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起来

我的抑郁症从一次想象中的抽搐开始。

一个小时了，我盯着镜子，等待着我的眼皮颤动，或嘴角刺痛。

“你看我抽搐了吗？”我问我的丈夫。

“没有。”

“现在看到了吗？”我问他。

“没有。”

“ 现在呢？”我问。

“没有！”

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右眼睑确实有过抽搐，抽动的范围很大，导致我的右脸肌肉有时会把眼睛扯得像大力水手那样眯起来。我查出得了一种罕见的叫作“半面痉挛”的神经肌肉疾病，耳后两根颅神经缠绕在了一起，从而触发了这种疾病。在2004年我26岁的时候，一位匹兹堡的医生在这两根交错的神经之间插入了一小块海绵把它们分开，从而治好了我的痉挛。

现在七年过去了，我确信我的痉挛又回来了——不知怎么地，海绵滑走了，于是我的神经又一次缠绕在了一起。我的脸不再是我的脸，而是一张面具，上面布满了颤抖的神经，威胁着要叛变。机器出现了小故障。随时都有神经可能失控，像嘶嘶喷水的蛇形软管般痉挛起来。我太常想着脸的事情，搞得我都能感觉到我的神经，感觉它们很痒。脸是我们最无遮盖的部位，但只有在它多少受了伤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我们所能想到的就只有它裸露的状态。

我那自我意识过剩的习惯又回来了。在公共场合我用尽办法遮挡我的脸，要么把脸埋进手里，仿佛我一直很沮丧，要么把视线转向别处，安静思考一个有关天气的问题，然而我满脑子都是那随时可能让脸部抽搐起来的易怒的神经。

并没有抽搐。

是我的脑子在威胁着叛变。我变得多疑和过分执迷。我希望有人拧开我的脑壳，再装回去一个不那么神经质的脑袋。

“都是负面想法。”我丈夫这么说我。

为了入睡，我咽下威士忌，接着是威士忌和安必恩，然后是安必恩、赞安诺就着威士忌，还有大麻，但没有什么能让我睡着。当我无法睡觉的时候，我就不能思考。当我不能思考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或进行社交和对话。我又成了那个孩子，那个不会说英语的孩子。

我住在一个漂亮的租金稳定的顶层公寓里，公寓位于曼哈顿下城一条不起眼的走廊，那里的牛仔服零售店很有名，店里播放着Hot 97 的热门单曲，贴着它们的墙纸。我终于过上了向往的纽约生活。我最近结了婚，还刚写完一本书，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沮丧。然而，每当我感到快乐的时候，对可怕灾难的恐惧便会接踵而至，也就是说，我对灾难到来的预先防备让自己感觉糟糕透顶。我焦虑过度，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一个朋友说过，她在抑郁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只“从树上跌落的树懒”。是个贴切的描述。我一直处于迟钝和筋疲力尽的状态，直到我不得不出门去和其他人交流，而出门后，我又会感觉像被扒光了一般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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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治疗抑郁症，我决定去看心理咨询师。我想找一位韩裔美国咨询师，因为这样我就不必解释太多自己的情况。她看我一眼，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来这里。安泰的精神健康医疗机构数据库里有几百位纽约的咨询师，我在里面找到了唯一有着韩国姓氏的那位。我给她留了言，然后她回了电话，我们安排了一次咨询。

她的等候室狭小昏暗，墙上挂着一幅裱起来的迭戈·里韦拉的画报，画里一个跪着的女人抱着一大篮马蹄莲。整个房间的装修风格都与里韦拉那令人平静的色调相契合：插着香蒲的花瓶是棕色的，真皮扶手椅为焦糖色，而地毯则是暗淡的珊瑚色。

咨询师打开门。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她脸的大小。这位咨询师有一张巨大的脸。我在想这对她来说是不是个问题，因为韩国女人都对自己脸的大小特别在意，她们甚至会为此动刀，削去下颌骨（一句常见的韩式称赞：“你的脸可真小啊，跟拳头差不多大！”）。

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她说她要先问一些心理咨询的常规问题。那些问题确实挺常规的：幻听了吗？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我对问题的常规性感到欣慰，因为这让我相信我的抑郁不过是一种典型的病症，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沮丧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可能还添油加醋地夸大了这份沮丧之情，为了向她，也向自己证明我来咨询的必要性。但是当她问起“你的童年有没有一段时间让你感到安慰？”，我搜寻记忆，却回忆不起这样一段时间，我开始抽泣。我告诉她一切的开始——我的抑郁症，我的家庭历史——咨询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了极大的净化。我告诉她我还想再次见她。

“我不确定还会不会收安泰保险的病人，”咨询师不痛不痒地说，“我会尽快联系你。”

第二天，我打她办公室电话预约下次会面。24小时后我还没有收到回电，于是又留了两条电话留言。隔天，她留下一条语音留言，告诉我她不能再见我了，因为她已经决定不再接收安泰保险的病人。我立刻打回去，在语音留言里解释安泰应该退给我80%的自付费用。她没有回电。那一周里，我留了四条语音留言，每一条都比上一条更绝望，乞求她给我手机号码，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短信聊这件事了。然后，我开始随机打她办公室电话，希望能在她问诊的间隙逮到她，一旦听到留言提示的声音就挂断。我每天这么搞十几次，直到突然意识到她的电话很有可能带来电显示。这让我羞耻至极，我钻上床，那天再没下来过。终于，她留了一条简短的语音：“要保险退钱你得处理一大堆文件。”我用快速拨号打了回去，对着她的机器大喊：“我能应付那些文件！”

在等她回电的这段时间里，我要去拉勒米的怀俄明大学参加一个朗读会。这时我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把脸割下来，这种情况下，我能登上飞机简直是个奇迹。不出所料，朗读进行得很糟糕。向观众朗诵我的诗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猛然清醒。观众对“诗人”有一套理解，而我缺乏成为那种诗人的证据，我不得不面对二者之间的无限鸿沟。我就是看上去不像那么回事。亚洲人缺少存在感。亚洲人占据着道歉的空间。我们太没有存在感了，甚至不会被当作真正的少数族裔。我们的种族性不够，所以不能成为象征。我们是如此后种族，我们是硅胶般的存在。我用卡祖笛般哼唱的声音读完了我的诗。结束后，每个人都快步冲向出口。

在丹佛机场转机回纽约的时候，我看见咨询师的号码出现在手机上。“尤妮斯！”我在电话里大喊，“尤妮斯！”直接喊她的名字是不是很粗鲁？我是不是应该称呼她为赵医生？我问她下次什么时候能见面。她的声音很冷淡。“凯茜，谢谢你的热情，”她说，“但你最好换一位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