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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 3 日，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 110 周年，北京人艺举行了老舍铜像揭幕仪式。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站在铜像旁，外貌与老舍十分相似。只不过，74 岁的他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许多。
2009 年 2 月 14 日至 22 日，北京人艺连演 8 场老舍创作的话剧《茶馆》。从 2008 年年底至 2009 年 2 月，北京人艺上演的几乎都是老舍先生的戏，其中最经典的《茶馆》在人艺演出了 500 多场，舒乙已经记不清自己看过多少次了。
舒乙家在安定门外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到了楼下随便问谁，都可以准确地告诉你。舒乙家狭小的客厅里堆放着一些旧家具，墙上挂着舒乙画的画，其中一幅上有他自己的题字“唱一曲温柔的歌”。
舒乙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创作和参加社会活动，就是在家画画。不聊天时，舒乙看起来很严肃，但只要谈及父亲，他的语言就立刻变得生动有趣。
老舍原名舒庆春，他创作的《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老舍的作品“京味”很浓，被认为是京派小说的代表，有人称他是“蜚声中外文坛的幽默大师”。
在舒乙的眼中，父亲虽然多数时候是严肃的，但只要“家里来了人，或者出去聚会，老舍就变成一个最幽默、热情、有意思的人”。
舒乙说：“老舍的一个爱好是喜欢请客，爱闹。把大家都招来，比如庆祝生日、节日，赏花、赏画、赏月，然后搞一个特别的聚餐。这种聚会通常到最后就是老舍一个人在那里说，大家静静地看着他。叶圣陶在日记中说过：我们就喜欢和老舍先生在一起，他不耍闹完了，我们绝不撤席。”
舒乙对笔者说，父亲的另一个爱好是朗诵，经常在家里大声朗诵英文小说。老舍写出剧本，第一时间把剧院的院长、导演、演员找来，听他朗诵。演员们就从老舍朗诵的姿势和语言里找将来演戏的根据。“父亲认为自己作品里最好的是《四世同堂》，之前最好的是《离婚》，还有一个他在重庆写的，叫《归去来兮》。他说过这三部作品是他比较喜欢的。”
舒乙说，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艺界是个怪人，“当时人们都穿干部服。他刚从美国回来，西服、领带、三接头皮鞋、手杖、扇子，这身打扮绝对是个怪物”。不过，穿着洋派的老舍实际上保留了很多满族人的生活习惯，“在家里，他穿一件狐狸皮的对襟皮袄，一双布鞋外套一个大毡子拖鞋，整个一个中国老头儿”。
老舍还喜欢折扇，经常是扇不离手。因为扇子本身是好几种艺术的结合体，扇骨、扇面、扇坠都很讲究。“你看他的照片张张有扇子。假如说他一天有三场活动，他换三把。毛主席接见他，根本就不热，他也拿着扇子。毛主席根本不看他，看那扇子。”
舒乙习惯称父亲为“老舍先生”。他说这和他如今作为老舍研究者的身份有关。事实上，舒乙 43 岁以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舒乙早年留学苏联，是林业方面的工程师。
从1978 年开始，舒乙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 100 多人，写成散文《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连载。
“我是工程师，不是搞文学的。父亲平反以后，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没有写过很完整的自传，也没有他的传记。我那时候接受了这个任务。”舒乙说，“当时刚刚有点入门，开始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老舍小时候就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他上小学时家里很穷，有上顿没下顿的。中午回家吃饭，经常是掀开锅盖，里头空空如也。他回学校，根本不吱声，就那么饿着肚子上课。”
1966年8月24日，老舍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关于老舍的死，舒乙认为：“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把骨气看得特别重要。‘文化大革命’中他受迫害，不能受辱。我曾经说过，他 8 月 24 日不死，9 月 24 日死，1966 年不死，1967 年死，肯定是走这条路。”舒乙说，1941 年日本侵略军进逼重庆时，别人问老舍怎么办，老舍说：“北边是滔滔的嘉陵江，那儿是我的归宿。”有老舍给朋友的书信为证，他在信中写道：“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没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
1984 年，舒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 年开馆后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对老舍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舒乙说：“我觉得这几年对老舍先生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他自己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就是勤劳，我以前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现在就不这样想，老舍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他有大爱，心胸非常博大，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舒乙认为老舍有一种和劳动者打成一片的天性。“他总是平等待人，所以能写出能够流传，让大家都喜欢、感动的东西。”舒乙回忆说，“我们当时住平房，每年都要上房修房子、拔草，有瓦匠在上面工作。他写作休息出来，两个人对话，两句话瓦匠就下来了，跑去和他一块儿抽烟喝茶。他跟这些人完全是一种朋友、亲人的关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也看到了父亲在时代大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代表性。“他们这一批人，也就是五四的启蒙者，恰好赶上了私塾末班车，所以唐诗宋词、四书五经都倒背如流，古典文化素养深厚。同时，这些人也纷纷留学，了解了西方大量的政治、科学、文化知识。可以说，正是那样的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批人。”在舒乙看来，老舍可说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典型：他活了 67 岁，有近 10 年在国外。这 10 年里，老舍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思想，也形成他看问题的独特视角。正是这种独立的思考和个性的东西，使他在文艺上永远不会被时代抛弃。
（文/刘心印）
老舍出生在“小年”，把中国人怎么过年写得最有味道，还参加了 1956年第一届“春晚”。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是祭灶之日，中国北方俗称“小年”。这时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1899 年 2 月 3 日，作家老舍出生。“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老舍在自传小说《正红旗下》中写道。
“‘春’字跟我很有缘。我的名字是‘庆春’。”老舍在《百花齐放的春天》一文中写道。在 2019 年 1 月召开的纪念老舍诞辰 120 周年暨第八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谢昭新告诉笔者：“老舍是现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一生共写作中长篇小说 21 部，短篇小说 62 篇，散文 318 篇，相声、快板、鼓书等曲艺作品 75 篇，新体、旧体诗 228 篇。他的很多作品写的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最能表现这个主题的时刻。老舍对三大节日浓墨重彩，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其中尤以老北京的春节写得最有味道。”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写道，“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
从腊八起，商街上就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在老舍十来岁时，就总去“帮着塾师或大师哥在街上摆对子摊。我的任务是研墨和为他们拉着对子纸。他们都有一本对子本，里面分门别类，载有各样现成联语。他们照抄下来，分类存放。买春联的人只须说出要一副灶王对、一副大门对，等等，他们便一一拿将出来，说好价钱，完成交易”。他在《春联》一文中写道。
老舍是满族人，父亲当过北京城的护军。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到腊月十九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掺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瓤儿。儿童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转眼间到了腊月二十三。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曰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不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黏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
“小年”后那几天，各家各户要把年货置办起来。负债的人家这时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怎么节省开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债主子们把门环子敲碎”。可是许多人家还是把筹钱过年放在首位。《正红旗下》写道，有一次小年，老舍大姐的婆婆家本已负债，“却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着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大姐的公公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
街上越来越热闹了，祭灶的糖瓜摆满了街，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扷糖来，扷糖”的声音。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 5 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
除夕这天，雪花、松枝、爆竹、高香、血红的新对联，各种颜色，各种香味，混合成一片复杂而神秘的景象，使老少男女都感到冷，又感到热，感到严肃，又感到狂喜。冷的是天气，人心却是热的；像爆竹，裹扎得紧紧的，到时候一着火即爆发。《老张的哲学》中，赵姑母在除夕这天老掉了一颗牙，她并没有为此事烦心，以为这是去旧迎新的吉兆，于是欢欢喜喜地预备年菜，丈夫也答应给她安一颗金牙。
“除夕要包素馅饺子是我家的传统，既为供佛，也省猪肉。”《正红旗下》写道，“（父亲）找了个小钱，擦干净，放在一个饺子里，以便测验谁的运气好——得到这个饺子的，若不误把小钱吞下去，便会终年顺利……他还去把大绿瓦盆搬进来，以便储存脏水，过了‘破五’再往外倒。”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和倒水一样是不吉利的。
《四世同堂》里生活在城郊的农民常二爷，夜半就迎了神，祭了祖，而后吃不知用多少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馅饺子。相声作品《过新年》里专门讲到吃饺子。捧哏的说：“肉切得薄薄的，蘸上卤虾油、高酱油、芝麻酱、豆腐乳、韭菜花，嘿，多么美啊！”逗哏的说：“涮过十碟八碟的，再那么一加白菜头、粉条、冻豆腐，嘿！（直舔嘴唇）”“平日我吃 40 个就够了……今天……吃了 80 个。”“还有半碗饺子汤，原汤化原食！”
除夕守岁，彻夜不眠，也是多少辈子必遵守的老规矩。常二爷不赌钱，也没有别的事情，但是他必须熬夜，为的是教灶上老有火亮，贴在壁上的灶王爷面前老烧着一线高香。这是他的宗教。他并不信灶王爷与财神爷真有什么灵验，但是他愿屋中有点光亮与温暖。他买不起鞭炮与成斤的大红烛，他只用一线高香与灶中的柴炭，迎接新年，希望新年与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他发困的时候，会出去看一看天上的星；经凉风儿一吹，他便又有了精神。进来，他抓一把专为过年预备的铁蚕豆，把它们嚼得嘣嘣响。
夜里 12 点钟，街上的钟声、汽笛声，一齐响起来。新年到了。
大年初一，男人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在家中接待客人。《老张的哲学》里，信奉“钱本位”的老张，是孙八爷两个儿子的老师，也是第一个到孙八爷家里贺年的。大清变成民国后，孙八受新礼教的陶染，颇知道以“鞠躬”代“叩首”，一点也不失礼。可是老张主张：既是贺旧历新春就不该用新礼。于是非给孙八磕头不可。他不等孙八谦让，早已恭恭敬敬地匍匐地上磕了 3 个头。然后又坚持给八嫂行礼。幸而孙八还明白：老张是老师，万没有给学生家长内眷行礼的道理；死劝活说的，老张才不大高兴地停止。
孙八受了老张的礼，心中好过不去；想了半天，把小三、小四叫进来，叫他们给老张行礼，作为回拜。小三、小四还年幼，不甚明白什么揖让进退，谁也不愿意给老师磕头。孙八强迫着他们，小三磕了一个头站起就跑，小四把手扶在地上，只轻轻点了几点头。老师却不注意那个，反正有人跪在面前，就算威风不小。
新年头几天，铺户关门，但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老舍说，形容北京的庙会，不必一一描写，只要说“人很多，把妇女的鞋挤掉了不少”就够了。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
初一天一亮，《四世同堂》里那位常二爷勒一勒腰带，顺着小道儿去“逛”大钟寺。没有人这么早来逛庙，他只是为走这么几里地，看一眼那座古寺。只要那座庙还存在，世界仿佛就并没改了样，而他也感到安全。
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股香。常二爷家里穷，虽然买了点儿猪肉，但舍不得放在饺子馅里，必须留到大年初二祭完财神，才做一顿元宝汤。他很早就祭了神，吃两三大碗馄饨，便进城去拜年。有的人家以鲤鱼祭财神。“鲤”与“利”谐音，鲤鱼也象征吉庆有余。《老张的哲学》里的洋车夫赵四，也曾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他曾在新年第二日祭财神时，买过 80 多条小活鲤鱼，放在一个大竹篮内，挨着门儿分送给他的邻居，因为他们是没钱或吝啬买活鱼祭神的。
老舍的大姐夫多甫到财神庙借了元宝，并且确信自己十分虔诚，新年必能发点儿财。在白云观，他用铜钱打了桥洞里坐着的老道，用小棍儿敲了敲放生的老猪的脊背，看它会叫唤不会。在厂甸，他买了风筝与大串的山里红。在大钟寺，他喝了豆汁儿，还参加了抓彩，得回手指甲大小的一块芝麻糖。各庙会中的练把式的、说相声的、唱竹板书的、变戏法儿的……都得到他的赏钱，他被艺人称为财神爷。“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初五下午 1 时，在北海举行的化装滑冰比赛开始了。《四世同堂》里写道，有钱的，没钱的，都吃过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裳，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这时，“海”上的坚冰微微有些细碎的麻坑，把积下的黄土都弄湿，发出些亮的光来。背阴的地方还有些积雪，也被暖气弄出许多小坑，像些酒窝儿似的。即使 1937 年北京被日本占领了，这个活动仍保留着。亲日的冠家二小姐还和其他两位小姐表演了个“中日满合作”的节目。三位小姐手拉着手，晃晃悠悠的好几次几乎跌倒，所以只溜了两三分钟便退了出来。
也有趁年节娶亲的。骆驼祥子就是在正月初六把虎妞娶过了门。虎妞和家里闹别扭，出嫁时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没有弟兄的护送，没有亲友的祝贺；只有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祥子是拉洋车的，不富裕。那天，他穿上由天桥买来的新衣，红着脸，戴着 3 角钱一顶的缎小帽。花轿稳稳地走过西安门、西四牌楼，也惹起穿着新衣的人们——特别是铺户中的伙计——一些羡慕。
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白天逛庙，晚上逛灯。多甫大姐夫也在十四、十五、十六三天连着三晚去看东单、西四、鼓楼前的纱灯、牛角灯、冰灯、麦芽龙灯；并赶到内务府大臣的门外，去欣赏燃放花盒，把洋绉马褂上烧了个窟窿。
老舍在《新年醉话》里写道，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吗？喝醉必须说醉话，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在新年。比如你恨某人，久想骂他猴崽子一顿。可是平日的生活，以清醒温和为贵，怎好大睁白眼地骂阵一番？到了新年，有必须喝醉的机会，不乘此时节把一年的“储蓄骂”都倾泻净尽，更待何时？至若年底搪债，醉话尤为必需。讨债的来了，见面你先喷他一口酒气，他的威风马上得降低好多。他说东，你说西，他说欠债还钱，你唱《四郎探母》。虽曰无赖，但过了酒劲儿，日后见面，大有话说。此“尖头曼”（gentleman，绅士、先生）所以为“尖头曼”也。
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新年期间的一应节日陈设，都应在十九日以前撤去。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 20 多年中，老舍在山东、武汉、重庆、美国等地过着“流亡”的生活。一到春节，他便分外想念家乡。1938 年的春节，老舍是在武汉度过的。“街上标语，请求大家节省过年花用，献金政府；打牌者固无暇考虑及此，但决定免去过年，献金纳款者亦大有人在。元宵节，月明如昼，满市花灯；忽然响起空袭警报，马上市寂街空；虽欲暂忘国难，有不可得者。”1944 年新年，老舍在重庆写道：“一闭眼，我就走回记忆中的世界，那里有百果的腊八粥、什锦南糖、红白蜜供、走马灯、带琴的风筝，和多少多少别处见不到的东西。越想北平（北京旧称），就越觉得苦闷，倒好像只有北平会过新年似的！”“在武汉与陪都过年，都没有大雪，我渴想那带着雪帽的青松，与垂着冰篱的水车。”那几年的春节，包括老舍家的大部分人过得寒酸。“只有到了全国都鸣起庆祝胜利的炮声那一天，全国到处都能按着自己的习俗自自由由的过年的那一天，我们才算真正的过了年。那时候，我会回到北平，和儿童们玩起走马灯与鱼形鹂形的风筝。”就是在那年，《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开始在《扫荡报》连载。
1949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召集主要与会人员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人，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了，他在美国纽约，邀请他回国吧。于是老友们共同签名写了一封热情的邀请函，请老舍回国。1949 年 10 月 13 日，在美国生活了近4年的老舍离开美国西海岸，踏上了归国的旅途。12月13日，他回到故乡北京。此刻，距离他离开北京已经 27 年了。老舍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来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并对他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1950 年春节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1 月 4 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召开新年联欢会，并欢迎老舍归国。茅盾、周扬等发表了讲话，随后老舍致辞。他谈了离美回国的经过，并表示：“我是愿意学习的，如果我还是能工作的话，并愿意参加一切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老舍还当场演说了他刚刚写好的一段太平歌词《过新年》，其中对新旧中国的新年进行了对比：“有钱的穿起绸和缎，没钱的破衣烂袜不遮寒；阔人的儿女是儿女，兜儿里装满了压岁钱；穷人的儿女没人管，捡煤核儿、拉洋车，当作过年……孔宋二陈他的牙爪，国币民财往家里搬；把中国，弄得一干真二净，民不聊生，叫苦连天……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
2 月 7 日，在全国文联扩大常委会上，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5月 17 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北京文联）成立，老舍就任主席，并连选连任了 16 年，直至去世。
回到北京的老舍，又“拾起了”传统新年，先后主持了春节联欢会的创作等相关工作。1952 年 12 月 17 日，北京文联举行春节文艺创作座谈会，老舍与王亚平、连阔如、张恨水、白凤鸣、曹宝禄、孙玉奎、赵福成、田耕等 40 余人出席。座谈会决定成立春节文艺创作委员会，老舍担任主任委员。在会上，老舍就如何创作优秀作品的问题发言，说：新中国一天天在迅速迈进，群众文化生活一天天在提高，我们写作品也要求在质上更提高一步。
1956 年的春节，老舍参加了一台特殊的“春晚”。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新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并把它拍摄成电影《春节大联欢》在全国放映。
节目录制当天，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双枪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神采奕奕地走上了舞台，他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开始主持节目：“亲爱的来宾们，现在我们的联欢晚会开始了……”现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郭振清朗声说道：“今天晚上的节目，要播送到全国。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的俱乐部里，在国防前线哨所，在少数民族的帐篷里，从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到海南岛的椰子林，都有人在收听晚会的节目，全国人民一起欢度春节！”
随后，郭振清向大家介绍邀请来的嘉宾，先是介绍了劳模孙盛利，随后转向坐在圆桌旁的老舍道：“这位是每天坚持写作的老舍先生。”老舍站起身来，和大家一起鼓掌。坐在老舍身边的是著名作家巴金，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电影剧作家孙谦以及话剧《万水千山》的作者陈其通。这时，影剧演员蓝马走了进来，一些少先队员冲上去请蓝马为他们签名。郭振清打趣道：“你们要签名，也要让这几位签，他们是解放江山岛战役里的一等功臣。”说着向大家介绍了4 位身着军装、站姿挺拔的战斗英雄宋宗周、孔祥意、柏文品、张义山。少先队员们又涌向了这些英雄。
徐玉兰、王文娟等越剧名演员也出现在了节目现场，在座的还有钱学森等科学家。郭振清将他们一一介绍。当钱学森起身致意时，晚会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郭沫若来到了会场，随行的有数学家华罗庚、历史学家范文澜等著名人士。现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最后，郭振清介绍了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荣毅仁、北京市工商联主任乐松生等知名企业家。介绍完嘉宾，女报告员安琪预报了第一个节目：北京市少年之家友谊合唱队演唱《我们为你歌唱》。
1956 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性年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年同时进行。这部《春节大联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创作背景。它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歌颂和礼赞。时年 26 岁的歌唱家郭兰英在现场为大家演唱了《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艺术家梅兰芳表演了《宇宙锋》，侯宝林、郭启儒表演了相声《夜行记》……名家荟萃、喜迎新年。收听广播的全国人民与现场演员、观众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气氛当中。
这是老舍参加的第一台“春晚”。此后，他多次出现在春节联欢会上。在1960 年 2 月的春节联欢会上，周恩来总理和老舍亲切地交谈了很久。
老舍之子舒乙说：“父亲健在的时候，他总要想些好玩的点子来过生日。他通常会准备好些糖瓜分给孩子，甚至分给大人。有一年生日，他上街买了糖瓜，用纸包好，然后跑去天桥看戏，又去后台看演员。他由兜儿里掏出纸包，一人分一个糖瓜，说：‘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正是我落生的时候，吃吧，今天是我的生日。’演员们瞧瞧手里的糖瓜，再瞧瞧他，觉得这老头儿非常可爱。”
过完生日后，就到了“二十四扫房子”。在舒乙的记忆中，父亲对扫房的要求极其严格，也非常有趣。他说：“北京过去叫‘扫篷’，我父亲也干活，他亲自督战、指挥、动手……我们家有很多书，他让我们排队把书从书架子上取出来，接力赛一样一本一本传出去，放到院子里掸掸灰、晒晒太阳。等到把书架子擦干净，再把这些书一本本摆放回去。我们家的书架子往往有镂空的雕花，需要仔细地把所有缝隙都擦干净。我父亲腿脚不好，他就打下手：洗手巾和抹布，换水……姑娘们在上头擦柜子，我父亲把洗好的抹布扔上去，嘴里喊着：‘接着，姑娘。’如果是把抹布扔给我，就喊一声：‘小子，接镖！’”
除尘后，就是做年饭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传统菜码是老舍家年饭的必备菜：芥末墩、小酥鱼、烧二冬、豆酱……年饭主要靠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来做。“我妈妈做这些传统菜码经过了很复杂的学习过程。”舒乙笑着说，“他们在山东济南生活时，春节期间，我父亲说咱们自己做芥末墩吧。妈妈尝试了几次，实在是不会做，要么是做出来的豆酱冻不上，要么做出来的芥末墩是面的，不脆。这样反反复复地尝试后，做得越来越好。后来芥末墩成了我妈妈的拿手菜，每年都要做好几缸。父亲就去外面宣传，对朋友说：跟我回家，我们家的芥末墩味道特棒儿，管够吃！”
过年吃完了饺子，老舍就进入自己的书房，拿一大堆红纸条出来，是早就写好了的谜语，挂在墙上让大家来猜。“谜语是他自己撰的，非常容易猜。比如他随便出一个：哥仨，打一国名，还特别提醒你是在非洲。谜底就是‘多哥’。优胜者赏大蜜枣吃！这个感觉特别棒。”舒乙回忆道。
晚年，老舍喜欢在春节时写对联。1962 年 2 月 3 日，他 63 岁生日这天，他的《春联》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文中他为儿女写的春联是：“劳逸妥安排健康多福，油盐休浪费勤俭持家。”他为青年艺术剧院写道：“破浪乘风前途无量，降龙伏虎干劲冲天。”1966 年春节期间，他为友人、冯玉祥的秘书于志恭题写对联：“壮丽关山迎晓日，风流人物在中华。”这是老舍的最后一个春节。那年春天，他到北京市顺义县陈各庄深入生活。不久，他创作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发表。8 月，这位“人民艺术家”走完了为人民创作的一生。
（文/田亮 李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