁送个礼。当时中国画价格暴涨，可染的作品更是翻了十几番，孩子们一度想把画卖掉。在我看来，要是卖掉，我们的确会成富翁，可东西没了，无法集中表现国家那一段时期的成就。再多的钱财，除了供我们享受，又能如何？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死亡线上过来的，希望国家富强，然后更好，这也是我与可染的共同心愿。
现在可染的画卖到上亿元，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钱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我腰椎间盘突出，在这套房子里住了 30 多年，每天要爬 4 楼。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住再大的房子，没有好思想，无用！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有好思想才能自强不息啊。现在中国传统艺术有了市场，真让人高兴，但别把这些艺术都物质化了，忘却了背后承载的民族魂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是用钱换不来的。
（口述/邹佩珠 整理/路琰 任愚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