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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1916），梁启超四十四岁。
1 月 27 日，贵州宣布独立，是时梁启超有渡日之议，但未果行。
3 月 4 日，梁启超由沪赴港转桂，劝说陆荣廷举义。15 日，广西宣布独立。
4 月 4 日，梁启超抵南宁。6 日，广东宣布独立。12 日，浙江宣布独立。12 日，广州发生“海珠惨案”，汤觉顿遭杀害。
5 月 1 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举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6 日，军务院成立，举唐继尧（字蓂赓）与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兼抚军。15 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18 日，梁启超出香港，20 日抵沪。不久，四川、湖南宣布独立。月底得知其父莲涧先生逝世，悲痛万分，遂辞去本兼各职。
6 月 6 日，袁世凯在一片喊杀声中羞愤而卒。7 日，黎元洪宣布就任大总统。政府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与旧国会。
7 月 15 日，在梁启超的斡旋之下，军务院撤销。
8 月 1 日，国会开会。
10 月，梁启超往香港省亲灵殡。
11 月 8 日，蔡锷病故于日本福冈医院。
12 月，梁启超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
1 月 1 日，袁世凯刚刚坐上皇帝宝座，立即发布“上谕”，通令各省“逮捕梁启超，就地正法”。此时，梁启超住在上海静安寺路，袁氏派“侦探暗杀密布寓侧”，企图暗中除掉他的政敌。梁启超闻听消息，即想离开上海，从军广西。上海滩的政客为自己的前程计，打听梁启超的消息，在各种场合传播相关消息，《时事新报》的记者总是关注着梁启超，以写专电报道，令梁启超十分无奈。
1 月 25 日，梁启超催促陆荣廷迅速宣布广西独立。1 月 27 日，贵州宣布独立，原是梁启超渡日前之议，但未果行。
此前，1 月 15 日，唐继尧、任可澄曾致梁启超信，论时局，期望得到梁启超的指教，“袁氏叛国，自致败亡。先生迭进忠言，曾不觉悟，海内豪杰，发愤相闻，松坡、循若到滇具述尊恉云云，弥用坚决，为是计不旋踵以从今役，同人浅薄，未能远谋，深惧不克负荷，或致蹉跌”。
梁启超居沪，除了筹划布置和运动，也尽力指导蔡锷的军事行动，前后致信总计八封。
其中第一封信写于 1 月 8 日：
吾今所首宜请罪于诸公者，则在前托宁代发之哿电。其时大树将军方有参谋总长之命，自危甚至，适吾方至，彼以人来言，盼滇速起，彼当立应。 彼实未知滇内情，因数日前得亮才一电，知有动机，彼方 以为弟偕我同在沪也。 吾为东南大局计，故徇其请。电发后，旋派溯初两次往与接洽，见其衷心，虽甚愤懑，然殊持重。且徐州 徐猾 甚可厌 似尚未有所决，以故至今不敢发。此公虽知大义，而极寡断，吾恐其为曹爽也。以东南大势论之，大约非俟西南更得数省响应后 都中有变当别论 ，不能有所动作。固由彼等所处地位较险艰，不足深责，抑其国家观念亦自有不能尽与吾辈从同之处也。缘此亦可见西南责任之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而已。二十一日尊电言，二十日内揭晓。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哿电，不审曾缘改早而生军事计划之支障否？ 此书方写成适得日本来书，言滇若缓发 一星期，则对日交涉已妥协，然则速发终是幸事也。 果尔，则吾罪真末由自赎。然成事不说，今惟祝进取之胜善而已。
各省诘责滇军之电文甚多，皆由伪政府拟稿迫令拍发，与前此推戴之电文同一笔法。其实各军巡中，安有效忠于贼之人？甚表同情于滇者，且十而八九，特响应与否与应之迟速，自是别问题耳。此间除大树外，其直接间接通声闻者尚不少，而伪政府则亦无所往而不用其猜忌。一两月后，滇军进取稍得势，诸镇胆稍壮，而伪政府更从而煎迫之，则同时蹶起意中事也。
逆贼不患不覆亡。然谓覆亡之后，天下事即大定则殊不敢言。莽、卓伏诛，大乱方始，前事屡然，今亦胡幸。毒根既种之极深而滋蔓极广，芟夷蕴祟，岂旦夕闲事，而况于海疆诸区有人眈眈以视夫其侧者耶？吾辈当认定西南一隅为我神明氏胄唯一遗种之地，挟全副精神以经略而奠之，而必毋或视他方之态度以为欣戚。吾军今所据之地利，既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吾复何馁。所忧者，吾内部之不整而实力不充耳……
此信先做自我批评，批评贻误战机，接着分析举义之优势和不足，言义举必胜之道理。梁启超虽然从未统领大军征战，但深谙军事之道。
第四封信写于 1 月 21 日：
外交界消息极佳，日本公然拒绝卖国专使，闻三次警告不日将提出。且日本刻意联络吾党， 青木少将特派驻沪，专与吾党通气，日内便到。 饷械皆有商榷余地。张润农顷来沪，明日可到，到后便知其详。我决以二十八日东渡，或能有大发展，亦未可知。
绥远起义占领包头。潘矩楹免，以孔庚代。总统府发现炸弹，阴谋者为袁乃宽之子。顷方大兴党狱，人心皇皇。觉顿、孟希、佛苏三人中，日内必有两人偕往粤，以说胁坚白，使迫龙、陆。闻桂之观望颇由坚作梗，此行当破釜沉舟，凭三寸不烂之舌，冀有所济也。镕西（张耀曾字）顷随西林东渡，拟留彼在沪襄外交事。吾东渡后小住旬日，便当来滇。孝怀、觉顿必偕行，孝怀性行才识为吾党第一人，尤谙川事，彼来所助不少也。来书尚约远庸，痛哉痛哉，今失此人，实社会不可恢复之损失也。书此泫然。
梁启超注意观察社会动态，随时与蔡锷沟通，心怀天下，争取主动。此信说明梁启超有赴日本之议，目的大约是联络外交，还有借款购买军火的计划。不过并未能成行。
关于对日外交，梁启超认为中日两国为唇齿之势，若日本能在危难中助中国进步势力一把，他日可休戚与共。历史证明，此想法乃一厢情愿，纯为幻想耳。
袁世凯的帝制鼓噪，他的部下有实力的人物冯国璋、段琪瑞等人并不满意，护国军兴，举足轻重，梁启超观其象，认为冯国璋可争取。但是，冯国璋虽然内心反对帝制，赞同起事，但一直在观望，并未表明态度。袁世凯内部的分歧，让梁启超和蔡锷的举义多了一分信心。
是年 2 月中旬，因滇、蜀催促之故，梁启超又有入滇再赴蜀之议，但最终未能成行。
2 月末旬，梁启超决定入桂。
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 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见 时可言及。 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此间同人询谋佥同，无一人主张不往，以荷丈之警敏，静生（范源濂，字静生）之安详，叔通（陈敬第，字叔通）之细密，亦咸谓非去不可，想季丈在此亦无异辞也。顷荷曦已先行，吾亦候船 拟租一日本船往。 发矣。廷献不来，亦无不可，廷灿确可用，吾偶未思及耳。然此时暂用不着，待吾入粤时乃唤来可耳……现在以一二人入滇、黔与乡人同患难，将来见重于新政府，而家运借以进展。无如诸子多碌碌也，则亦听之而已……（民国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与娴儿书》）
3 月 4 日，梁启超与同人由上海乘日轮“横滨丸”号赴香港，然后转至广西，劝说陆荣廷起义。原来梁启超计划安排家眷返回天津寓所，后得知四周已布满袁氏侦探，同人亦认为不宜行。
汝母归宁之议，尚须从缓，好在距八月尚有半年，届时或吾同行，亦未可知也。吾有一手写极贵重之品赉与思成， 钉装 完成当交存王姨处，现尚未完也。 为生日纪念，可告之令其力学，思永成绩若良，吾亦将有以赉之。（民国五年三月三日《与娴儿书》）
这次入桂的详细经过，梁启超有《从军日记》记之：
当云南首义之初，广西之响应久为全国所期待，凡曾与陆幹卿将军接者，共信其无变也。荏苒两月，音响转寂，于是渐或窃窃焉忧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书，将三千言，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吾与幹卿既未前识，且兹事苟非内断诸心者，即游说何由进，吾书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吴柳隅（吴贯因，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幹卿所为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初吾侪于此事秘之甚坚，与闻者六七人而已，而协五、伯珊之来，借展转介绍，其踪迹渐露于外，沪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利消息而腾播之，以夸眩其声气，吾之行止寖假乃供多士谈柄，日益烂漫，乃至《时事新报》之北京访员以专电见报，吾虑自此不复能行矣。
三月初一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来谒，亦既有所闻，持以相质，吾告以实，遂乘势托以代筹途旅，盖逆料此行之艰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议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
3 月 7 日，梁启超抵香港。由粤入桂诸多不便，12 日，梁启超前往越南海防。16 日，梁启超一行抵达海防，旋即会晤云南驻海防秘密代表张南生。张南生告之，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迎接梁任公一行入桂。
梁启超因在“妙义山丸”中所著之宣言书等件，以及其他要事与唐继尧接洽，就托黄溯初（原名冲，字旭初，后改名群，字溯初）代表，先赴云南会晤唐继尧，并有要电托唐继尧转致蔡锷，事了即返回海防。
梁启超在海防住了十日，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竟然完成《从军日记》一篇、《国民浅训》一书。
3 月 15 日，梁启超赴海防途中，广西宣布独立。“自十五晚上接梧州电报，知广西已宣布独立，本日午后由广州各国领事馆传出消息，广西独立事已确实。此消息传播后，澳门华商竞燃爆竹以志喜，人心之积愤于袁氏，于此可见矣。”（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六日）
梁启超于 3 月 27 日抵达镇南关，4 月 4 日抵达南宁。梁启超入镇南关后才得知袁世凯已经于 3 月 22 日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消息，于是分电陆荣廷、汤觉顿和各都督总司令等，请勿言调和，坚持袁氏退位的方针。
梁启超及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正酣，4 月 4 日，康有为却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一文，别出心裁地抛出扶持清逊帝溥仪复位的主张。
在广西军中的梁启超，读到了康有为此文，即撰文《辟复辟论》，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痛斥康有为扶持溥仪复清皇帝位的荒谬论调。
从十八岁开始，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支持其戊戌变法，后来一起逃亡至日本。梁启超一直十分仰慕、尊敬康有为，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世人将二人并称“康梁”。然而，康有为思想固执保守，不肯接受新鲜事物，在辛亥革命之后逆历史潮流，反对革命，与梁启超产生了分歧。梁启超曾经表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二人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师生一场，梁启超一直希望康有为改弦更张。1915 年底，梁启超从天津南下讨袁之时，曾托汤觉顿去拜见康有为，告之去桂计划。康有为听后，震怒，坚持扶持溥仪复位的主张，并云：“若不相从，后此恐成敌国。”
梁启超在《辟复辟论》中犀利地批评：“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实践了真理高于一切的精神。
4 月 6 日，广东都督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但这是经过袁世凯同意的，并不反袁，只是迷惑人的假独立。后来，龙济光见独立乃是大势所趋，逐渐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与在广东的陆荣廷、梁启超进行联系，还拍了电报请广西方面派人去协商相关事宜。
梁启超的朋友，曾任中国银行总裁，与梁启超、蔡锷在天津共谋反袁称帝的汤觉顿，看不惯龙济光的两面派嘴脸，出于义愤，主动承担代表广西去见龙济光的任务。到了广州，汤觉顿、龙济光二人就反袁称帝的利害关系，谈了整整一天一夜，龙济光似有所触动，4 月 9 日就把广东独立的电报打了出来。但他的部属多是拥袁的，根本没有诚意。次日龙济光就变了卦，说是要在海珠召开善后会议。
4 月 12 日，善后会议召开，同汤觉顿一起参会的还有同梁启超一起反袁的广东将军府顾问、陆军少将谭学夔，以及广州警察厅厅长王广龄、商会团长岑伯铸。
会场戒备森严，重兵把守。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等人进会场坐下不久，龙济光的部将颜启汉等人，拔出手枪，向几人射击，几人立即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海珠事变”，又称“海珠惨案”。
后来，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录》中愤慨地写道：“惨哉！惨哉！这几位忠肝热胆、足智多谋的仁人志士，竟断送在一群草寇手里头！”
此外，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对“海珠惨案”，向龙济光提出三个“无以自解者”，可知真相端倪。
悉昨日海珠会议，颜启汉、蔡春华等卫兵开枪，击毙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
海珠之变，由梁士诒遣其弟士谋之，颜启汉、蔡春华诸人，许以重金酬谢，而龙济光亦参与其谋。然在梁士诒兄弟则欲尽杀诸民党，在颜启汉则因与徐君勉有旧，欲脱徐而杀其他诸人，在龙济光则以汤觉顿为梁任公、陆幹卿之代表，有所顾忌，欲脱汤而杀其他诸人，故梁、颜、龙之大目的虽同，而其所杀之范围则不无广狭之异。有为龙济光开脱者，谓海珠之事，龙实不与其谋。吾且诘之龙济光，先有酒柬约觉顿于是日午后六时赴宴，而海珠会议于午后一时开会方一时左右龙济光即两次以电话催觉顿赴宴，夫由一时以至六时尚有四时间而必急急于催觉顿赴宴，非逆知海珠将有变，欲于未发之前先调开觉顿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一。寻常小民横遭冤杀，犹须缉凶，况王广龄则省城之警察厅长也，谭学夔则陆军少将而将军府之顾问也，汤觉顿则广西都督及总参谋之代表也，冤死之后，龙济光不下缉凶之令，无一哀悼之词，仅出一布告，谓其因误会致死，劝人民勿惊疑，谓非尝与其谋，如斯大事安得若对岸观火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二。为之解者，谓事变之后，颜启汉已逃，虽欲缉凶，将安缉之，不知颜启汉虽逃，蔡春华尚在，执而鞫之，此中阴谋即可暴露，然蔡安居省城，龙熟视之若无睹，斯又何说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三。
梁启超和陆荣廷在广西得到此噩耗，悲愤不已，遂率护国军连夜从梧州顺江而下，于 4 月 15 日到达肇庆，受到肇庆镇守使李耀汉的热烈欢迎。四天后，岑春煊从上海来到肇庆，商洽成立两广都司令部等问题。
此时，孙中山也从国外回到了上海，他的老部下陈炯明在惠州起兵，欢迎老领导孙中山。
岑春煊者，晚清时曾任两广总督，后来又当过云贵总督。因受清廷和袁世凯的排挤，他寓居上海。1913 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导致南京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二次革命”，亦称“讨袁之役”。因袁世凯的血腥镇压，“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在此期间，蛰居上海租界的岑春煊，曾与人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冲突，遭到袁世凯的拒绝。岑春煊便与革命党人黄兴联系，加入反袁行列，还曾被推举为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岑春煊也受到袁世凯的通缉，逃到日本。但他不是当寓公，而是主持反袁运动的外交事宜。在梁启超组织护国军时，岑春煊多次写信给陆荣廷，劝他宣布广西独立，也曾劝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
4 月 19 日，岑春煊与梁启超、陆荣廷等人商讨成立两广都司令部事。也是这两天，那个制造“海珠惨案”的龙济光见梁、陆二人到了肇庆，派人过来请罪，坚持说：“我事前完全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将责任全部推到蔡乃煌、颜启汉等人的身上。
梁、陆二人心中自然有数。若能争取到龙济光，广东真正独立便指日可待。但是，护国军和陆荣廷的部下，皆知龙济光此人靠不住，都想直接打到广州，杀掉此人。梁、陆二人考虑，目前蔡锷指挥的护国军，正在蜀地沪州被袁世凯的军队围困，甚至有覆灭之险。宣布广西独立，原本想出兵湘地，以牵制袁军，解蔡锷之围。如若此时与广东龙济光交恶，胜败难料，精锐力量一旦丧失，如何继续讨伐袁贼？
权衡利弊，梁、陆二人决定忍着仇恨，与龙济光联合。梁启超表示，“非彻底叫龙济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地跟我们走不可。有什么方法叫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亲自出马，靠血诚去感动他”（《护国之役回顾录》）。
5 月 1 日，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岑春煊被推举为都司令，梁启超被推举为都参谋。梁启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重点谈募集军费之事，说两广都司令部的成立之后，袁贼必将灭亡。护国军将士出征，或流血，或牺牲，无所畏惧，但这军费希望由广东父老兄弟来承担，广东商民向来以爱国好义闻名天下，相信会慷慨解囊，大力支持。将士饱暖之后，定能夺取反袁斗争的胜利……
大会之后不久，都司令部命陆荣廷率两广护国军挥师北伐，苦战湖南，打败围困蔡锷将军多日的袁军。蔡锷军重振威风，军事形势朝着有利于护国军方面发展，曾经不可一世的袁军遭到沉重打击。
龙济光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拥护岑春煊、梁启超等人，不敢立异，虽与南方护国军貌合神离，然以名义论，亦在都司令部节制之下，老实了许多，承诺“以粤督让与岑西林（春煊）”。
5 月 5 日，梁启超不顾友人和学生的劝阻，冒着极大的危险去了广州，用“血诚去感动”龙济光。
到达广州的沙面岛，梁启超便打电话给住在观音山的龙济光，告知他自己已到穗。龙济光吓了一大跳。
梁启超雇了一顶小轿到了观音山。龙济光早已在宅院门前迎迓，满脸笑容：“任公好胆量哟！”
梁启超说：“龙兄也不是虎狼，何惧之有？”
当天夜里，梁启超苦口婆心，与龙济光深谈至东方拂晓。龙济光似乎心悦诚服地听着。
次日龙济光设宴，欢迎梁启超。宴会上，龙济光的几十名军官都到了，个个全身拖枪带剑，如虎似狼。席间有名军官极为放肆，大骂广东民军，甚至指名道姓地大骂蔡锷和护国军，做出要动手打人状，十分嚣张。
梁启超起初并不理睬，过了二十分钟，他猛地站起来，对他们的长官龙济光大声说道：“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了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才来，并不是不知道你们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
梁启超以严厉的语气、打雷般的声音，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震得满桌杯盏叮当作响。梁启超就各种利害关系讲一个多小时，听者渐渐受到触动。最先开口骂他的军官（后来梁启超知道他叫胡令萱）悄悄跑了。另外的人散席后过来跟梁启超握手道歉。自这个惊险的夜晚过后，广东独立，已不成问题。
别有用心者，如“海珠事变”一样，在路上设了埋伏，企图重演血案，幸好梁启超早有准备，不出大门，从侧门离开，安全回到寓所。
梁启超回到肇庆，发密电给蔡锷，曰：“鸿门恶会，仅乃生还。”
5 月 6 日，军务院成立，举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兼抚军。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蔡锷、李烈钧、陈炳焜、戴戡等人为抚军。由于袁世凯叛国，依《临时约法》，大总统一职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余与蔡君在天津密谋时，曾议俟云、贵、两广独立，观形势如何，即先组织一临时政府，戴黎公元洪为总统，盖袁氏既以叛国失去大总统资格，依约法当由黎公继任也。”（《国体战争躬历谈》）
军务院成立后之诸多宣言，几乎皆由梁启超一手拟定，并得到多数国人的同情支持。
军务院成立之后，有浙江、湖南、陕西、四川等八个地区宣布独立，与两广形成掎角之势。这时，南京的冯国璋发电报给梁启超，请他到上海共商解决大局之方法。
梁启超 5 月 18 日出香港转赴上海，20 日到达上海。梁启超的兄弟和女儿从天津来接他，他方才得知父亲莲涧先生逝世的消息。原来，梁启超从军往广西时，其父已于 3 月 14 日仙逝，家人为不打扰他在军中重任，一直隐瞒至今。
梁启超闻听父亲逝世时，立即“昏迷，遂不忍复与闻国事矣”（《国体战争躬历谈》）。梁启超立即致电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请辞本兼各职。后来，他又在《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说：“我魂魄都失掉了，还能管什么国家大事。从此我就在上海居丧，连华甫亦不便来和我商量了。过了二十多天，袁世凯气愤身亡，这出戏算是唱完。”
救国不怕流血舍命，丧父魂飞魄散，让我们看到梁启超爱国爱家的高尚精神。不过，因尽孝而不顾国事，又让我们看到梁任公的局限与不足。
好在梁启超不闻国家大事，在一心守丧尽忠的二十多天里，6 月 6日，袁世凯羞愤成疾，一命呜呼。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得开，南方的军务院顺理成章地于 7 月 25 日撤销。梁启超、蔡锷等人发动的护国战争也胜利结束，实现了当初的誓言，胜则退隐，决不立朝。
蔡锷身患重病，不参与政务。黎元洪没有忘记反袁功臣梁启超，聘其为总统府秘书长。黎元洪 7 月 1 日发给梁启超的原电如下：
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篲俟命。
以后，黎元洪自 7 月起每月赠梁启超津贴二千元，并数次致书或遣人邀梁启超入京，梁启超皆婉拒。结束守丧后，梁启超回到天津寓所，认真研究学问，悉心教育子女。
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录》谈及护国之役，是这样评价的，清醒而深刻：
这回事件，拿国内许多正人君子去拼一个叛国的奸雄袁世凯，拼总算拼下了，但袁世凯的游鬼，现在依然在国内纵横猖獗。而且经他几年间权术操纵，弄得全国人廉耻扫地，国家元气，丧失得干干净净。哎！纪念云南起义，还有什么纪念，不过留下一段伤心的史料罢了。
该说蔡锷将军了。
袁世凯于 6 月 6 日死去之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蔡锷乃君子重承诺，实践了成功不争地位的诺言，并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职务。鉴于蔡锷之功，政府擢其陆军上将军衔，以资表彰。政府多次敦促其赴任，但蔡锷皆以有病为由，绝不做官。
除了重承诺，不为官，身染病疴也是事实。起兵之时，蔡锷就是带病前往。军旅生活艰苦，在军中吃喝不好，蔡锷为谋败敌之计，又常常通宵达旦，以致劳累过度，病情加重。考虑军纪要约束，社会秩序要维持，他离开治病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后来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抱病到了成都，将各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妥当，才离开去治病。
蔡锷到了上海，梁启超去看望，见他被疾病折磨得骨瘦如柴、面有菜色，不由得潸然泪下。“他到上海时候，我会着他，几乎连面目也认不清楚，喉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都看着这病是不能救了，北京政府接二连三派人欢迎他，他也不去。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到日本养病。”（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录》）
其时，蔡锷已病入膏肓，虽赴日本治疗，但已回天乏术。11 月 8 日，蔡锷以肺结核而致喉癌，病逝于日本九州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年仅三十四岁。
年底，日轮将蔡锷将军的遗体运到上海，待梁启超与旅沪人士举行公祭再送回湖南安葬。上海各界人士从报上得知蔡锷遗体到沪，纷纷执绋恸哭于道，以迎灵柩。
梁启超悲恸欲绝，率弟梁启勋（字仲策）及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等，在蔡锷灵柩前祭奠，哭声撕肝裂肺，让在场之人非常感动。其祭文中有：
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复几许，弃我去者若陨箨相续，而几无复馀，远者勿论，近其何如，孺博、远庸、觉顿、典虞，其人皆万夫之特，皆未四十而摧折于中途。嗟乎嗟夫，天不欲使余复有所建树，曷为降罚不于吾躬而于吾徒。况乃蓼莪罔极，脊令毕逋，血随泪尽，魂共岁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何忍自洁而不我俱。
梁启超将蔡锷称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写有两副挽联。
其一是：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其二是：
国民赖公有人格，
英雄无命亦天心。
为了纪念蔡锷，梁启超倡议在上海创办松坡图书馆。
关于蔡锷的生平以及他这次发动护国之役的经过，梁启超在《蔡松坡遗事》和《松坡军中遗书》中多有表述，现将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的相关文字抄录如下：
广东独立未久，浙江独立，及余复到上海时，陕西、湖南、四川复相继独立，于是独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冯将军国璋复联长江各省暗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五月下旬，冯将军开会议于南京，谋劝袁氏退位。袁氏执迷不悟，南北之局渐有大破裂之势。当事机极险急之时，袁氏忽然死去，于是黎公遵依约法继任，段将军祺瑞组织内阁以辅之，国势遂大定，此实天之佑我中国也。及约法既复，国会既开，南方军务院即同时撤销，余此次经手事业亦完结矣。今一部分之军人与新进之民党，虽小有差池，然此时实过渡时代应有之现象，不足为深忧。要之此后我国之共和政治，必日趋巩固，可断言也。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举义时，曾相约曰：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遂矣。
护国战争胜利之后，梁启超与蔡锷遵守着“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的诺言，蔡锷去养病，梁启超“从事于吾历年所经营之教育事业”，作别了艰苦、危险、卓绝又辉煌的丙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