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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边上，有一座兼具东西方建筑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国第一家民营电视台——BON蓝海电视台就坐落在这里。2010年创办的BON蓝海电视台，其卫星频道覆盖亚洲、北美、欧洲，有线频道在美国、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落地，是目前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渠道最丰富的关于中国内容的英文电视全媒体，其创办人正是顾毓琇的孙子顾宜凡。
2014 年 4 月 18 日，笔者在BON蓝海电视台见到了顾宜凡。他穿一身休闲西装，温文儒雅，讲话不紧不慢。顾宜凡告诉笔者：“如果说我祖父在中西方之间、在科学和文学艺术之间都架起了贯通的桥梁，那么我创办英文电视台，也可以说是在搭架一座桥梁，一座让中国文化能成功‘走出去’的桥梁。”
中国近现代社会学家潘光旦曾试图对顾毓琇在文理方面的杰出成就做遗传学的分析，他写道：“我始终以为一个人的生平，所占的时间，见得到的，不过数十寒暑，而见不到的，必什百倍于此。换言之，一人的生平，一部分是早在祖宗的行为与性格里表现出来过的。”确实，顾毓琇先祖顾炎武是明朝思想家，祖母秦氏是北宋词人秦观的后人，喜欢写诗。顾毓琇的父亲沉迷科学，曾自己做实验验证阿基米德定理，教几个子女从小算心算。在这样家学深厚和开明的氛围中，顾毓琇这一代出了 5 个博士，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建树，被传为民国佳话。
顾宜凡告诉笔者：“祖父出生成长的年代是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当时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1907 年，顾毓琇才 5 岁，就被父亲送到了无锡的竢实学堂学习，那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竢实学堂任教，是顾毓琇的国文老师。1915 年，13 岁的顾毓琇又考入大名鼎鼎的清华学堂。顾宜凡告诉笔者：“我祖父当时选了梁启超三门课，分别是‘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唐诗欣赏’。”顾毓琇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启超很喜欢“嗜文艺”的顾毓琇，经常叫他去寓所一起吃饭。大师的点拨为顾毓琇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清华学堂开设的西方算学、物理、体育等课程，也让顾毓琇接受了全面的素质教育。
在水木清华青灯黄卷苦读了 8 个春秋后，顾毓琇登上了前往美国留学的客轮，入读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身在异乡，他潜心研究，经常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三四点，仅花了 4 年半时间，就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 3个学位，这个纪录直到今天也没有被人打破。
对祖父学术研究涉猎的领域之广，顾宜凡感到不可思议。在文学领域，顾毓琇是作品数量仅次于陆游的高产诗人，出版了7000多首诗词，获得过“国际桂冠诗人”的称号；在艺术领域，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轫人之一，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的创始人，出版或公演过 12 部话剧；他还曾担任国立音乐学院（今中央音乐学院前身）的首任院长、国立交响乐团团长，学术界以他的三四八频率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作为科学家，23 岁时，顾毓琇在火车上灵感一闪，发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26 岁时又发明了“顾氏变数”，50 岁后又发明“顾氏图解法”等，成为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也是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
“祖父的那个时代出了很多大师，梅贻琦、胡适、茅以升、张大千……我们这一辈人常常历数他们的建树，总在想是什么成就了他们。在我看来，是时代的大变革提供了创新的土壤和氛围，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了新旧思想和观念以及知识结构的融合。另外，不要忘了，这些大师从小就经历过残酷的竞争，是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到最后的，他们是这个民族大浪淘沙后的结晶。”顾宜凡说。
在美国 5 年留学期满后，顾毓琇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这时，他已经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了。1932 年，时任清华校长梅贻琦登门邀请时年 30岁的顾毓琇担任清华工学院院长。
这是顾毓琇第二次回清华，顾家搬进了清华西院 16 号院，与陈寅恪、闻一多还有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成了邻居。顾宜凡曾听祖父说起当年经常在北平城内与胡适等人讨论《独立评论》的事情。在顾毓琇任职工学院院长的 5 年里，他不仅将清华工学院从无到有建设成了中国一流的工学院，而且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治国方略的真知灼见，从中国的科学化运动，到工程教育的改革，顾毓琇被认为是当时教育界的意见领袖之一。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投身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顾毓琇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他被蒋介石亲自指定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在顾宜凡看来，当时蒋介石“需要一个无党派的教育家”。此后，顾毓琇先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等职，在枪林弹雨中走遍了全国，视察教育机构、制定教育政策、选教材、拨经费，事无巨细都做到了。
顾宜凡说：“和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人格和精神的独立’是祖父毕生的追求。他不随流俗，刚正清廉，做事不以个人或者党派私利为出发点，而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取向。”顾宜凡给笔者举例说，祖父曾为《国民教育法案》向最初持反对态度的蒋介石当面陈情。还有一次在政府讨论大学生从军的会议上，他当面斥责了权重一时的何应钦。当时政府准备给报名从军的学生发放奖金，有人担心学生拿了奖金而不来从军，何应钦便下令“叫他们取保”。祖父一听，气愤地说：“何总司令，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他们把身家性命都奉献给国家了，为了几文奖金，还不信任他们，要他们取保，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极大侮辱！”
独立的精神和人格，是顾毓琇能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党派林立的政府中有所作为的根本原因。顾宜凡告诉笔者：“祖父虽然游离于党派之外，但他的风骨和为人赢得了各党派的尊重，其中就包括共产党人周恩来、邓颖超以及国民党人陈立夫、陈诚等各方朋友。周恩来曾当面对祖父说：‘你是难得的客卿，圈内人以为你是圈外人，圈外人以为你是圈内人。’”
1949 年年初，国共两党交锋进入最后阶段。当年 4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占领南京。顾毓琇当时正在上海治病，打算病好后继续留在上海教书。
顾宜凡告诉笔者：“父亲曾回忆，祖父在上海的时候，就曾经讲过，共产党来了，我一样教书。而且他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少学生，都希望他留下来。”但就在顾毓琇做好一切准备继续投身教育事业的时候，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离开大陆。1950 年，他被迫带着夫人王婉靖和部分孩子辗转到了美国，剩下两儿一女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在了大陆。顾宜凡的父亲顾慰庆，正是顾毓琇留在大陆的子女之一。
这一别就是 24 年，出于政治原因，顾毓琇一直待在美国。而顾宜凡出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祖父的消息。顾宜凡说：“其间音信渺茫，唯有一次祖父托杨武之先生给我姑姑带回了一块手表。”直到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步入了新阶段。第二年 8 月，顾毓琇夫妇才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与亲友团聚。
那也是顾宜凡第一次见到祖父。“祖父希望我们能学习一套足以立身的硬本事，所以我们后人都学了自然科学。”在祖父的关心下，1985 年，顾宜凡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近距离观察祖父。
回忆祖父母晚年在美国的生活，顾宜凡说：“他们乐善好施，到处捐款，自己的日子却过得非常简朴，住在一所很小的公寓里，祖母到了 90 多岁还自己做饭。国内有关部门多次邀请他们回国定居，都被祖父拒绝了。祖父总说回来要给大家添麻烦，受用不起。他还认为在海外居住更方便向中国领导层谏言。”
除了在家与夫人写字画画，晚年顾毓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实现两岸统一劳心费神。实际上，1973 年，顾毓琇第一次回国探亲时，两岸几乎没有交往。由于顾毓琇在国民党中的人脉和影响，他的大陆之行就被看作两岸的破冰之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曾经说：“两岸关系最早就是顾毓琇老先生开创的。”
之后，顾毓琇不知疲倦地给他在大陆和台湾的弟子写信，时常提出关于两岸关系的建设性主张，其中就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以及他亲手发文凭的国民党副主席李元簇。
顾毓琇还心系祖国发展。他多次回国，与老朋友周恩来、邓颖超叙旧，与邓小平畅谈科教兴国，还见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国务院总理李鹏和他的下一任朱镕基总理等。顾宜凡说，祖父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了许多信，向这位他曾经的学生提出了很多有关“文化开发、经济开放、政治开明”的政策建议。
顾宜凡告诉笔者：“祖父对我们这些后辈要求很严格。我们虽没有正式的家训，但基本要照孔夫子的 9 个字去做：‘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是说平时要有教养，要守规矩；学业、工作都要严肃认真，不得马虎；为人处世要诚实守信、忠实可靠。”
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顾宜凡曾供职于美国摩托罗拉总部。“在摩托罗拉工作待遇很好，压力也不大。但我从小很喜欢影视，同时在国外深切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便决定创业做传媒，通过媒体让全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顾宜凡认为，对于自己的这个选择，如果祖父在天有灵，也是会赞许的。
而在笔者看来，顾宜凡的谦虚、诚恳是顾氏家风最直接的体现。采访过程中，顾宜凡多次强调说：“我并不是顾家后人中最优秀的，顾家人各自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因为重要合作方的来电，工作人员几次上前希望暂停片刻，顾宜凡却表示与客人交谈不能随便打断，并一再对笔者表示歉意。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顾宜凡翻出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向笔者一一介绍顾家后人的现状。顾毓琇的 7 个子女中大部分都成了博士、教授：长子顾慰连曾担任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次子顾慰庆也就是顾宜凡的父亲，做过西北电力建设局总工程师和副局长，长女顾慰文则曾是上海交大教授。另外 4个子女都在美国长大，他们均上了常青藤名校并在大洋彼岸成家立业。顾家孙辈也都进入了美国名校学习，顾宜凡和他的姐姐顾宜音都获得博士学位，顾宜音是 20 多项医药化工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临别时，顾宜凡对笔者说：“祖父晚年总是讲，生前了俗事，身后少虚名，所以我很少对外人聊起他。但他身体力行的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拥有的，在物质繁荣的今天，那些精神遗产和人格力量很值得我们后人共享。”
（文/毛予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