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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春节，李苦禅在北京饭店过了最后一个生日。中国美协、中央美院、北京市美协联合为老人做寿，吴作人、李可染、刘开渠等艺界名流悉数到场，为他庆生。在宴会上，李苦禅激动得连讲话稿子都念不下去了，“我这一辈子受了多少罪，有多少坎坷，从来没享受过这么高的荣誉”。那天，儿子李燕也在现场。李苦禅致辞这一幕，他很是触动，便拍了下来。
在李苦禅的后半生中，一直有李燕相伴。父亲作画，他在一旁抻纸磨墨；父亲出席社会活动，也总爱带着这个小儿子，在那些场合中，李燕给父亲拍了不少照片。如今，这些老照片成了珍贵的回忆。
承载记忆的还有李苦禅的旧居。那是北京南山沟大院的一间小三居，1977 年，由王震副总理与谷牧副总理批示，给李苦禅与家人居住。最大的一间 17 平方米，还有 15 平方米的卧室和 9 平方米的保姆间，现在都按原样保留着。李燕回忆道：“这里是父亲晚年的会客室兼工作室。除了美术界的好友，相声大师侯宝林、剧作家曹禺等名家都来做过客。父亲健谈，他们聊绘画艺术、名人逸事，我就在一旁录音、速记。很多年后，我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再整理这些音像、速记材料，更感弥足珍贵。”
因为听得多，李燕也爱侃。2010 年，相声演员徐德亮开始跟着他学画，不知不觉也听了不少“祖师爷李苦禅的故事”。聊着聊着，两人萌生了念头，合写一本《李燕聊李苦禅》，收录两人的对话，并以一张张历史老照片配作插图。
接受笔者采访时，李燕谈起父亲这一生，他翻开书，寻找着一个个隐藏在历史洪流中的剪影，将它们串连起来，还原出一个丰满真实、有弧度有力度的大画家李苦禅的人生。
父亲是画家，他的故事要从学画说起。
父亲出生在山东高唐，古人称平原郡。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大平原，地上有野兔跑，天上有黑鹰飞。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从小爱画花鸟，以大地为纸，树棍为笔，随手涂鸦。
正儿八经开始学画是 19 岁。父亲总说，他感念一生的老师有 3 位：徐悲鸿、林风眠与齐白石。
1918 年，父亲壮着胆子，孤身一人求学北京。听说北京有所大学教画画，他就向路人打听，一路找到了北大。到了北大红楼，碰着一位身着长衫的清瘦年轻人，跟他一同走进一间满是“怪味”的屋子。年轻人给他介绍，这是北大画法研究会，如果有兴趣，可以来学画。后来父亲才知道，这里的“怪味”来自松节油，是油画颜料的调色油，屋子里还有木头框子和画布，都是油画工具。
这位带父亲走进西画世界的年轻人，就是徐悲鸿。当时，徐悲鸿还不出名，北大校长蔡元培看中他是个人才，专门为他设立画法研究会。在徐悲鸿去法国留学前的那个短短的暑假，他给父亲讲炭画（素描）、油画知识。父亲成为徐先生的大弟子，就是这么来的。也正因为有了这段学艺经历，父亲后来报考国立北京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西画系，才能榜上有名。
1922 年，父亲就读国立北京艺专，时任校长是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林风眠。他主持了 3 次“中国艺术西化运动”，不拘一格广纳人才，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登上讲台，聘法国教授克罗多、捷克教授齐蒂尔讲西画，鼓励父亲不断创新。在父亲的毕业作品展上，林风眠买下了他全部的 9 幅作品。所以，对这位有着知遇之恩的林先生，父亲一提起就肃然起敬。他比父亲还小半岁，个子矮矮的，但父亲从不直呼其名，每每提到，都是恭敬地称他为“林校长”。这是他们那代人的文化和风骨。
父亲的另一位恩师，便是鼎鼎大名的齐白石。
20 世纪 20 年代初，画写意花鸟名声大的，莫过于“画有金石之气”的吴昌硕和“艺术理论开一代新风”的陈师曾。齐白石只能算小有名气。他住在西城的大岔拉胡同，晚上睡炕，白天把铺盖卷到一边，在炕上铺上毡子就开始画，生活很清苦。很多人明里暗里讽刺他是“野狐禅”，他却不服气，专门刻了一枚方印“吾狐也”——我就是狐，你能把我怎么着？
父亲在国立北京艺专学西画之余，想找个师傅学国画，就“看上了”这个名声尚微的齐白石。后来我整理父亲的录音，听到他的原话是，“我把京城国画画师都滤了一遍”，听来好像有点刻薄了，其实父亲说话一向直率。他就觉得白石老人好——艺术上雅俗共赏，人格也好，仙风道骨。
那是 1923 年的秋天，父亲敲响了齐白石家的大门，说明来意：“齐老先生，我特别喜欢您的画，想拜您为师。但我这穷学生也没什么可以孝敬您，等我毕业以后，找着事情做了，我再好好孝敬您。”白石老人当时已年近六旬，父亲这种直白非但没被视为不尊，反而引起了他的共鸣。齐白石好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于是点头收下了这个徒弟。父亲大喜过望，连忙跪下磕头。他心急，屋子又小，结果脑袋蹭在墙上沾了一大块白墙灰，齐白石看在眼里，呵呵直笑。就这样，父亲成为白石门下第一位登堂入室的弟子，白天在学校学西画，每周抽出 3 个晚上去齐白石家，学写意花鸟、虫草工笔。
后来，父亲与这 3 位老师的交集各有不同。徐悲鸿因留学法国，父亲与他就此别过，近 30 年后，日寇投降，徐悲鸿北上，终于重逢；因为战乱，他与林风眠也多年未曾联系，直到 1980 年父亲在香港开画展，两人才得以复见；唯独齐白石，自 1923 年父亲拜在他门下，到 1957 年老人家晏驾归西，两人常一同作画，感情最好。白石老人曾说：“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只有李英杰（李苦禅原名）最懂我的心啊！齐白石爱画荷花，荷花秆长，每画一笔，父亲就配合着为他抻纸。以至于后来齐白石一画荷花，就会用浓浓的湖南乡音招呼徒弟：“苦禅快来，画荷花了。”
整理父亲录音，我发现，他也常提到自己与师傅交心。有一次，一个资质平庸的画家想请老师齐白石为他的画题几句。父亲去时，齐白石正对着地上这几幅画，面有愁容。齐白石跟他说：“要不苦禅你给我选一张吧。”父亲就捂着眼睛，俯身随便提起一张来，问：“老师这张行不行？”父亲睁眼一看，老师正躺在藤椅上捂嘴笑。那时讲究师道尊严，笑不露齿，齐白石捂着嘴，手指着父亲笑，那意思是“你太知道我的心了”——画作平平，哪张都不想题，但又不好意思驳人家面子。最后齐白石勉强题了一行“某某君嘱余为之题画，白石老人以为尚可”。
父亲的画风受到了好几家流派的影响。徐悲鸿先生推崇以西画改良国画，要把西方好的元素融入其中。他曾跟父亲讲：“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父亲谨记，在国立北京艺专学习时，常用炭笔练素描，用铅笔、毛笔画速写，为后来的写意创作奠定了扎实的造型基础。
齐白石是国画大家，父亲当然也学到了他的笔墨精髓。然而，师徒二人创作题材并不同，一个擅画虾蟹等农家题材，另一个擅画“大黑鸟们”。“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白石老人如此教导。后来父亲也跟我说：“虎，谁谁画得好；马，徐院长画得好。题材要岔开，才容易有自个儿的面貌。你就别画我的黑鹰了，多画群众喜爱的小动物和人物吧。”
父亲作画，善于把京剧糅到其中。中国人最欣赏写意美，京戏就是写意美的代表。父亲有句名言：“不懂得京戏，就别画写意。”其实那个年代爱听戏的人不少，每个人都能唱几句梅郎（梅兰芳）。父亲却更爱武戏，山东尚武，他从小就习武，后来拜尚派武生创始人尚和玉为师，与当时的武术高手王子平、王芗斋都有过交集。与好友聊戏时，他总是说着说着就拿起家伙，耍起来。徐德亮知道我父亲好武，再看他的写意画，就说：“苦老是在用练武的劲道来画画啊。用‘屋漏痕’笔法时，既要有顺劲儿，又要有一种向外膨胀的横劲儿，更要体会到内家拳那刚柔相济的劲儿。”
所以，父亲一辈子的画风跟谁的都不一样，不是西画，也不是纯粹的老国画，而是自成一派。
父亲的大写意画最出名。他是如此看待写意的：兴之所至，信笔而挥，才能出真正好的东西。人如其画，父亲是性情中人，大半辈子在动乱坎坷中颠沛流离，却能淡然自如徜徉在画里。
父亲出生在穷苦人家，但画画是烧钱的行当。他形容：“画油画告上一笔（山东方言，添上一笔的意思），那比在老家告一笔香油还贵。”当初在学校画炭画，木炭笔迹不用橡皮擦干，而是用学校发给学生的馒头蘸，蘸到最后，馒头上都是木炭灰。家境稍好的学生，都把馒头扔了，父亲不舍得。每到中午下课，同学们去吃饭，问他：“你怎么不去？”他推说自己不饿，再画一会儿，却躲着偷偷把黑馒头吃了。父亲原名李英杰，有个叫林一庐的同学见他这么苦，送了他一个绰号“苦禅”。父亲马上领悟了其中含义，倒是很乐观地说：“名之固当！名之固当！”从此，他在国画上题款“苦禅”，在西画上题款“李英”。
为了凑生活费，父亲上课之余也卖苦力拉洋车，但不跟穷车夫抢地盘耽误人家挣钱，而是跑西山的黑道儿。那里常有劫匪出没，他就在腰里缠着七节鞭。跑着跑着，半路劫道的跟他打过两回交道后，便传开了：“有个山东大个儿，可别惹他，他有功夫！”父亲还讲过：“人穷不能贱。”那一代人自尊心极强，绝不接受接济。他在国立北平艺专卖出第一批画后，请了两大桌饭，跟同学说：“过去你们请我吃饭，谢谢诸位了，今天我请你们。”
1925 年，父亲学成毕业，画渐渐有了名气。3 年后，父亲被聘为国立杭州艺专教授。他到了杭州，一下子就从穷学生变成了每月领 300 大洋的教授，自己的生活没问题了，又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学生身上。父亲听说有个叫李霖灿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就直接找到教务处，说：“从我的薪水里扣。”还立了字条为证：“李霖灿学费由我薪金项下扣除。”落款李苦禅。多年后，这名学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任副院长。他时常回忆父亲当年是如何解他燃眉之急的，这段往事，被他写进了文章里。
父亲画了一辈子，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个“教书匠”。多年后，他的学生仍旧怀念讲台上的苦禅老师——往那儿一站，声音朗朗，幽默风趣。
走下讲台，父亲同样见谁都能聊。国立杭州艺专坐落于西子湖畔，窗外就是湖光美景。他饶有兴致地在湖里养了两只鱼鹰，供学生写生。但西湖是公家的地方，不允许放鱼鹰。父亲就跟巡警说：“这是为了让学生好好画画。”后来，关系处理好了，巡警不但不阻挠，还帮着他想办法，说道：“这样吧，我上岗时候您放着，换岗了赶紧把鱼鹰弄回去，千万别被其他人发现了。”后来，大家都说父亲会“拉关系”，那其实是没架子。别人问他：“苦老，您怎么跟谁都能聊，没点儿架子啊？”他总说：“我不会摆啊。一个庄户人家和谁摆架子？”
父亲“喜怒形于色”，他认为，太理性的人，画画就是挑错了职业。20世纪 50 年代初，曾要求国画出新，为政治服务。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提着三张《猫头鹰》，闷闷不乐进了家门。他历来很珍惜画，每一幅都规规整整卷好，很少有提拎着的时候。我仔细去瞧，才发现画里的猫头鹰与父亲平日笔下的不同，它们垂头丧气，被一圈喜鹊围着指点。这是“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寓意，猫头鹰象征美帝国主义，一圈喜鹊就是全世界人民。他让我妈看，说：“这叫什么玩意儿？”猫头鹰本是益鸟，干吗拿它代表美帝国主义，并且猫头鹰和喜鹊，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怎么能见面，还上了同一张画？后来父亲一生气，画就扯到炉子里，全烧了。
虽历经坎坷，但父亲有个幸福的晚年。他赶上了打倒“四人帮”，国家改革开放，百废俱兴。我每次怀念父亲，总会想到那一段时光，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父亲晚年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坚持每天早起练武，还老教育我：“睡懒觉没出息！”我们家原来有一副双刀，开过刃的真家伙，父亲就拿着它们练，身体很结实。他晚年画的画，尺寸也越来越大。1981 年，文化部下达任务，要给中央美术学院的 4 位教授各拍一部教学片，在镜头下，父亲创作了尺寸巨大的写意画《盛夏图》，用 4 张丈二宣拼成 22 平方米的画纸，尽情挥墨。他说：“大气魄才是大写意，这种画只有我大中华才有。”
恣意挥毫的另一面，是老年的父亲非常容易动感情。在他的小会客室里，每每提到父母、老友，就止不住掉眼泪。父亲晚年有个老朋友忽然去世，他让我拿出一张大宣纸，画了一幅白荷花，上边题了那个老友的名字。他拿着这幅画，到了小花园里，刨个坑，把画叠起来，划根火柴点燃，然后拿拐棍用土埋了纸灰，以此悼念亡友。
我也很有福气，这辈子跟父亲不仅是父子关系，还有传承关系。他教我画画，更教导我要立“画品”。他有句话，我也常拿来教导晚辈，“人，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下笔无方”。
我年轻的时候，常有人来找父亲求画，无论是谁，他都一一应下。但有的人拿着画转身就卖给了画店，我知道后很生气，就劝父亲：“没必要热情待他们，不然今后要遭罪。”他却说：“人家喜欢我的画，是看得起我。转手卖出去的，必定是家里缺吃缺穿了。再说，画送给人家了，就是用来糊窗户，我也管不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和他理论了一番。结果再有人来，他还是每求必应。
对于父亲的人格、画格，即使是历经世事沧桑的白石老人，也是赞赏有加的。齐白石声名大振后，市面上流传着他的各种赝品。父亲临摹齐白石的写意，可以乱真，但他从来只题自己的名字。齐白石写过一首诗送给他，这幅墨宝我后来好不容易从香港买回来，那上头写着——“苦禅学吾不似吾，一钱不值胡为乎？品卑如病衰人扶，苦禅不为真吾徒”。
（口述/李燕 采访整理/毛予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