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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天，我即将大学毕业，准备申请加州大学的法学院，以便在秋季继续学习。困扰我的事情又重演了，尽管在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中我得分很高，尽管我在伯克利的两年里取得了A和A+的完美成绩，我还是被学校拒绝了。这种拒绝迫使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时我新婚不久，大学刚刚毕业，没有工作，该怎么办？在伯克利读本科时，罗伯特·A. 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和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教授一直帮助我，所以我找他们诉说了困境。他们建议我9月去读政治学研究生。可当时申请为时已晚，我甚至没有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他们建议我预约拜访研究生院的沙克院长，并答应向他解释我的情况。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当时的经历我仍然记忆犹新，当我被助手带到沙克院长面前时，他让我坐下来，告诉他我想要什么。我其实被吓坏了，支支吾吾说了几分钟，然后他挥了挥手打断我：“所以，萨洋先生，让我总结一下。你希望今年秋季学年政治学系增加一个研究生名额，让你有机会来填补，即使你从未申请过，也没有参加GRE。这是要点对吗？”
我咽了咽口水说：“是的，先生。”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好吧，我会考虑这件事。”
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我知道斯卡拉皮诺教授和约翰逊教授一定施展了什么魔法。我意识到这种打破常规和程序的录取方式应该是非常罕见的，但在某些情况下，院长与两位教授可能有一些破格录取的路径，我很感激能够成为受益者。
1985年初，唐亮怀孕了，我们俩都感到意外和震惊，因为那时似乎还不是将另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最合适的时机。但在这个让我们倍感奇迹的爱的时刻，我们俩也同时意识到，正确的做法是迎接和培育这个新生命。
年轻、健康但贫穷的我们，此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没有去购买包括怀孕、分娩以及之后照顾婴儿的医护健康保险。我的父母再次帮助了我们，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购买了助产士、产前护理和分娩的固定费用套餐。他们还为我们支付了健康计划的保险费。
我们希望自然分娩，因此我们参加了奥克兰一对嬉皮士夫妇举办的拉玛兹顺产法分娩课程，他们的孩子天天在房子里乱跑。其他参加课程的人包括湾区社会的各个阶层群体，如一对女同性恋者、一位由朋友协助的单身母亲、一对黑人夫妇等。我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做呼吸训练，学习按摩和指导我们的爱人。有一次，我们不得不谈论自己的梦境。我梦见唐亮生了一只小猫，但我一直没弄清楚这个梦的深层含义。
我们和女儿唐雯相遇了。
怀孕后，唐亮仍然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上课，并继续在亚洲语言系担任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杨绛《干校六记》英文版的译者）教授的助理，一直工作到怀孕的第八个月月末。
可是孩子没有按时出生，助产士告诉我们一切正常，需要耐心等待。记得有一天在电影《回到未来》的日场放映中，唐亮的羊水破了，我们赶到医疗中心，但婴儿仍然没有顺利出生。最终经过五天断断续续的宫缩，医生决定使用催产素催产，我才得以在产房里与我们的大女儿相遇，她戴着一顶深色卷发的“皇冠”来到这个世界。
唐亮的父亲为我们的大女儿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雯，遵循他用天空现象为孩子取名的传统。唐亮的名字“亮”，通常是男人的名字，意为明月；她哥哥的名字是“星”；“雯”字的意思是美如花纹的云朵，中国人常常会联想到经典小说《红楼梦》中的晴雯。对于我们这个历经曲折与磨难才出生的大女儿来说，这是多么恰当的名字啊。
起初我还想，为什么唐雯不能像我一样姓萨，但这是我曾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有兴趣的读者或许可以从网上检索到。当然，唐雯的英文名字随我姓，中文名字随唐亮姓，也可以称得上两全其美。
说回1985年，我们真的很幸运，父母帮我们支付了医疗保险费用。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并没有为其人民提供全民医疗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即便后来有了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但仍有数百万人被这个体系抛弃。美国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比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多，但人均预期寿命却在下降。
在右翼知识分子的误导下，一些富人和缺乏社会意识的人认为，大多数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和愚蠢，提供免费医疗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似乎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对“美国梦”的可耻歪曲。
我将美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在大多数地方，医疗保健被视为一项人权。虽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系统，但总的来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疗保健的覆盖面会得到不断扩大和改善，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我所说，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
女儿唐雯出生后，我开始思考作为研究生的前途。尽管我的导师们在研究和教学方面都慷慨而持续地为我提供助学金，但我们仍然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我能够坚持到获得博士学位吗？即便如此，不还是要去找工作吗？
我在研究生院非常努力地学习，尽管我算得上聪明（为了记录成绩，我参加GRE，获得了满分800分），但我对自己能否成为我心目中的伟大学者缺乏信心。或许我可以在大学任教或成为一名政策分析师，但这些选择似乎也不适合我。
最重要的是，我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大多数外国学者待在图书馆里远程研究中国，为何不是前往中国成为参与者、亲历者呢？我想将研究理论付诸实际行动，从内部观察中国的发展。那一阵子，我每天独自一人坐在位于巴罗斯大厅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沉思此事而不是学习书本。
于是，某一天下午，我从校园走回我们的小公寓（一座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木制营房），我和唐亮认真讨论了我们的未来。我告诉她，我想放弃博士学业，然后和她举家搬到中国去。
长话短说，唐亮竟然同意了。现在，我们必须找到一份可以前往中国并且长期派驻中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