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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母亲和一个英国人私奔了，这在小镇上人尽皆知。事实上，那个男人是德国人。但在那个年代的印度小镇上，几乎所有白皮肤的外国人都被认为是英国人。人们对于说法的准确性不以为意，这惹恼了我那位治学严谨的父亲，即使他正处于妻子被另一个男人夺走的可怕境遇中。

母亲离开的那天一切如常。那是一个雨季的早晨。当时我九岁，在圣约瑟夫学校上学。学校离我们家不远，骑车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我的自行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高。我穿着校服：白衬衫，蓝短裤，鞋子在早上是锃亮的黑色，到了中午就变成灰扑扑的棕色了。我的头发平躺在额前，铺成一条平坦的直线，刚好露出眉毛。早上，它像是一顶湿答答的帽子，紧紧贴着我的脑袋。庭院里靠近厨房的地方有一张凳子，母亲过去常常让我坐在上面，为我剪发。在剪头发的半个小时中，我们来来回回就这么两句话：“还要多久”和“别动”。

每天早上，我都会按响自行车上的小铃铛，直到将母亲唤醒。经过一夜的睡眠，母亲头发凌乱、睡眼惺忪，纱丽也变得皱皱巴巴的了。她走到阳台上，耷拉着身子，倚在一根白色的柱子上，仿佛站着站着又要睡着了。无论冬夏，她都起得晚。她赖在床上，紧抱着枕头。我的保姆班诺姐姐叫醒了我，让我准备好去上学。然后我又叫醒了母亲。她说我是她的闹钟。

我的母亲并不在意她看起来怎样。然而当她打扮一番或在额头上涂抹色彩时，总是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当她在户外的阳光下作画时，她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帽子上系着一根红丝带。她在丝带中插上花朵、画笔和羽毛，以及任何能引起她注意的东西。我朋友的母亲绝不会戴帽子、爬树或者掀起纱丽去骑自行车。我的母亲会。在她开始自学骑自行车的第一天，她就摇摇晃晃骑个不停，跌倒了就把擦伤处的鲜血吮吸干净，然后再次骑上去。我的父亲说她大笑着、尖叫着，像狼一样露出了所有的牙齿。她骑着自行车冲进前廊里的一排花盆，她的长发披散开来，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纱丽膝盖处被撕破。然而她一跃而起，又跑回自行车上。

即使在距离母亲和那个英国人（实际上是德国人）私奔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仍未察觉出她的异样。那天清晨，鳞茎状的、灰蓝色的云朵盘踞在天空中，低得好像伸手就能触到。当母亲出来目送我去学校时，她抬头看了看天空。继而有雨滴洒落，她尖叫着闭上眼睛，仿佛在雨滴中沐浴。

“昨夜的雨今天还在下呢。”她说。

荫蔽房屋的大树晶莹闪烁，当风吹动树枝，水珠从湿漉漉的叶子上簌簌而落。

“云这么黑，今天会是个好天。雨会酣畅淋漓地下个痛快。当太阳出来时，会有一道从这儿到火车站的彩虹横跨天空。”她用纱丽的一角擦了擦脸，“你最好快点，别淋湿了。你多带了一件衬衫在包里吗？你可别浑身湿透地坐在教室里，会发烧的。”我正要走，她说：“等等，放下自行车，过来。”她紧紧地、久久地拥抱了我，亲了亲我的头顶，然后是额头。我不习惯她黏糊糊地表达爱意，这让我感到尴尬和难为情，于是我扭动着身体想要挣脱。但她的触摸让我感受到一阵喜悦。我骑上车离开了，心里希望她能看到我疾驰的身影，看到我在经过水洼时飞溅的泥花。

“记住我说的话！”她大声喊道，“别回来晚了。”

“我会按时回来的。”我喊道，“我蹬得可快了。”

*　*　*

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醒来时全身滚烫。我感觉到我的头向后倒在一个水桶上，有人往上面一杯又一杯地浇着冷水。我不记得抽搐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只能回想起抽搐过后的疲惫不堪。当我的皮肤被汗浸湿，母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会好起来吗？他会好起来吧？”我的祖父说：“深呼吸。”然后他把听诊器放在我的胸前。他把他那头发花白的脑袋凑得更近了些，将手电筒的光照进我的嘴里。“啊？”他咕哝道。然后他配制了一些苦味药水，并把它装进有刻度的软木塞瓶子里。房间里整日悄然，阴影沉浮。我只能听到母亲进出的沙沙声，焦虑的低语声，瓶子被放回架子上的砰砰声，水被倒入玻璃杯的哗哗声。然后我再次陷入黑暗之中。

小时候，我在家里被唤作梅什金。这个名字没有随着我的年纪渐长被遗落在记忆深处，而是紧紧伴随着我并成了我的真实姓名。祖父告诉我，他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经常抽搐——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一书中患有癫痫病的梅什金公爵一样。

“我才不是白痴。”我说。

“当你读到《白痴》的时候，你会想成为一个白痴。”他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纯真无知。”

亲戚们对我的热病和抽搐深表同情，并提供大把建议，这激怒了我的母亲。有一次我正上楼去屋顶，一位从卡拉奇前来拜访的叔叔用尺子敲了敲我的腿，对我的父亲说：“你看，膝盖是怎么弹跳的？这肯定是骨病的征兆——难怪这孩子如此瘦小。我知道一个人，他往印度各地配送药物，我把他的地址给你。”

这位叔叔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让我的母亲感到厌恶。无论是植物学、建筑学还是其他什么话题，他谈论起来都带有一种十足的权威。即使是一根柱子也绝不简单，它必须是多立克式或科林斯式的。如果他途经金钟路转角处的大教堂，他会指出它的飞拱结构。当我抬头看向天空，想知道是什么在飞时，他便摇摇头。母亲问他是怎么知道我的骨头很脆弱的，他说：“很简单。我离医学学位只有一步之遥。这门课对我来说太枯燥了。”

他转过身来问我：“告诉我，一千克铁和一千克羊毛哪个更重？”

我感觉自己变得紧张起来。我确信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脱口而出：“铁。”

“再想想，”他自鸣得意地笑着说，“再想想，我的孩子。一千克重的东西和一千克轻的东西重量相同。”他用尺子轻敲着我的头说：“不能处处软弱，对吗？如果身体虚弱，思想就必须更强壮！”他说我必须通过学习象棋来锻炼思维能力，“阿廖欣，塔拉施，卡帕夫兰卡！他们病弱的身体里都蕴含伟大的思想，无一例外。”

我不知道这些象棋大师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体弱多病。我只能点点头，想要伺机逃离。但我的母亲确保这位叔叔以后都不会再来了。如果他来信宣告来访，她就会这样回信：“梅什金得了水痘，班诺的儿子得了麻疹，管家似乎得了霍乱。你还是小心为妙。”她确保所用的借口是一种冗长的传染性疾病。如果有人指出在一位医生的家里，接二连三地有人患传染病，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她会说，借口越是牵强，真相也就越明显。

随着我长大些，发烧和抽搐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事实证明，我患的不是癫痫。有几个星期，几个月，然后是一整年，我都没有再发作。第二年仍然风平浪静。在那之后，我的祖父不再一看到我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温度计塞进我的嘴里了。亲戚们也不再推荐江湖医生了。那些庸医曾两次让我的一个远房表亲在新月之夜吞服魔水以治疗疾病。第三年之后，发病已经变成了很遥远的事，即使它的后遗症至今仍在：这种病使我的视力永久受损。从六岁开始，我的镜片一年比一年厚。一旦离开眼镜，世界就变成了母亲时常摹绘的那种画：点滴色彩碰撞交融，晕染出一种湖上轻舟或池中睡莲的意蕴。

有时我会摘下眼镜，看看和别人眼中不一样的世界。只见色彩与文字在纸页上交叠掩映，传达的意义也随之变化。远处的一切变得模糊而柔和。看不清楚带给人一种心安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视力清晰的人永远无法体会。

*　*　*

从那时起到现在，大约有六十年了。在这期间，我大概换了三十副眼镜。现在是1992年。我家周围的事物已经变得肮脏不堪，这使得我更加频繁地摘掉眼镜。于是门外堆积如山的垃圾变成了一大片鲜艳的色彩，远处的广告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黄蓝相间的长方形。原本伫立在那儿的可能是一座平房，后来被千篇一律的公寓取代了。

不变的是我对邮递员的期待。有一天，这份期待终于得到了回应。我收到一个包裹，是一个加了衬垫的航空信封，很笨重。邮戳诉说着它从加拿大温哥华一路辗转、历时三周来到此地的故事。我把它放在抽屉柜上。每一天，我都会将它拿下来，感受它的重量，看看我想用来拆开信封的刀，然后把它放回原处。我知道这个包裹和母亲有关，犹豫着是否要打开它。如果里面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呢？

如果有呢？

在我收到包裹后的第二天清晨，不知为何我的狗齐声咆哮起来，那声音将我惊醒。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立一份遗嘱。我必须写下那些我想让人铭记的事情，烧毁那些我想让人遗忘的。我仍需要栽种一些树苗，即使有生之年无法看见它们绿叶参天。我得确保狗的生活得到保障，确保伊拉有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命。伊拉是寡妇，她和她的女儿、外孙住在主屋。她的女婿在商船上工作，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都不在家。她依赖我生活。

如今，我六十四五岁，却深信自己的时间已经终结。这显然不合逻辑。但我已经感受到地球在它笨拙的轴上摇晃了好几年。我本可以把悲观的想法抛在一边，打开包裹，然而我没有。此刻，它就在那里，以世界上每一封未拆封的信所具有的能量跳动着。

但我为什么不打开它呢？它究竟包含哪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是在延迟快乐，还是在害怕自己可能会发现什么？

我可能会在里面找到母亲的照片或画像，也可能不会。很久以前，我的生命中有过这样一段时间——那时我十三岁，刚开始抽烟——我想，如果我面前有一张她的照片，我会把发光的烟头摁进她的眼圈，就如同我把那些潜伏在狗的皮毛里、橡胶似的灰色虱子摁扁一般。我会弄瞎她的眼睛。我会解除她的离去施加在我身上的咒语。

我立刻被自己吓到了。我会用旧气枪朝着瓶子射击，或者用镰刀向花园后方的长草划去，以摆脱这些想法涌现时产生的恶心感。

*　*　*

对那些更富有、更成功的人来说，立遗嘱是人生大事。而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我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供担忧。我仍居住在我出生时的那所房子里——不是同一栋建筑，而是庭院中的旧外屋。除了我去新德里做第一份工作的那几年，我从未离开过它。那份工作是我和一个名为阿利克·珀西·兰开斯特的英国人一起做的。他在印度独立后负责规划城市公园，种植林荫道两旁的树木，照管政府的植物苗圃。去新德里的那年我二十岁，我本可以在那里生活，但没有待太久。我需要蒙塔兹尔，需要附近群山拥簇的感觉。1956年，当珀西·兰开斯特先生决定移居到罗德西亚 时，我回到了家乡。我约见了地区行政长官，告诉他我们镇不应该只有一个负责给公园浇水、种植九重葛的市政部门，整个地区需要一个园艺部门。这项工作涉及生态学、城市规划、植物学和水资源管理：这是一门需要合格人才的科学。我带来了图纸和城市规划方案，展示了如何将我们的小镇改造成一个绿树成荫的绿洲，如何将它的边远地区改造成分水岭。终于，我被自己的喋喋不休弄得精疲力竭。

地方长官刚上任不久，比当时的我大不了多少，渴望有所作为。令我惊讶的是，我的劝说奏效了，一个全新的部门成立了。有好几年，我是它唯一的成员，园艺部门的主管。我无人可管，也没有办公室，只有市政委员会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但每天早上，我都要和六名园丁一起开会，主持会议，打印出没有人看的会议记录，然后在镇上转一整天，做着笔记，告诉自己改变景观是件慢活。

我在阿萨姆邦的茶园和喜马偕尔邦的果园从事过园艺工作，曾是一个蝴蝶公园的顾问，也曾在一个国家公园担任生态顾问，但我总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一名光荣的小镇园丁。当别人把固定存款、金钱和房子留给子孙后代时，我指着林荫大道说：“我将把这些留给你们。”我向他们展示法院门前成排的美丽异木棉，它们每年都会变成亮粉色。在我交替种植白色和紫色紫荆的道路上，兰花般的花朵覆盖着荒凉郊区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改变着它们的模样。成群的夜莺与长尾鹦鹉来到这里啄食花朵。肥胖的妇女央求小男孩爬到树上，摘下花蕾给她们做饭。既然他们认为我是个怪人，我便毫无内疚地高举着拐杖冲向那些女人。

“别碰那些花蕾。让花儿开放吧！”

她们从树旁挣脱开来，嘟囔着咒骂道：“老疯子，祝你的头无缘无故被嚼碎。”她们说我是个爱发牢骚的人，没有幽默感的讨厌鬼。

我不介意。这就是我将留给世界的东西，我暗自心想，在这样宏大的时刻——当我坐在纸和笔前，纸上只写下“我，梅什金·昌德·罗萨里奥”这几个字时。我将留给世界以树木，它们用绿荫、果实和花朵荫蔽着小镇。如今我行至暮年，曾经栽种的树苗也已长成四十英尺高的大树。

我想起阿赫塔尔夫人路旁的金链花树和凤凰木。那条路位于车站附近。我想尽一切办法给记者和地方长官写信，以确定那条路曾以此为名。那是一个在其坎坷一生中为世界奉献激情和音乐的女人的名字——而人们只用政客的名字来命名道路。后来，我在她的林荫道上种下金链花树和凤凰木，以此缅怀这位歌手的浪漫与热情。多年后的今天，它成为一场贯穿整个夏天的焰火表演，红色与金色交相辉映。

我还记得从学校到火车站的路上，我沿着阿赫塔尔夫人路骑车狂奔的情景，当时它只是一条荒芜的、被烘烤着的土路。那是1942年的夏天，我必须在一列火车发车之前赶到车站，因为学校里有传言，这列火车上装载着从未见过的货物。当我到达站台时，站台上满是身穿橄榄色和卡其色制服的士兵，还有一小群人盯着火车看。这列火车很长，车窗上有铁栅栏，每扇门都有警察站岗。热气在火车周围嗡嗡作响。我摸了摸其中一节车厢，感觉手好像被烧伤了。一个警察咧嘴一笑，问我是否也想爬进去蹲监狱。

透过车窗，我能看到一些人。他们神情恍惚，死寂的眼睛望向窗外。火车上只有男性。白人男性。他们把头靠在窗栏上，有的睡着了，有的醒着，但目光迟滞，就像动物园里疲惫的动物被塞进了对它们来说太小的笼子里。他们的脸肮脏、苍白，油腻的头发被汗水粘住，紧贴头皮。苍蝇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却无动于衷。在幽暗的车厢深处，似乎有更多的人和窗边的人一样。人们的腿和胳膊无力地从上铺垂下，身体瘫靠在其他熟睡的人身上。

我们从未见过白人如此卑贱。我们习惯了印度人骨瘦如柴、病弱不堪，但白人生来就不像他们。

我沿着站台走，然后在火车停站时又走了回来。载着外国战俘的火车经过蒙塔兹尔时通常不会停下来。有人说那天下午的停靠是为了让火车储备饮用水和食物，还有人说一些囚犯死于高温，他们尸体腐烂，散发恶臭，需要被卸下。

蒙塔兹尔的火车线路止于喜马拉雅山麓脚下，这些人将从那里被运送到附近的台拉登，并被监禁起来直至战争结束。意大利战俘主要被送往拉贾斯坦邦，波兰人被送往贾姆讷格尔，德国人被送往台拉登——至少报纸上是这么说的。台拉登的营地最大，有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囚犯，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被运送到那里，有的甚至来自非洲和地中海。我的祖父说，台拉登的营地宛如世界的一个微缩模型。

当火车不耐烦地吹响几声汽笛，在一团烟雾中开动时，其中一个男人把脸贴在窗户上。他的头被剃得光秃秃的，小虫子在他头皮上的许多疮口周围嗡嗡作响。透过他敞开的衬衫前襟，我看到一小片苍白的皮肤。那人直冲我笑。犹豫片刻之后，我开始追着火车跑。我掏出口袋里的几颗硬糖，把它们从窗户递给了那个男人。没有人阻止我，一个追火车的小学生。我追着它跑，一直跑到站台的锡皮屋顶投落的阴影消失，站台变成了长满青草的泥土，于是我就站在冷漠、白热的天空下了。我的头因光线变化而眩晕，那双快要被太阳刺瞎的眼睛里游动着明亮的光点。

我希望在车站找到什么？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脑海中一百个紧急问题的答案都储存在一个中暑昏迷的男人身上，他躺在那列火车前排第四节的车厢里。火车每呼出一股煤烟，他就离我愈发遥远。

当我的眼睛适应了光线时，我只能看到警卫车厢里站着一名士兵，他面朝后退的车站，一手拿着绿旗，一手拿着水壶。他仰起头，把水倒在身上。水浸湿了他的衬衫和脸庞。

*　*　*

我有一个长期坚持的习惯，就是把我发现的有趣的花草树木记录下来，无论是在我每天巡视这个小镇的时候，还是在外出旅行时，尤其是在我和我的两个本科班的朋友徒步采集植物时。现在我发现，那些简短的科学笔记和伴随它们的图画，能让我回想起在山上和沼泽地里的奇特漫步、在脆弱的帐篷里度过的漫漫长夜；回想起我们曾看到的那头豹子，它一动不动地栖息在一根树枝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我们，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吓得我们的骨头瘫软成泥；回想起当我弯下腰去查看一株野草时几乎把我卷走的河流；回想起当我试图伸手去够一棵生长在岩石上、触不可及的虎耳草时失足的悬崖。一本植物学杂志。一张我漫游的路线图。在某些日子里，我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注视一个模糊的、无关紧要的场景上，它从一个移动的窗口中飞驰而过。而在这些时候，我的笔记让我慢下来，让我回到一些地方，赋予那些地方以名字和意义。一段区分大花曼陀罗（俗称天使的号角，无毒）和曼陀罗（俗称刺苹果，有毒）的笔记让我回想起整个场景——那天晚上，我们如何争论这两种植物之间的区别，如何在炖锅里煮饭，然后抽烟，谈论只有在年轻时才会谈论的事情，坐在离家几英里远的火堆旁，笼罩在黑暗中。没有声音，只有树叶沙沙作响；没有气味，只有曼陀罗花和粗糙的、未经过滤的香烟散发出令人眩晕的香气。我是一个需要文字的人。任何事物想要有意义，就必须被记录下来。它们必须先存活在纸上，然后才能成为我头脑中的现实。它必须是一连串有序排列的单词，以便揭示一种意义、一个图案。

我将未完成的遗嘱搁置一旁。

包裹就在我的面前，仍未拆封，宛如神明，拥有我无法测度的力量。在我准备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个整洁的收尾之前，似乎有必要写下任何于我而言意义重大、有关童年的东西。

当我开始写接下来的文字，试图梳理清楚自己的成长岁月时，我发现自己对于所写的那一天的时间、天气、说过的话或事件的顺序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许多想要忘记的事情却历历在目，令人痛苦。画面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就像被黑暗笼罩的闪光。起初，我试图勤奋。我联系了大学期间的两个徒步旅行伙伴。我向迪努提问：“你还记得这个吗？你不记得那个了吗？”他的记忆常常与我的不同，以致我们的谈话以争论告终。我回到童年时去过的地方核实——河边真的有洞穴吗？祖父曾带我去的哈菲扎巴德街角真的有一座哥特式宅邸吗？我们曾看见屋前的草坪上有两匹马在吃草，而在这栋空旷的房子里，有四柱床、搪瓷脸盆、花箱和一间带有弹跳地板的舞厅。在那间舞厅里，哈菲扎巴德的纳瓦布 身着肮脏的棉质背心和腰布，怒目圆睁，乞求我的祖父为他卖掉房子里的一切，因为他身无分文。

在河岸上，我发现了一座发电厂，它四个巨大的烟囱吐出的烟雾使天空黯然无光。哈菲扎巴德的府邸仍在那里，尽管它的一半已经变成了一堆倒塌的砖石，另一半也被时间、风和雨熏黑了。

*　*　*

在讲述任何生命的故事时，我们不能假装是在按照事情的原貌讲述一切，即使这故事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记忆以图像、感觉和转瞬即逝的体验出现，有时血肉丰满，有时只有依稀轮廓。时间凝固又融化。我们无法准确回忆起事情花了多长时间：几天，几周，还是一个月？大片的时间是空白的，而另一些时间却在回想之时变得尤为重要。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多年来，当朋友们在细节上反驳我时，对于记忆的不确定性让我开始以为，我不再能从旧照片中认出自己，那些黑白影像中的人是另一个人。一个人想得太多，可能会把自己想疯。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但是在初秋的早晨

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

庙殿里晨祷的馨香仿佛向我吹来母亲一样的气息

这位诗人十四岁时失去了母亲，而我的母亲离开那年我才九岁。可她怎会离我如此之近，就像我在镜子中的倒影？她存在于每一个细节，却被禁锢在不同的单元之中，无法触及。所有的对话向我涌来，事件、争吵、她用油烟画眼线的方式、她头发上的鲜花、她额头上那一圈总是在午后时分被弄脏的红色吉祥志 。她如何吟诵押韵的短诗以使我们记住它们，她的皮肤如何金黄，她的眼睛如何睥睨，那双斜着的眼睛如何闪烁顽皮的光芒。我确信我真的记得这些事情，而不是借助故事和照片来建立印象。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我愈发不能确定。

母亲的一位同代人——关于她，我之后还有更多要说——写了一本书，在书中她回忆了四十二年前的事情。我只能笨拙地翻译她是如何描述记忆运作中的时间机器的。

“当我下楼梯时，我的身体在颤抖……”她写道，然后她打断自己问：

但它真的发生在那天吗？我不能确定。我没有日记。我写的东西既非根据日记，也非凭借记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正一一写下这些事件，就如同它们所发生的那样。但在当时似乎是次第发生的事情，现在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些日子同时存在于我的现在。噢，我无法解释。但为什么这很难解释呢？毕竟，阿周那从黑天张开的口中看到了整个宇宙，过去和现在。 我也是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的。你必须相信我。这些不是回忆，而是我的现在。每时每刻，我都在向1930年逼近，我能切身感受到它。

这是我切身感受到的1937年。 /0lISCuhpBr1m9KZU5dUavyfsUv4MIWqi4AsLCRmuMJohWmLM8avXXsWq+SSFs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