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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巳（1917），梁启超四十五岁。
2 月 9 日，政府对德国新潜艇政策提出抗议。
3 月 14 日，北京政府布告正式对德国断交。
6 月 12 日，大总统令解散国会。
7 月 1 日，安徽督军张勋拥清逊帝宣统在京宣告复辟，同日，梁启超通电反对，后即参与段祺瑞、冯国璋讨伐复辟之役。6 日，冯国璋副总统通告就代理大总统职。19 日，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受任财政总长。24 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是月，川、滇军冲突，四川省长兼督军戴戡遇难。
8 月 11 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14 日，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
9 月 1 日，粤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
11 月 15 日，内阁总辞职。18 日，梁启超单独再辞财政总长职，22日给假，以次长李思浩代理，30 日去职。
上年岁尾，梁启超表示将放弃政治生活，从事社会教育事业。但是在那个乱世，哪里容得下一张做学问的书桌，哪里有一间课堂可教与学？自去冬以来，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内阁问题及复辟问题等，都与梁启超有着不可解的关系。
1 月 5 日，张君劢（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致信梁启超，报告在徐、宁与张勋、冯华甫接洽内阁问题的经过。梁启超不得不于 6日从上海起程赴京，那里因宪法、内阁和外交问题，比如“府院之争”，已乱成一锅粥，须他前去斡旋。
1 月 7 日，《申报》登载了梁启超关于宪法、内阁和对德外交的谈话要点：“顷晤任公谈话要点：（一）昨谒黎、段详谈，府院间已无甚深意见，非如外间传闻之甚。（二）希望内阁不生动摇，有碍政务。（三）过宁、徐晤冯，极尊重国家最高各机关之意，张勋对于国会多愤激语，但并无具体之主张。（四）段对于收束军队确有计画，冯亦深悉之。（五）愿国会速从事分内职务，恢复信用。（六）不入政局，留十余日返沪办理学校。（七）调和各派，减少冲突。”
1 月 13 日，《申报》载总统府邀梁启超开会，商速成宪法问题。15日，《申报》载梁启超在一次欢迎会上发表政见。
2 月 9 日开始，政府对德国采取强烈态度，如对德国新潜艇政策提出抗议。3 月 14 日，政府宣布与德国正式断交。5 月 7 日，政府咨送对德宣战案至众议院。19 日，该院议决缓议。关于当日对德、奥绝交和宣战问题，梁启超最为支持，而总统和多数国会议员反对，康有为、孙中山、唐绍仪等亦通电反对，一般舆论多半都不赞成。
梁启超在《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和《外交方针质言》等文中表态鲜明，理由颇为充分。
我国曷为忽然有参战之议耶？吾侪曷为锐意赞成此议耶？请质言之，所谓公法，所谓人道，普通议耳，所谓条件，抑附属之后起义耳，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第二，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外交方针质言》）
2 月 13 日，《申报》登载梁启超论对德外交问题，题为“梁任公之中德国际前途观”，重申对德外交之理由。
3 月 4 日，段祺瑞请黎元洪与德断交未允，提出辞国务总理职，前往天津。6 日，冯国璋赴天津邀段祺瑞回京供职。梁启超一直支持段祺瑞。段祺瑞回京后，梁启超连续致书，向段祺瑞献策。例如，3 月 7 日梁启超致书段祺瑞；
公既归，京外人皆知外交方针从此决定实行。德国希望既绝，恐其遂铤而走险。鄙意谓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捕获，免其爆锁黄浦，此目前最要之箸。此箸既办，即同时宣布绝交，绝交后，徐议条件最为稳便。
这之后，梁启超与张君劢以书信形式互通消息，商量有关对德断交、宣战及形势发展等问题。
“府院之争”仍在继续。总统府之“府”，实际上是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国务院之“院”，乃段祺瑞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府”亲英美，“院”亲日。
5 月 10 日，段祺瑞指使数千名军警流氓，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了国会，冲进会场，殴打议员，迫使议员通过参战案，但遭到议员的抵制。气急败坏的段祺瑞下令解散国会。那黎元洪也不示弱，非但不解散国会，还动用权力将段祺瑞免职。
“府”“院”矛盾激化之际，一直盘踞在安徽、江苏一带的督军张勋，率三千名兵马入京。张勋之兵，个个保留着长长的辫子，亦称“辫子军”。“辫子军”6 月 7 日向京进发，8 日进天津，通知黎元洪必须解散国会。黎元洪为武力所迫，于 12 日宣布解散国会。14 日，“辫子军”开进北京城，随即密电康有为，“速来北京，共襄复辟大业”。
6 月 30 日黄昏 6 时，张勋等人换上清朝大臣服装，率三百余名兵勇，进入紫禁城旧皇宫。次日，张勋一伙跪拜在十三岁的逊帝溥仪面前，扶其重登皇帝宝座。那溥仪在康有为的指点下，用“御玺”盖上一道“上谕”，封官赐爵，以为恢复了大清帝制，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
企图复辟帝制，自任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之后，历史上又由张勋、康有为等人导演了比袁世凯复辟还短命的皇帝复位闹剧，给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页丑陋荒唐的文字。
张勋、康有为的这出复辟闹剧，遭到各界的强烈反对。
此时的梁启超正在天津寓所，隔邻是段祺瑞的宅第。于是，便有了有了梁、段的晤面和如何面对张勋复辟的商议，决定也用武力解决。
7 月 3 日，张勋入旧皇宫第二日，段祺瑞在天津郊区马场誓师，自任总司令，组成讨逆军，梁启超担任讨逆军的参谋，草拟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对张勋、康有为逆历史潮流的复辟予以揭露声讨。
不久，梁启超又发表《反对复辟电》：
昊天不吊，国生虺孽，复辟逆谋，竟实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夫以民国之官吏臣民，而公然叛国顺逆，所在无俟鞫讯。但今既逆焰熏天，簧鼓牢笼恫胁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妖氛所播，群听或淆，启超不敢自荒言责，谨就其利害成败之数为我国民痛陈之，倡帝政者首借口于共和政治成绩之不良。
夫近年政治之不良，何容为讳，然其造因多端，尸咎者实在人而不在法。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觉悟，洗心革面，则虽岁更其国体，而于政治之改良何与者？若曰建帝号则政自肃，则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焉蔽。况前此承守成余荫，虽委裘犹可苟安，今则悍帅狡士，挟天子以令诸侯，谓此而可以善政，则莽卓之朝，应成郅治，似斯持论，毋乃欺天……
7 月 12 日，段祺瑞率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不堪一击，作鸟兽散，张勋逃入了荷兰使馆。康有为则逃到美国使馆避难，还写了不少诗，其中有“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诗后还附一注：“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由此可见，昔日的师徒“康梁”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成了生死对手。
张勋的“辫子军”复辟宣告失败，段祺瑞回到北京，梁启超也离开天津赴京。
7 月 17 日，段祺瑞内阁成立，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19 日，梁启超通电宣布就职，致电冯国璋大总统：
南京大总统钧鉴：七月十七日敬承策令，俾长财政，感悚莫名。启猥以疏才，膺兹重寄，艰虞所迫，义不容辞，已于效日就职，顾念邦基再奠，国计维艰，此后因时阜用，端秉训谟，敢竭股肱，以期康济，除正式呈报外，特此电闻。
接着，7 月 19 日，梁启超又致各省督军省长一电：
启超奉令筦领财政，业于七月十九日就任视事，自顾辁材，惭膺艰巨，国基再奠，筹济攸资，伏盼中外一心，共支危厦，尽言匡诲，时贲良规，俾启超得以罄智效忠，借纾国计。特此电闻，伫候明教。
此次阁员有两个宪法研究会会员，即内务总长汤化龙和司法总长林长民，加上教育范源濂、外交汪大燮（字伯棠）、农商张国淦（字乾若），都与梁启超有旧，这次梁启超对与段祺瑞政府合作抱有很大希望。《申报》7 月 30 日登载：
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
7 月 24 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之意见。25 日，《申报》发表梁启超对国会问题的谈话。据说国务院征求各省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的通电，也是出自梁启超手笔，28 日《申报》记其事：“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电，系二十四日发，为任公手笔。”
因此当日舆论颇多不满于梁启超，更有甚者，南方借口发起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对立的局势，这是梁启超始料所不及的。
尤其是众议院议员赵炳麟代表康有为致信梁启超，抨击梁启超自民国以来的表现，将梁启超推到了风口浪尖。信中说：“生之言论甚高而其行何卑且谬也。古今中外，无论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必有缔造之真理贯注于政体中，而其国乃豸……中华民国仅六年，生与汤化龙已两次行逆矣。民国二年之违法解散国会也，汤主谋，生主笔，怂恿项城以宪法为名，驱逐议士，逮捕党人。生与汤换得司法、教育二总长，民愤不伸，乱事踵起，杀吾聪秀国人殆数十万。使生与汤能行其道，即视此数十万生命如尘芥，虽曰不仁，尚可说也。项城猜忌生与汤，终被摈斥，狼狈出国门。”（《赵伯岩集·文存》）此信捏造事实，恶毒诽谤，赵、康二人之下作，可见一斑矣，影响尤其恶劣。
8 月 11 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约法。14 日，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据《申报》8 月 17 日登载，其布告出自梁启超之手。
此刻，国内南北分裂，直接原因是北方坚持召集临时参议院，结果就有云南拥护约法的通电和两广宣布自立，北方的段祺瑞开始准备武力解决。形势一触即发。
梁启超为大局计，费了很大的精力斡旋南方和北方的意见，皆无效果。事态进一步扩大，南方军政府准备北伐。
梁启超就任财政总长一职，原抱有很大希望，想利用缓付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结果事与愿违。梁启超退而求其次，想维持现状。但面临的状况是国库虚空如洗，财政入不敷出，再加上各方面牵制干扰，梁启超寸步难行。
11 月 18 日，梁启超在任职四个月后向段祺瑞递上了辞呈：“复任以来，竭智尽力……虽规划略具，而实行维艰。”
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写道：“（梁启超）不能有所施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段祺瑞的西南用兵政策，消耗了北京政府所有的财力。段氏用兵期间，军费庞大，加之各省军人不仅截留解款，进而借故向中央需索，几使中央濒于破产。”
后来，梁启超曾进行自我反省。1921 年 12 月 20 日，梁启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的公开讲演中说道：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这还是小的。我的最大罪恶，是这几年来懒了，还带上些旧名士愤时嫉俗、独善其身的习气，并未抖擞精神向社会服务，并未对于多数国民做我应做的劳作。我又想，凡人对于社会都要报恩，越发受恩深重的人，越发要加倍报答。像我恁样的一个人，始终没有能够替社会做出一点事，然而受了社会种种优待，虚名和物质生活都过分了，我若还自己懒惰，不做完我本分内的事，我简直成了社会的罪人。
是年，梁启超从政焦头烂额，举步维艰，年底偶有余暇，仍不失文人本色，开始在家中事治碑刻之学，甚为用功，为金石跋、书跋、书籍跋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