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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底，又到上海。伫立上海图书馆门前，巨幅招贴把我吸引——“讲真话——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 30 周年图片文献展”。
时间真快，巴金《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写于 1978 年 12月 1 日，1986 年《随想录》5 卷本完成，合集出版至今整整 30 年。对于我，这个时间，巧合得颇有些不可思议。我与陈思和合著的《巴金论稿》，198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时间正好也是 30 年。
1978 年年初，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闲谈，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就这样，38 年前的那个冬天，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
那一年的11月25日，巴金迎来74岁生日。一个星期之后，他连续写下《随想录》的前两篇——《谈〈望乡〉》《再谈〈望乡〉》。这一年，思想解放掀起高潮，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被誉为“新的长征”的历史行程，蹒跚起步。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围绕《望乡》是否应该公映的争论，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从此，晚年巴金的创作，在痛定思痛之后，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
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思想、文化解放起步的艰难。1978 年，随着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关系开始好转。与之相配合，日本电影周于 10月在全国开始。《追捕》与《望乡》轰动一时，高仓健、栗原小卷等日本影星，顿时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不过，电影《望乡》以现实主义风格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妓女的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地公映后，招致诸多指责、非议，甚至有人呼吁停止上映。
曹禺曾私下告诉巴金，为适合中国“国情”，《望乡》引进之前已先期做过删节，即便如此，有的批评者还将之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一位当年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连队突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其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就是为了避开《望乡》的放映日，不让士兵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避免“中毒”。
当《望乡》招致非议时，一位老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这位老人就是巴金。12 月 2 日，他写下短文《谈〈望乡〉》，交由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作为他的新专栏“随想录”的第一篇。乍一亮相，他便呈现出“干预生活”的姿态，为电影《望乡》叫好，为青年一代鼓与呼。巴金此时的文字表述，虽然尚未摆脱流行的政治痕迹，但他态度明确地拉开了与其他“老年人”的距离，预示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过去他说过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时隔多年，浩劫余生，他开始了向五四精神的回归。
为《望乡》辩护，正是巴金重新启程的契机。1987 年他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承认这一点：
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
曾经人云亦云、放弃独立思考的巴金，因《随想录》而得以改变。他在《随想录》中倡导的“说真话”、自我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精神等，在整个 20世纪 80 年代成为文化界的精神标杆。他也因为这部作品，被许多人称作“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与思和有幸，在开始研究巴金时便与陆续发表的《随想录》结伴同行。同样有幸，我们很快认识了贾植芳先生。贾先生 1955 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而入狱多年，出狱后在学校印刷厂当搬运工，当时已回到中文系，安排在资料室当管理员，但尚未平反，不能给学生执教。就是在资料室里，他为我们打开研究巴金的大门。
当年香港的报纸，不对学生开放阅读，是贾先生关照，我们才有阅读的机会。犹记得，几乎每个月都要找出时间，走进学校图书馆的内部阅览室，找出香港《大公报》翻看《随想录》，并做摘录。《怀念萧珊》《“遵命文学”》《把心交给读者》《说真话》《赵丹同志》《“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一篇篇文章，让我跟随巴金的笔，走进历史，走进他的内心，看到他的真诚与忧思。我很高兴，能够在大学期间与《随想录》相伴同行，以巴金倡导的“说真话”滋养自身。
同在上海，我们研究巴金 3 年，却一直没有去打扰他。直到毕业前夕——1981 年的冬天，我们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走进武康路 113 号见到巴金。这一年，巴金 77 岁，《随想录》整整写了 3 年。他不仅仅写《随想录》，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这就难怪当年文坛会将巴金视为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就像当年鲁迅为胡风、巴金遮风挡雨一样。许多年里，从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小，体弱气虚，但思路敏捷，记忆准确。我没有想到，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泻、文字酣畅的巴金，言谈却不多。我们问一个问题，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住，几乎很少主动说话。后来我发现，类似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生，如沈从文、黄裳、金庸等，他们的文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可是他们与人面对面时，却言谈颇少。
与巴金第一次见面，印象颇为深刻。他与我们谈了不少话题，有的是我们研究所需的细节，以及他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等。这次谈话，我做了笔录，也成为我与巴金谈话的第一份难得的文献。之后，一直到 2005 年巴金去世，20 多年里，我经常找机会前去看望先生。我们谈周扬，谈沈从文，谈萧乾，谈他经历的风风雨雨，在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我感受到他精神的忧郁与苦恼。
与巴金的最后一次长谈，是 1997 年初秋时节在杭州西子湖畔。93岁的他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他思想，他回忆，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我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能敏锐地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我是在 9 月初到苏州大学参加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后，来杭州看望巴金的。苏州大学即过去的东吴大学，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曾在那里念过书。我告诉他，苏州大学将东吴大学的校园建筑保护得非常好，是一个秀美、安静、值得苏州为之骄傲的校园。他马上接过话说：“我去过。”我问住了多久，他说住了两天。我又问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去法国之前。他去法国是在 1927 年。1927 年到 1997 年，整整 70 年，他记得这样清楚，实在令人惊奇。
谈话中，我又一次提到他在“文化大革命”所写的交代，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我便说，应该整理出来。的确，巴金一直为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而疾呼，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我想，类似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我对他说：“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他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我又建议说，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1998 年春天，我再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正在写《怀念曹禺》，答应完成后交给我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一篇千字文，他只能用口述方式，足足写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又一次前往上海，走进医院，取走这篇真诚感人的文章，发表在《大地》副刊上。谁想到，巴金很快病重，再也无法与人交谈，《怀念曹禺》成了他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再也无法写作，失去与读者交流的可能，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
时间又是一个巧合。巴金晚年的写作高峰，始于 1978 年，止于 1998 年，整整 20 年。在《随想录》之后，20 世纪 90 年代初，思和与我联袂主编的“火凤凰文库”，出版巴金的《再思录》，实际上是《随想录》的延续。最后一篇《怀念曹禺》，与《随想录》《再思录》的作品，形成一个完美衔接。
历史延续，先生同在。
《随想录》已成绝唱，巴金精神仍与我们相伴前行。
（文/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