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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离开军队时，父亲意识到我喜欢中国并喜欢与中国人打交道，所以他努力赢得了一份合同——为北京和抚顺的石油化工研究所及工厂提供自动化控制系统。他请我担任项目工程师，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的实际工作是为一个由七名中国工程师组成的代表团担任翻译、司机和助手，这些工程师在我离开军队时就曾来到我父亲设在洛杉矶附近的公司考察。
我帮他们租了一套公寓，每周带他们去超市购物，每天开车送他们上下班，组织他们参观了六家工厂的生产流程、自动化节点和控制规范。周末我则安排他们去迪士尼乐园、亚利桑那州大峡谷等地方游玩，向他们介绍我的国家美国。
他们不太会说英语，我也不太会说中文，但我们一起互相学习。几乎每天午饭后，我都会教他们非正式的英语，他们则不断纠正我的中文。他们还多次邀请我去公寓吃中餐，教我包饺子等。有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吃了一个“千年蛋”（松花蛋），还好，这种外观独特的食物味道确实不错。
1980年，我与中国工程师在一起。
那时候，我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中文名字。在语言学院上课的第一天，我们被分配了中文名字。我的是Si-pi-er，但我确信这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中文名字。（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它的发音实际上与pi-yan很接近，所以我更加庆幸没有保留这个名字。）
我自己去《新华字典》里找以S作为首个拼音字母的中文姓氏，选择了萨（Sa），但我当时不知道它还可以组成“菩萨”一词。中国同事们亲切地称我为小萨，但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完整的名字，而且我认为单字名更现代、更时尚，所以我请他们帮忙选一个适合的字作为名字。
他们同意了，但他们需要时间思考和研究，大约一周之后，代表团团长张先生在午餐时告诉我，他们无法就这个字达成一致，但可以提出两个字，由我自己选择。这两个字分别是表示海洋的“洋”和表示太阳的“阳”。我再次查阅了《新华字典》，获知“洋”也意味着外国和现代化，我认为这完美地描述了我。我并不知道，这个字其实也是“洋鬼子”的一部分。
这就是40多年前，我成为“洋菩萨”的故事。
有一次，我陪同中国工程师参加与加州联合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会面，会议结束后，那个CEO在走出去吃午饭的途中和我聊天，夸我做得很好，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回答“大学没有毕业”之后，他明显感觉有些失望。
幸运的是，在美国可以第二次上大学。于是我申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那一年秋天顺利被录取。为什么选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呢？首先，我父亲就是在那里上的大学，学习的化学。对于拥有退伍军人津贴的我来说，伯克利分校是一所公立学校，学费很少。无论如何，我更信任公立教育机构而不是私立学校，当然，我也认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为什么伯克利选择我呢？前一次大学生涯的三年，我一直是一个非常不安定和不守纪律的学生，喜欢的课程我能取得优异成绩，我不喜欢的课程或者早上太早的课程我就逃课，最后免不了挂科。幸运的是，我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同时，我还写了一封自荐信，这肯定感动了招生官，让我在这所竞争激烈的大学有了第二次学习机会。
虽然我的专业是政治学，但我继续学习中文，从三年级的课程开始，以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为学习文本。试想一下，之前我只学过教科书上的简单字句，突然被扔进真正的长篇文学作品中是什么感觉？我不得不用中文写论文和完成测试，那是计算机普及之前的时代，我非常努力地学习，各科成绩也不错。
但是，不久之后我了解到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有一个计划，通过支付私人教师的费用来帮助那些课程有可能不及格的退役军人。哇，私人教师？我竟然恬不知耻地找到萨姆·张（Sam Cheung）教授，请他签署了一份表格，证明我的中文课不及格，这样政府就会给我请一个私人教师。非常幸运，他同意了，他的那个签名，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们的助教，一位名叫乔恩·科沃利斯（Jon Kowallis）的研究生，推荐了一位私人教师——唐亮给我，她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第一批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之一。助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家中餐馆认识了兼职做服务员的她。在写这本书时，我和唐亮已经结婚42年了，她是我一生的伴侣，为我所有的事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请不要把我中文口语的失败归咎于老师。虽然我后来在伯克利上了很多的课，包括一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生课程，但恐怕我的中文口音仍然有点奇怪。正如那句老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洋鬼子说中国话”。
几年后我们搬到了中国，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后向唐亮吹嘘，那天我遇到一位客户，他称赞了我的中文：“萨洋先生，你的中文讲得真好，而且有一点山东口音。”唐亮笑我：“你太傻了，居然不知道他在讽刺你，山东口音就是说你的语调很奇怪。”
再说说在伯克利的日子，唐亮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她的笑容会融化男人的心。第一天她来我的公寓辅导中文，就拿出纸和笔做记录。她坐在客厅一角的椅子上，让我坐在房间的另一边。同时要求直接用中文交谈，以评估我的口语水平。
我一开口，她就开始记录我的错误。更糟糕的是，她笑话我，不是因为我说的话好笑，而是因为我的中文口语实在太差了。那一刻，我就知道唐亮正是我要寻找的女人。她怎么能嘲笑那个每小时付给她7美元的傻瓜呢？
我多次邀她一起出去玩，她总是坚持公事公办说：“我们是师生关系，这就可以了。”
怎么才能浪漫地引起她的注意呢？我杜撰了一个故事，说我父亲将在旧金山为一群来自中国的客人举办一场宴会，他委托我品尝当地中国餐馆的中国菜如何，费用由他公司承担，要挑选出其中最好的。我告诉唐亮，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去评判中国菜呢？所以我迫切需要她的帮助。
由于这只是一项工作，她欣然同意了。接下来几个月，我们每周能一起吃几次美味的中国菜。我用信用卡支付了所有花费，当然父亲从未给我报销过，以至于后来我在信用卡债务方面遇到了一点儿麻烦（那是我最后一次没有全额还清信用卡账款），但这是值得的，因为唐亮和我就此成了朋友。
通往唐亮心灵的通道仍然是通过她的胃。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邀请唐亮和我一起去旧金山北滩的经典Beatnik酒吧维苏威（Vesuvio’s）喝一杯，这家酒吧离她与一群台湾女孩合租的公寓不远（这应该是唐亮要讲的另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喝了一两杯酒后，我们俩都很放松。她用中文向我倾诉心声，我则用英语向她表达爱慕。这让人既紧张又有趣。
在那不久之后，我说服她星期六来我的公寓，让我为她做葡萄酒奶油蘑菇鸡肉。我得说这真是一道好菜，后来我在想让唐亮高兴时，依然会秀出这道菜。
晚饭后，我们走进客厅，坐在壁炉前的柔软地毯上。我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天真地以为她是来自纯朴大陆的天真少女。我问道：“我可以亲吻你吗？”她眉眼弯弯地笑着说：“现在不行，以后有可能。”
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但是之后我再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们最终结婚了，并且有了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