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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先生、太太：
请千万恕我用语体文来写这封求婚书，因为我深觉得语体文比文言文表情达意，特别见得真诚和明了……
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她的恋爱与婚姻观，是藻所绝对表同情的。她以为恋爱犹之宗教，一般的圣洁，一般的庄严，一般的是个人的。智识阶级的爱是人格的爱：人格的爱，端赖乎理智。爱——真挚的和专一的爱——是婚姻的唯一条件……
我常觉得一个人，要是思想很彻底，感情很浓密，意志很坚强，爱情很专一，不轻易爱一个人，如果爱了一个人，即永久不改变，这种人的爱，可称为不朽的爱了……
爱的宗教，何等圣洁！何等庄严！人世间除爱的宗教外，还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
1926 年，一位姓吴的青年学者从英国剑桥大学给未来的岳父岳母寄去了这样一封求婚书。1929 年，他如愿以偿地和这位谢家的小姐完婚，这一年，他 28 岁，谢小姐年长他 1 岁。此信中提到的“语体文”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白话文，而这位谢小姐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白话文运动中的先锋之一谢婉莹，更为人熟知的是她的笔名——冰心。
2009 年，正值冰心先生去世 10 周年之际，笔者采访了吴文藻和冰心的小女儿吴青，她住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宿舍区，此处也是冰心的故居。客厅四周摆满了吴文藻和冰心晚年的照片，当笔者提起这份言语诚挚的求婚书，吴青笑着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是他们俩合谋一起写的。”言语中，她有时仍会流露出旧时的称谓，将父亲吴文藻称为“daddy”，将母亲冰心称作“娘”——这是民国时代大部分文人家庭“中西合璧”的老习惯。
吴文藻和冰心夫妇，是近代文坛中一对著名的神仙眷侣，他们的恋爱经过，如同一部精心架构的爱情小说。
1900 年，冰心出生在福建福州的一个海军军官家庭，父亲谢葆璋曾参加过甲午战争，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冰心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名门闺秀。
吴文藻 1901 年出生，16 岁考入清华学堂，完成学业后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留学。1923 年，在赴美的邮轮“约克逊总统”号上，命运的齿轮在这对年轻人之间开始转动。
“我母亲当时获得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正好要去美国，她有一个同学的弟弟叫吴卓，也要去美国，同学就托付我母亲照顾他。阴差阳错，母亲见到的却是我爸爸吴文藻。”见了面之后，冰心告诉吴文藻：“你姐姐来信说让我路上照顾你。”吴文藻十分奇怪，说家姐的文化程度很低，不知道她还会写信。后来才发现弄错了，他告诉冰心说：“我不是吴卓，是吴文藻。”
这个错误造就了一段姻缘。在轮船上，冰心为了缓和之前误会的尴尬，主动和吴文藻倚着轮船的护栏交谈。当时的冰心，经过五四运动，已经是名噪文坛的才女，她的新诗和散文，以晶莹清丽、轻柔隽逸著称，被称为“繁星”格、“春水”体。无论谁见了她，都要称一句“久仰”。但个性率直的吴文藻显然不买账，交谈中，他询问冰心是否读过拜伦和雪莱的书，冰心回答没有，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学文学的，这些书都没看。这次到美国，你要多读一些书，否则算是白来了。”
吴青说，这一点给她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别人都是在恭维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爸爸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恭维妈妈的人。”
追求者甚众的冰心，在抵达美国之后，在众多的问候式信件中，选择给吴文藻回了一封信。吴文藻十分惊讶，想到自己说过的话，便用省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些书作为礼物寄给在波士顿念书的冰心。
“父亲是学社会学的，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给妈妈的书中，在‘爱情’两个字的下面，他总是拿红线画出来。”吴青戏称自己的父亲十分“狡猾”，“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展开追求的。”
1925 年，经过几年的接触，吴文藻终于在刻尤佳湖（Lake Cauaga）和佳人一起划船的时候，提出了求婚的请求：“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生活在一起？做你的终身伴侣，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你不一定立即回答，请你考虑一下。”
冰心在听到他的表白之后，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那天晚上，她失眠了。第二天，她告诉吴文藻：“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我不能最后决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行。”因为此事，便有了后来二人共同给谢葆璋夫妇写求婚信的故事。
1929 年，这段漫长的恋爱终于结果，吴文藻和冰心在燕京大学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证婚人就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从吴文藻和冰心的婚姻里看不到一点儿这样的迹象。两人夫唱妇随，发生了许多温馨又有趣的故事。吴文藻是一个一头扎进学问，从不问世事的人。一次，他们去看望冰心的父亲，冰心让丈夫去买一种叫“萨琪马”的点心，并为父亲买一块双丝葛的布料。可吴文藻到点心店后怎么也想不起点心的名字，只好对店员说买一种小孩称作“马”的点心（孩子太小，将“萨琪马”简称“马”），店员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他要什么。到布店后，吴文藻又稀里糊涂地说要买一丈羽毛纱，店员只好打电话给冰心，才弄明白谢家姑爷到底想买什么。加之吴文藻曾将丁香花称作“香丁花”，冰心兴之所至，便写下了一首宝塔诗和当时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开玩笑：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贻琦看罢，哈哈大笑，并随手在宝塔诗后续了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也算是站在清华的立场上调侃一下燕大出身的冰心。
此后 60 年中，这对伴侣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日本侵华、避难、“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近代历史上所有的危难，直至 1985 年吴文藻去世。世纪老人冰心逝世于 1999 年，享年 99 岁。
采访过程中，吴青的客厅中一直播放着古典音乐。伴着《天鹅湖》的乐曲，谈到父母对自己的影响，这位修养良好的知识分子眼里有掩饰不住的泪光。当笔者提及冰心是文学史上令人仰视的一座高山时，她说：“母亲一生表达的都是爱的问题，我现在觉得‘爱’这个字应该用繁体字‘愛’，‘愛’有心。”
冰心有一句很有名的格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吴青说，母亲有着对世界的大爱：“尤其是对青年，冰心希望青年都是海化的青年，心胸像大海一样开阔。因为海水将七大洋连成一体，海洋也同样地对待每处的人和生物。”
在甲午战争中，吴青外公谢葆璋的船“来远”号被日本人炸沉了，同僚也被炸死了，他靠游泳到了刘公岛才得以脱身。“妈妈就在烟台长大，从小外公跟她说，青岛是德国的，威海卫是英国的，大连是日本的，只有烟台才是中国的。我在 1937 年出生，正好是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妈妈为了生我，才没有离开日本占领下的北平。”
吴青对童年的印象就是无时无刻不在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所以 1946年她随父母到了日本后，给自己立下了绝对不学日语，绝对不和日本小孩做朋友的决心。她回忆说：“到日本的第二年，爸爸妈妈得到一本书《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我从书上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事情，非常悲愤。我把附近的中国孩子组织起来，骑着自行车追着日本孩子，边追边叫。妈妈批评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吴青说，母亲冰心完全超乎了国界，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1951 年，冰心一家回到祖国，虽然当时中国打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吴青发现，母亲的美国朋友还是朋友，并不因为其他事情而改变。
吴青的父亲吴文藻曾经在回国的问题上非常犹豫，作为社会学者，他其实想到印度去考察和生活。但是为了家庭，吴文藻还是回了国。因为这段复杂的留学经历，迎接他的，是无休止的思想交代。1957 年，吴文藻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冰心则成了所谓的“反动文人”，吴青也因父母的关系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提及这段历史，她忍不住哽咽：“我父母在批斗时挨了打，但回来从不对对方说。我想，是爱支撑着我们，熬过那段岁月的。”
1979 年，十年内乱结束，社会学在中国重新恢复，吴文藻已经年迈，但他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最终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建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巨大的贡献。
也许是“春水”体的文风，很多人只注意到了冰心温婉的一面，但实际上她是一个柔中有刚，非常坚强的人。80 岁时，她患了脑血栓，无法拿起笔来。这对于一个以笔为生的文人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吴青请了一年假，专门陪母亲重新一步步学走路，一笔笔练习写字。作为一位 80 岁高龄的老人，每走出一步都是汗流浃背，然而五四战士的灵魂重新在她身上复活，康复后她写下了《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就是记载这件事情。
冰心的笔名取自唐人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诗人向朋友证明自己操守正直、玉洁冰清的表白。纵观冰心一生，从不曾违背过这个名字的原意。
吴青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英语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她喜欢说这样一句话：“I am a verb（我是一个动词）。”她说：“我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怎么去想就怎么去做，只有有行动才能有改变。”
古稀之年的吴青仍然有着矍铄的精神和清澈的眼神。退休后，她已很少参加教学活动，却仍在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而忙碌。
作为人大代表，吴青在解决问题时，言必称宪法。很多人对于吴青最深刻的印象，在于她总是随身带着一本红底烫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笔者小心地翻看，书的封皮早已破旧，内页有些已经松动脱落，可见书的主人曾翻阅过它多少次。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吴青说，母亲在赠书时，什么嘱咐也没有。因为冰心的言传身教早已融入了吴青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要做有责任的人，所以不能只管自己。别人受到压迫，你也会受到压迫。没有个人的权利，也没有国家的权利。”吴青说，这是母亲对她最大的教育和影响。
在她的客厅里，还有一个繁体字的“聽（听）”。吴青将这个字，作为对自己代表身份的解释和监督。她告诉笔者这个字的本义就是：“怎么听？要带着十五颗心去听。”
（文/朱珠）
认识冰心老人是在 1983 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家门，请她谈巴金印象。之后，我常去看她。1984 年，我在《北京晚报》开设“作家近况”栏目，去看望她，并拍摄照片。回来洗印了几张照片给她寄去，并抱歉地说拍得不好，还约请她为“五色土”副刊开设个人专栏。冰心复信一封，颇为有趣：
李辉同志：
相片收到，谢谢。人长的就这样，不能怪你照的不好！文章一时腾不出手，过些日子再说。
祝好！
冰心，9 月 5 日
这是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她给我写最后一封信是 1994 年。前后 10 年，冰心写来的信有 30 余封。
我很喜欢和她聊天。现在想来，作为一位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其实是她在向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同船的还有后来的名将孙立人）；从“文化大革命”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清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关于自己、关于友人，她有讲不完的故事。
相约的文章，果然如冰心所说，“过些日子”之后，她答应在“五色土”副刊开设专栏“伏枥杂记”。两三年时间里，她不时交来一些新作。
冰心喜欢花和猫，曾为医院没有花瓶在文章里提出建议。1986 年，她寄来《漫谈赏花和玩猫》，我擅自将“漫谈”二字删去，冰心没有怪责。老一代的人，对年轻人总是这样厚爱有加。这篇文章发表后，寄去两份，还告诉她，我正在写《萧乾传》。冰心来信写道：
李辉同志：
信收入。《赏花和玩猫》可以再寄一两张来。《萧乾传》我似乎没有看过，你一定写得好。他也是记者出身，我的小友，又是我的“弟弟”，人不错，什么时候你来，再把他夫妇带来。
相片和读者信，不必送来，天气太热了，从信里寄来吧！
冰心，7 月 1 日
萧乾中学时就认识冰心，还与冰心的弟弟冰季是同学。萧乾回忆，在北新书局打工时，每次去给冰心送稿费，怕弄丢，总是用手绢绑在手腕上。从那之后，萧乾一直与冰心来往密切。萧乾本名“萧炳乾”，冰心的孩子总是念成“小饼干”，提到萧乾，他们会说“饼干舅舅”。
晚年的冰心开始写新的人生故事。她承认，过去一段时间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和许多作家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她说她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没有真正地独立思考。在自省中她走进晚年，创作风格突变。“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重新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1988 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开幕式上，萧乾发表感言：“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浪迹天涯——萧乾传》终于在 1988 年出版。我寄给冰心，她看完后写来一封长信：
李辉同志：
你写的关于萧乾的传，我收到看完了。（我从三月九日又摔坏了腰，又进了医院，回来还不能久坐。躺着又不能看书，我终于坐了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把它看完了。）你写萧乾传写得不错，可惜收尾太不详细也太弱了！你太年轻了，不知道萧乾最可爱的严肃的一面。我觉得你书的题目应当是《游子归来》！像他那样走遍天涯，又认识许多外国名人，尽可能留居在外面，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而他却回来了。我记得那时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分三小段回来的动机，写得十分动人。我看了，竟流下泪来。心说：“我的萧乾弟回来了！”
你如再写要加上那三段短文（萧乾那里一定有稿子）——我忘了是什么题目，意思大概说他不愿意在外面当白华。这正是我们借赴美的机缘，而返回祖国的原因。因为无论回来后那些时候受过“左”的折磨，但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胜过一切。我们是中国人！
因为你要我这个老人“帮助”，我就直说了，你可以和萧乾讨论，他也许不好意思批评好心为他作传的年轻人！
匆匆，祝你祝好
冰心，1988 年 4 月 12 日
这就是冰心、萧乾那一代文人的情怀！
1987 年 10 月，北京举办“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请柬题签由冰心题写。展览过后，我去看她，特意带去请柬请她题跋。她在内页上写道：“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冰心，一九八七，十一，十六。”半年后，我去上海看望巴金，请他也在这份请柬上题跋。巴金在请柬封面上写道：“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写，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巴金，八八年六月十三日。”两幅题词相呼应，勾画出的，恰是我心目中的晚年冰心。
从事副刊编辑已近 30 年，我很少保留版面审校清样，但有两份留存至今，均与冰心相关，都涉及教育与知识分子地位问题。一是 1987 年 7 月《北京晚报》发表的小说《万般皆上品……》，二是 1988 年 6 月《人民日报》发表的随感《我感激》。
1987 年 7 月，我收到冰心来信和一篇讽刺小说《万般皆上品……》，副题为“一个副教授的独白”。篇末注明“1987 年 7 月 13 日急就”，可见是当天写完即寄出。
小说以一位大学副教授的口气，自述其与出租车司机、餐馆服务员等人的收入比较，感叹教师境况窘迫、教育不受重视的现状。古诗有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冰心反其义而用之，以“万般皆上品”作为小说篇名，立意明确。她已多年不写小说，此次受所见所闻触动，重拾小说体裁，在其晚年写作高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小说发表后，冰心寄来一信，写在作家韩少华信的复印件上。韩少华告诉冰心，《万般皆上品……》刊发后在教育界引发了广泛影响，冰心将之复印寄来，当是想让我们对之有所了解。韩少华在信中写道：
那日同《人民教育》的同志去打扰您，十分不安。只是他们请您为全国的老师们题辞的心切，我不得不然就是了。而当时您提到的《万般皆上品……》，次晚即见报了。捧读之余，感慨似已不限于教育事了。其后二、三日，凡遇教育界同志，几乎都提及此文……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重写小说，《万般皆上品……》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冰心又连续发表《空巢》《外来的和尚》等，其主题仍关涉教育和知识分子。不过，冰心最后 10年的作品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她的随感。1988 年 11 月，她写过一篇《无士则如何》，明确提出了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
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
“无士不兴”——这是冰心的结论。晚年的她，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把教育放在思考与写作的最突出位置，在这一点上，《我感激》堪称其代表作。
1988 年 5 月，《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约冰心撰文，纪念《人民日报》创刊 40 周年。《我感激》即为此而写。在文中，她谈自己与副刊 30 多年的历史渊源，但落笔重点是谈教育，谈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
最后一次看望冰心，是 1997 年在北京医院。走进病房，翻译家赵萝蕤正好也在，她是冰心在燕京大学教过的学生。冰心躺在床上，握着我的手，第一句话就说：“你来晚了，我的遗产都分完了。”我和赵先生都笑了。她还精神，但本来就瘦小的身躯，躺在病床上，显得更加纤弱了。
没有想到，赵萝蕤先生 1998 年先行去世。1999 年 2 月底，冰心去世，享年 99 岁。而同在北京医院，十几天前萧乾刚刚去世。熟悉的前辈，落叶凋零，星光黯淡。那个冬天，似乎异常寒冷。
（文/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