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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周有光先生，就像是在目睹一场生命的奇迹。早上 9 点的晨光穿窗而过，在这位 110 岁老人的脸上打下一圈光泽，越发映衬出他的鹤发童颜。笔者和同行者进门向他拜寿，他一边伸出双手作揖，一边对众人连声说：“谢谢。”
2015 年 1 月 13 日是周有光的生日，他却在此前为世人奉献了好几份生日礼物——《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和《对话周有光》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 2014 年年底出版，《从世界看中国》于 2015 年 1 月出版。
百岁以后，老人出版过《拾贝集》《朝闻道集》等多部著作，给社会带来新的思想，用学者秦晖的话说：“他比我们很多人都年轻。现在的社会非常吊诡的是，一些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木乃伊的味道，我们面对最可悲的现实是年轻人年龄还是壮龄，但思想已经行将就木。但周有光先生的语言越来越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热血青年。”
周有光过得艰难而顽强。2013 年 12 月到 2014 年 2 月，他一直在住院，情况一度很危险。当他又一次从疾病中恢复过来时，医生都大感惊讶。
“出院之后，他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交流也比较困难，戴着助听器也要人大声喊才能听见。”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说。周晓平时年 82 岁，不久前动过手术。他挨着父亲坐下，在身边充当“翻译”。父子俩都是白发苍苍，甚至分不清谁年纪更大，像足了当年周有光妻子张允和对他们的描述：“多年父子表兄弟。”
虽然耳朵不如以前灵光，周有光的记忆力依旧很好。同行的人民日报出版社陈志明提起两个月前的一次拜访，老人立刻想起来：“哦，上次来拍过张照片。”
出于身体原因，周有光已不大能伏案写作：“现在喜欢看外国杂志，随便翻翻。”周晓平在一旁解释：“不能多看书，我们和保姆都不敢给他书。”但老人对新书很关注。有人送了他一套关于胡适的新书《舍我其谁》，他立马批评这本书的书名起得不好，“胡适当年是很低调的，这个名字太张扬了，他不会讲这些话的”。
周有光对胡适很崇拜，称他为“知识分子中唯一清醒的人”。“胡适好，有真正的创造。有的人搞虚构的东西，没有意思。”
虚构和非虚构，是当天老人谈得最多的话题。“外国书店分类很清楚，虚构类、非虚构类，我们糊里糊涂，虚构的当真的，真的当假的，糊涂的事情多得很。”
周有光不主张多看虚构类的东西，他提倡学习健全的常识，认为这样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外国的老师们告诉学生，你要花 80%以上的时间看非虚构类，如果是虚构类的，顶多 20%。”
回首百岁人生，周有光也把时光都沉浸在追求非虚构的知识上。
1906年，他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那条现在看起来有些败落的古巷里，国士竞风流，住着赵元任、瞿秋白、史良、周有光、吴祖光……其中，赵、瞿、周都搞文字改革。
当年的常州，随沪宁铁路而兴，是中国最早电气化的城市，乡下都有电灯。但在周有光眼中，依然落后。“常州离苏州、上海很近。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就好了；苏州人说：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一定要留学。”周有光在常州读了小学、中学，在上海读了大学，后来又去国外留学。
大学时，他学经济，“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毕业后，他在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
但从大一开始，周有光就表现出对语言文字的兴趣。求学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字母学方面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和汉字较劲。胡适等人支持白话文运动、推广国语；瞿秋白、吴玉章等受苏联影响很深的中共代表，提倡方言拉丁化（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更激烈的钱玄同、鲁迅等主张废除汉字，鲁迅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周有光也写了文章，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
抗日战争胜利后，银行等行业恢复，周有光被派去美国培训，坐了14 天轮船，“快到子午线，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尽管是去工作，但周有光不肯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一下班就去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看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周有光学经济多年，想着中国当时最急需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在复旦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真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历史后来的发展令人始料不及。
1955 年 10 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早年发表过相关文章，周有光被推荐参会。“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周有光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留在了北京，意外逃过了上海的“反右”运动。若干年后，回想起他离开后，上海银行界成了“反右”的重灾区，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几乎全部遭殃，他感慨“我算是逃过一劫”。
周有光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拼音改革方案。研究起来很复杂，最后出来的结果很简单，别人跟他开玩笑：“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实际上远不止 3 年。“花三年搞出中国标准，再花三年变成国际标准。”各国图书馆、航空地名，都使用新的拼音方案……后来周有光写了《汉字改革概论》，主张在中国建立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不过我孙女笑话我：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个 0。她说得也对。”
文字改革之外，周有光还有一件事令人称道，那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初就因为周有光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套百科全书，连襟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后来这个绰号被大家叫得更起劲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差，一套二三十本，一般人买不起，就压缩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 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周有光知道，这部书出来，赚不了钱，但“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
他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亲身感受过民族衰亡、政权迭起，国家如何从战乱走向富强，一生的情怀都放在家国大事上，从不苟且而活，而是立志要成为“国之重器”。
命运给过周有光很多机会与磨难，他越来越乐观，也越来越清醒。
1933 年，周有光和张允和结为夫妻。张家是名门大户，张父给了张允和一笔巨款，2000 元钱。小两口商量：这笔钱不要花，要出去留学。但去美国不够，于是去了日本。两人的婚礼，倒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抗日战争时期，一家人避难重庆。有一次周有光在路上，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他掉到沟里，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受伤，而周围的人全死了。后来搬家到成都，一个流弹打进花园，儿子周晓平的肚子上穿了 5 个洞，还好离美军医院近，抢了一条命回来。女儿周小禾却因盲肠炎得不到有效治疗，早早夭折，成了老人永远的伤痛。
“文化大革命”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和文字学家林汉达一边看守高粱地，一边讨论大众语文问题，越谈越兴起，他问林汉达：“你的乐观主义是从哪儿来的？”林汉达反问：“你不也是乐观的吗？”
周有光与陈毅、周恩来私交甚密，但他不触碰政治，只研究学术。早年大学里的同学，很多从事外交。毕业之后，好多人请他去外交界做事，妻子张允和断然反对，周有光也深以为然：“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85 岁之后，周有光退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里大半个世纪，我发现井外还有一个知识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面，我是文盲。”所以，晚年他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书，但依然不看虚构文学。“不是不喜欢，而是我精力有限。”
老来读书，周有光想了解 3 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考古不易，考今更难。”90岁到100岁，他还写了《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后资本主义的曙光》等文章。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2002 年，张允和去世，享年 93 岁。她在世时，老两口上午下午都会喝茶，“举杯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年，相视一笑，有敬也有爱。她去世后，周有光把书房的两张座椅换成了一条长沙发，一度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回卧室睡觉。妻子的照片则在对面书柜上，依旧两两相望。
周有光自嘲是“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天真幼稚”，年老后“敢说真话”。“国学热”兴起之后，有国学大家曾论断，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周有光觉得不对，他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事，他提出双文化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0 岁生日临近前，有后辈为他举办生日座谈会，他没法亲自出席，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叮嘱大家“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以前，周有光曾说“上帝把我忘记了”。感谢上帝，让今天的中国还拥有一个在这样年纪，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和思考力的学者。
（文/王晶晶）
周有光先生有个外号叫“周百科”，是连襟沈从文给起的。周有光早年专攻经济学，1955 年受命改行，成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他和夫人张允和“举杯齐眉”70 余载，成就了一段世纪佳话。
笔者认识周有光先生时，他已经 100 岁了。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的周家，看起来简朴无奇，却是笔者心中的人间天堂。每一次都是乘兴前去，欣然而归。
周有光先生比笔者整整大了 70 岁，彼此之间却似乎没有代沟。书房很小，我们总是在临窗的小书桌旁面对面地一坐半天。百年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谈笑间，周有光先生向笔者讲述了他的精彩人生──
1906 年 1 月 13 日，我在江苏常州出生。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家的房子叫礼和堂。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我中学在常州中学读书。1923 年，我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可是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 200 多块银圆。当时我家很穷，没有钱。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一个女同事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却不想读，便说：“考圣约翰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又不进，太可惜了。”她的妈妈很喜欢我，一直待我很好，老人家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 200 多块钱。”我就这样上了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
有趣的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的规定，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罗马字管理法是一种科学管理法，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出来办了光华大学。我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我先后在教育界和银行工作。
1946 年 1 月，新华银行派我前往美国纽约工作。我们坐了 14 天的船到美国。1 月 13 日，我在船上过了生日，刚好快到子午线。过了子午线，日期要变更，又重复一天，于是我又过了一次生日。
我工作的地点是在伊尔文信托公司（今纽约银行），在华尔街 1 号。我就在这里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工作的待遇很好。我业余读书，不肯浪费一点儿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我喜欢钻研经济学。
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我每天一下班就去那里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是经济学。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放在房间里慢慢读。那可真是优待。
每到星期天，我做中国菜，请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有老舍，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我们每次相聚都开心得不得了。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闻名。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何廉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我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见爱因斯坦可能是 1947 年。我们谈国际形势，谈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
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儿脾气和架子，也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1949 年，我从美国回来，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有希望了，大家都想回来为国家做点儿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是抱一种理想的人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回来后，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分行，我任第二业务处长。由于我身兼三职，所以很忙，但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我于 1955 年 10 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我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
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吴玉章年纪大了，真正做事的是胡愈之。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胡愈之待人好得很，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 9 点钟，我要睡觉了，他来了，一谈谈到夜里 12 点，像朋友一样。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 15 个人，实际上就是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方案的起草工作主要由三个人负责，叶籁士、陆志韦和我。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 3 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就搞了 3年。”现在想起来，花了 3 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现在看来，汉语拼音方案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
“周百科”这个外号是后来才有的，那是沈从文跟我开玩笑的话。沈从文和我是连襟。改革开放初期，中美两国搞文化合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 1985 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 3 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 3 个人，6 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人家跟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也列入“中国文库”。
我的爱人张允和生于合肥张家。张家是个大家，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我的妹妹周俊人和张允和是乐益女子中学的同学，她常常来看我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再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因为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她喜欢中国古典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圆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不依靠男人。不久我们便在上海结婚。张家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的婚礼很简单。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 70 多年从没吵过架，就连亲戚也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是否如此。其实我们也吵架，只是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总的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 10 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2002 年 8 月 14 日，张允和去世了。那年她 93 岁。现在，我自己还是把这个喝茶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了。
（口述/周有光 采访整理/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