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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卯（1915），梁启超四十三岁。
正月，中华书局聘为《大中华》主任撰述。18 日，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条件二十一条。
2 月，袁世凯聘梁启超为政治顾问。
3 月，袁世凯令梁启超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
4 月，梁启超回广东老家省亲，兼庆父寿。
5 月 9 日，政府承认日本提出关于二十一条件之最后通牒。
6 月，梁启超由粤北返，过南京时，与冯国璋谈帝制问题，当即偕冯入京谏袁。
7 月 3 日，参政院推定梁启超与李家驹等十人为宪法起草员。
8 月 14 日，杨度、严复、刘师培等人在北京发起筹安会，为袁称帝造舆论。梁启超针锋相对，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檄文批判。
12 月 9 日，梁启超离开天津，起程南下，与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合作从事倒袁运动。25 日，云南宣布独立，蔡锷组建护国军，进行讨袁。
1915 年 1 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设宴款待梁启超。席间，袁克定、杨度等诋毁共和制，转达袁世凯想变革国体的想法，征求梁启超是否同意他们的意见。梁启超当场表示反对，并详陈国内外的危机，提出共和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也是 1 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特聘梁启超担任总撰述，出版，订三年契约。杂志《宣言书》里说：
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海内自有定评。窃谓吾国中上流人稍有常识，固先生之功居多，而青年学子作应用文字其得力于先生者尤众。吾《大中华》杂志与先生订三年契约，主持撰述。
梁启超在天津为《大中华》杂志撰凡数千言之《发刊辞》，文中对当时亡国的种种现象分析得详尽透彻，其中说：
问者曰：吾子不云乎，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馀。夫我国民前此固共信国之可救也，奔走谋救之者，亦既有年，仁人志士既竭心力继之以血者，且不知几何姓矣，而结果竟若此。自今以往，即共持吾子所谓明了坚强之自觉心者，而报国亦有何道？应之曰：不然，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夫今日之政治与吾侪之理想的政治甚相远，此何必讳言者。虽然，平心论之，在此等社会之上，其或者此种政治，尚较适切，易以吾侪所怀想者，其敝或且更甚于今日。盖谁与行之，而谁与受之者？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
1 月 18 日，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条件二十一条。时梁启超在天津的著述多涉及日本外交问题，此类文章皆刊登在《京报》和《国民亚细亚》等报上。2 月，梁启超给张一麐（字仲仁）的一封信，谈及他对外交问题的态度：
顷都中一友人 其人在东交民巷，交际极广。 有电话来，言得确实消息，谓小鬼曾以要求条件十一款通告英、俄等国，而所通告者与其所要求我者大不同，英国洞悉其奸，正有所以待之，小鬼着急，顷极力运动我政府，抽换原条件云云，不审果有此事否。若有之则主座当必有以处之，决不受其播弄也。既有所闻，故以走告。主座批陆使电呈语诵悉。爱护之深，感激岂可言罄，当遵慈谕，益自矜慎，惟义愤所迫，遂不能多所瞻顾，昨又寄一文去矣。
英文《京报》初约弟作文时，弟与严订契约，谓言论须完全独立，若有他人授意彼报，强我作者，我即立刻与彼报断关系，且穷诘其资本所自来，彼言绝无外资，弟乃应其聘。小鬼含沙之射，吾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吾不言也。魔鬼日来对于我种种运动，可笑可愤，弟之避地，颇亦避彼之相嬲耳。
2 月，袁世凯聘梁启超为政治顾问，3 月又派其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皆未受命。
4 月末旬，梁启超赴原籍广东省亲，为其父莲涧先生贺寿。“老人康豫欢悦，自不待言，抑几于全城雷动矣。”在八旗会馆开宴，官绅商咸集，热闹非凡。其间，有“乱党九人，各挟爆弹，拟到乡祝寿”，乃伺机谋杀，后被官兵破获。官兵死一人，伤八人。可见梁启超开始被人追杀，但幸免于难。
梁启超由粤北上，途中游沪、宁、杭州、苏州等地，以考察世情。过宁时，曾与冯国璋晤谈帝制问题，是时北京进行其事甚烈。所以梁启超于 6 月底偕冯国璋入京。
冯国璋未见袁世凯之前，就对梁启超说：“我的辩说能力远不如你，而实力你不如我，我们二人联手开导袁氏，或许能挽救危机。”
梁启超接受冯国璋的意见，用一昼夜草拟进谏纲要。
梁启超和冯国璋来到总统府。袁世凯对二人到访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宴席上，梁启超准备发言，袁世凯立刻笑曰：“你们二人来访，我知来意，想劝我不做皇帝。但我问二位，我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
梁启超和冯国璋二人听罢，十分愕然。袁世凯又笑道：“余非痴人，自然欲做万代天子。”接着，他叹息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站立于你们二人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之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者可以称帝二代。”
梁启超和冯国璋二人听罢，相视一眼，无言以对。此次劝谏无果而终。
后来，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说：“袁氏语我及冯将军，皆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恳切。”
出了总统府，梁启超便乘车回天津寓所。
7 月 6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举定梁启超等十人为起草委员。《申报》有文说：“七月六日大总统申令宪法起草为约法上制定宪法程序之一，现据参政院呈报，业经依法推举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梁启超、施愚、杨度、严复、马良、王世微、曾彝进为宪法起草委员，自应由委员依法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有该会纪录事务暨一切事务，著派林长民（字宗孟）办理，此令。”
梁启超自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之后，仅进京赴会两三次，即不再往。
梁启超参加宪法起草委员，朋友有不满，社会舆论也多非议，他因此写下《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难》，声明理由和立场：“吾于现时制定宪法，其所怀疑者如右，然而犹就此职者，则以其所拟者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吾之不舍，犹斯志也。若夫全案精神乎，条文内容乎，宁复有讨论之价值。”
8 月 14 日，杨度、严复、刘师培诸人，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在京发起筹安会，鼓噪之声甚嚣尘上。袁世凯为恢复帝制而加紧筹划，梁启超与蔡锷取得了联系。蔡锷是梁启超任职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弟子，曾任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虚职。
8 月 15 日，蔡锷悄悄来到天津拜见恩师。而后便有了到汤觉顿家共商讨袁之举，“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后来，梁启超在 1922 年 12 月 25 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的《护国之役回顾录》中谈道：
民国三年（1914）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阴历端午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顽耍。正值冯华甫（冯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那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1915 年 8 月 15 日），蔡公（蔡锷）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寓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因为那时旧国民党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买收得干干净净。蔡公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领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梁、蔡等人发起的护国战争，实际就是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武装斗争，正是护国战争推翻了洪宪帝制，将窃国大盗袁世凯埋进了坟墓。
在护国战争中，文人梁启超扮演了军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护国战争取得了胜利，袁世凯的帝制梦变成了一枕黄粱，呜呼哀哉。
梁、蔡、汤三人一致认为，武装斗争唯一的实力，就是蔡锷在云、贵的旧部，但按照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有几个难题。
其一，要发动蔡在云、贵的旧部，必须由蔡锷亲自指挥，还要抓紧时间，若请旧部到京，然后再回云、贵，得三个月时间，会贻误战机。
其二，反袁，梁是用笔，蔡是用兵，如何不被袁发现，也是难题。
于是，二人上演了一场双簧戏，梁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作为檄文，而蔡在京联合诸多军官，表示支持帝制，来迷惑袁世凯。
不过，袁世凯一直怀疑蔡锷有二心，一直设法监视防备。
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名为升迁，实为控制。因为蔡锷是拥有兵权的云南都督。蔡锷处处谨慎，隐蔽得自然妥帖。甚至在北京军人发起改行帝制请愿之时，蔡锷也表现得非常积极。在谈到梁启超时，他说：“先生是位好人，只不过书呆子气太重，不识时务。”“他做不成什么大事。”消息传到袁世凯那里，袁世凯不无欣慰：“我看松坡（蔡锷字）不错，过去我误认为他伺机谋反，竟看错了人。”袁氏浑然不知一只猛虎正在他身边卧薪尝胆，他马上就要坐上皇帝的宝座，接受百官朝贺，于是放松了警惕。
就在乙卯夏秋之交，蔡锷、梁启超、汤觉顿正紧锣密鼓地策划武力反袁。为了掩人耳目，蔡锷还殷勤前往八大胡同陕西巷小凤仙处，两人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袁世凯心中暗喜，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气短，必成不了大事。袁世凯终于放心了。
蔡锷带来京城筹安会鼓噪恢复帝制的信息，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国内许多官吏和军人，皆被袁世凯收买，反袁讨袁进行得非常艰难。
梁启超说：“我的责任是用笔宣传言论，唤起国人反对帝制的热忱。”
蔡锷说：“我在军界深自韬晦，集聚力量，密图匡复。”
众人商定，由汤觉顿等人先赴云南，王伯群赴广西做准备。又计划让蔡锷先去日本，再回云南，梁启超先到上海，再赴广西。反袁的重要人物，避开北洋军的实力，在西南地区建立护国大本营。
梁启超送蔡锷离开自家寓所时，对他说：“松坡，反袁称帝全靠你了！”他一直看着蔡锷的背影消失……
同时，梁启超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在 8 月 23 日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表达对筹安会活动的不满：“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所论反对变更国体的理由，详尽而有力，痛斥帝制之非，并云如果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亿人皆赞成，梁启超自己一人断不赞成。
8 月 20 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大中华》杂志发表，接着，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文名震动国内外。蔡锷对此文评价道：“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9 月 3 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英文《京报》的汉语版发表，洛阳纸贵，一报难求。京城人人都在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反对复辟深入人心。
9 月 4 日《申报》转载梁启超与英文《京报》记者的谈话，足可见梁启超对筹安会的坚决反对态度和十余年一贯的政治主张。英文《京报》采访时，梁启超正患赤痢，在病榻前接受了采访：
记者问：日近来都中有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先生于意云何？
梁君答曰：鄙人一年以来，欲肆力于社会事业久矣，厌作政谈，即鄙人畴昔好为政谈之时，亦曾标举二语，以告于众曰：只论政体，不论国体。故国体问题，尤鄙人所不愿谈也。
记者问曰：既云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应无反对，且先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
梁君答曰：吾所为只论政体，不论国体者，常欲在现行国体之下，求政体之改革，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吾独坚持君宪说，与革命党笔战，累十数万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一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近今某报所登古德诺博士论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乱事为证，此种议论，此种证据，吾无一不于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视古氏所说详尽透辟更加十倍，《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书流布人间者，不下数十万本，可覆按也。即当辛亥九月著《新中国建设问题》时欲迁就以存虚君，无聊之极思乃陈三义：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虚拥衍圣，三曰求立明后。此虽滑稽之谈，然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情急之状可以想见，今之谈第二次变更国体者，犹以此三义为研究之资料也。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十余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
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之言论，谓共和必不能立宪，惟君主乃能主宪，此理何如？
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实不解此，吾求诸中外古今学者之理论而不得其解，吾求诸中外古今列国之故实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
记者问曰：古德诺博士谓中国欲变更国体，须有三条件，其第一条件则须国中多数优秀之民咸不反对，此条件可望实现否？
梁君答曰：国体而到必须变更之时，则岂更有反对之余地，除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决无人昌言反对者，吾敢断言也。虽然变更国体一次，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断言之，共和建设以还，蔚成之时彦虽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以吾所知，盖已不少，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惜，然士各有志，无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前次之遁弃者，固断不复出，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果尔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
记者问曰：变更国体之事，将来能否成为事实，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闻否？
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为事实，吾殊难言，就理论先例观之，恐在所不免，力学之理有动则必有反动，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自应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丛报》与革命党论，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论调，易时而出诸外国博士之口，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诧，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言者，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其余一半，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总统乎，则两次就位宣誓，万国共闻，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其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亦既屡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
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
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未获相见，惟博士常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
记者问曰：闻先生在宪法起草会列席颇少何故？
梁君答曰：吾自南游一次感受暑热，继续患病，旋愈旋作，中间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数次所讨论尚未及宪法内容，偶缺席当无伤，此后深愿与同人作速进行，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尽国民义务于万一也。
梁启超对英记者的谈话，陈述了他反对帝制的政治主张，这对袁世凯拼凑的筹安会欲恢复帝制的丑行，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同时击毁了筹安会企图收买梁的幻想。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之前，杨度曾委托汤觉顿专程赴天津梁启超寓所，与梁启超协调商讨。汤觉顿回京复杨度命时，却带回了梁启超致他的一封绝交信，信上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杨度等一干筹安会君子，皆脊背发凉，忙到中南海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默然良久，自语：“我袁某待梁启超不薄啊！”
袁世凯心生一计，要抢在梁启超对英记者谈话发表之前，以金钱堵住梁启超的嘴。于是便以给梁太公祝寿为名，派人携二十万元寿仪，送到梁启超寓所。
梁启超婉言谢绝，又抄录一份即将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寄给京师的袁世凯。
袁世凯接着又派梁士诒到天津“拜访”梁启超。
梁士诒甫一见梁启超，便说：“我奉大总统之命而来，兄当知其缘故。”
梁启超说：“但说无妨。”
梁士诒说：“兄已亡命海外多年，何必再讨此苦？”
梁启超说：“你可回去复命，为反对帝制，吾宁可亡命，启超无所畏惧！”
梁士诒无语，悻悻而去。
当然，袁世凯并没有闲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以后，梁启超就接连收到许多意图架陷的匿名信件。
因为密谋倒袁，梁启超担心连累进步党，遂于 9 月 4 日的《时报》上发表脱党启事：“鄙人前岁组织进步党，被推为理事，忽忽经时，愧无贡效。倾养疴津寓，党事久不闻问，除致函本部辞去理事职任外，并宣布脱党，此启。”
此后蔡锷一星期就跑一趟天津，和梁启超在一起打牌吃花酒做样子，麻痹袁世凯。由于蔡锷与滇、黔之间频繁有电报，袁世凯派人到蔡锷在北京的私宅搜查，后来才知道是要搜查蔡锷的电报密码本子，但其实蔡锷早就将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放在梁启超的卧房里了。
11 月底，蔡锷托病入住天津医院，袁世凯不信，几次派人来问病，梁启超等人便让人拿了医生诊断书回报袁世凯。一直到 12 月 2 日，蔡锷才脱身南下。12 月 9 日，梁启超以必死的决心，坐船前往大连，再由大连转上海。
我临走的前一点钟，去和我的夫人作别，把事情大概告诉他。我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他拿许多壮烈的话鼓励我勇气。但我向来出门，我夫人没有送过我，这回是晚上三点钟，他送我到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想。（《护国之役回顾录》）
12 月 12 日，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准备在次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改民国纪元为洪宪元年。梁启超在南下途中写下《上大总统书》，与袁世凯彻底决裂。12 月下旬，上海、天津、北京的各大报纷纷发表了这封信，影响非常大。
大总统钧鉴：
前奉温谕，冲挹之怀，悱挚之爱，两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即欲竭其愚诚，有所仰赞，既而复思，简言之耶，不足以尽所怀；详言之耶，则万几之躬，似不宜哓渎，以劳清听。且启超所欲言者，事等于忧天，而义存于补阙……
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沮，益蹈愆嫌。惟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樛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
……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明知未必有当高深，然心所谓危而不以闻，则其负大总统也滋甚。见知见罪，惟所命之。
抑启超犹有数言，欲效忠告于我大总统者：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
到上海后，梁启超在静安寺路一小旅馆下榻，此处条件较差，他每日凌晨两点起床，以冷水洗面，整日筹划滇、黔、桂三省举义各事，还运动南京冯国璋赞助起义事为最重要。
梁启超在上海住了七十余日，一直到第二年的 3 月 4 日，略有余暇，作书自课，题碑帖甚多。
梁启超到沪前，到美国养疴的烟幕弹已传开，以避开袁世凯的监视。《申报》曾发文曰：“梁任公在津养疴日久，昨忽呈请赴美调摄，不俟批出就束装首途。”袁世凯自然信了。
12 月 25 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皆是梁启超“预先准备好的”，令袁世凯始料未及，惊恐万状。
关于这次梁、蔡准备起义的经过，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有详细介绍，比前文所述更清楚：
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之职，后此随蔡君转战四川，前月经黎总统任为四川省长者也。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戴、蔡两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后因有事故障碍，虽不能尽如前策，然大端则如所豫定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戴君则径往香港，余于两君行后亦潜赴上海。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两君亦以十九日到云南。余辈在津原定计画，欲由云南潜运军队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独立，二十一日余在上海得蔡君电，谓二十三日前队出发，出发二十日然后发表独立之公文，此正在津原议也。而余当时以别种理由，由南京发出一电，促其早发，且蔡、戴既到滇，滇局不能久持秘密，故二十六日遂揭晓，后此在四川与北军相持，死伤甚多，未始非由揭晓太速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