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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二朵

作为外籍人士，我们不受中国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该政策显然改变了当代中国的人口结构，并产生了许多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决定，在北京定居下来并获得稳定收入后，给唐雯再添一个兄弟姐妹，这样我们的小家庭将变得更为完整。

20世纪80年代，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和外籍商界人士，主要通过北京协和医院寻求医疗服务，该机构最初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21年创办的。

在1997年美中互利公司成立北京和睦家医院之前，我们全家人也都在协和医院看医生。尤其是我们搬入东城区离协和医院不远的四合院之后，有一次岳父来我们家做客，突发急病，我在救护车上无助地看着他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但协和医院（也是当时距离最近的医院）的急救团队在他停止呼吸后，竟然神奇般地把他救了回来。

也因为如此，唐亮没有选择出国去生第二个孩子，而是决定信任北京协和医院。毕竟，协和医院可以称得上中国最好的医院了。北京协和医院是唐亮1987年10月30日中午出现分娩迹象后，第一时间前往的地方。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所以我留下了当天会谈单位的电话号码，以备不时之需。下午，我在海淀与柳传志开会时，他的一个助手告诉我，需要我回电话给办公室。我才得知唐亮已经开始有分娩迹象，正在去协和医院的路上。与柳先生的会议对我非常重要，同时我想起唐雯出生可是花了5天时间，所以我决定在结束会议之后再赶去医院。

当我在下午5点左右赶到协和医院产房时，唐亮已经开指了10厘米，但在我到达之前，她一直拒绝进入产房。医护人员匆忙地给我穿上无菌衣、戴上口罩，这样我就成了协和医院历史上第一批在场陪同妻子分娩的丈夫之一。

一上产床，唐亮就开始尖叫。负责唐亮生产的医生对此没有太多耐心，她告诉唐亮，就在一个小时前，一位大使的夫人顺利地生下了她的第十个孩子，所以唐亮不应该这么大呼小叫。如果唐亮无法控制自己，她就会束手无策，只能坐在角落里，让唐亮自己生孩子。

唐亮攥着我的手，抬头看着我，眼神中带着恐惧，恳求说：“萨洋，求求你带我离开这里！”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说：“我爱你，现在，用力！”不多久，二女儿唐洋冒出来了，连着脐带顺着身下延伸的不锈钢板滑行，直到她快要掉到地上时，才被医生接住。

我必须说，那是一次真正的、顺利的自然分娩。

我的父母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孙子，而不是多一个孙女。的确，从传统上，大多数美国家庭也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都希望能有儿子传宗接代。但是，我漫长的父系血脉，终归在我这一代走到了尽头。

唐亮决定让我们的二女儿以我的中文名字“洋”来命名（唐洋），弥补我没有得到一个男孩继承人的遗憾。当然，如今这种旧思想在中国也快消失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唐亮和我都是旅行狂，渴望着不断体验新的地方和文化。工作稳定后，我们就开始在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旅行。等到我们的孩子长大到可以享受旅行的年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带她们一起去。

我们的第一次国际旅行是1988年去新西兰，这是我第一次像美国人说的在错误的方向上开车（新西兰为英式的“右舵左行”，美国则和中国一样是“左舵右行”）。我们的两个女孩和姥爷、姥姥、保姆以及唐亮哥哥唐星送给女孩们的宠物兔子则都留在家里。

兔子的名字叫罗宾逊，它贪婪地吞噬了我家玻璃阳台上的所有植物，还把粪便弄得公寓里到处都是。只因为女孩们喜欢它，我才不得不容忍。但我们尽心尽力的保姆史女士很讨厌它，因为必须时常照顾它，清理它带来的种种脏乱。

当我们在世界的边缘待了几周后，回到北京家里时。我拥抱了女孩们，然后呼唤罗宾逊，但它没有过来。我问唐雯，罗宾逊在哪里？她回答说：“我们吃了它，很好吃。”后来唐雯否认曾经说过这句话，但事实就是，我们一去机场，保姆就让她的丈夫杀了兔子，肉炖好之后，每个人都大快朵颐。

下一次国际旅行，是1989年春天的巴黎之旅。我一生都梦想着去巴黎，唐亮也是如此，因为她父亲唐恺年轻时曾留法，对法国文化、语言、美食、奶酪、葡萄酒和咖啡充满热爱，这对唐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事实上，唐亮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法语。虽然我当之无愧地是自己大部分故事的主角，但还是忍不住要分享这个关于唐亮的故事。我原以为，我们在法国旅行会很容易，因为唐亮会说法语嘛。但是当我们到达戴高乐机场乘坐出租车时，我让唐亮用法语告诉司机目的地酒店。她却用完美的口音说：“Parlez-vous anglais？”（你会说英语吗？）

这些年来，我们多次去到法国，但我们俩仍然在使用法语的问题上挣扎。

1989年12月的圣诞节，我们带两个孩子回美国探亲。飞往旧金山的国航981班机要先在上海经停，通常飞行时间不过两个小时。大约三个小时后，我们仍然没有降落在上海。那天我们出发得太早，唐亮和孩子们都在打瞌睡，浑然不觉。我注意到飞机内似乎异常安静，于是按下了呼叫空姐的按钮，过了一会儿，一个空姐来到我身边，我问为什么还没到达上海。这位美丽的小姐只是笑了笑对我说：“抱紧你的孩子。”

老天！那一天我还以为要死了。虽然我们并没有死，但那真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天，我们饥肠辘辘，孩子们哭闹不止。最后，我们在午夜时分才抵达日本福冈，事后还接受了媒体采访。原来，我们的航班被一名中国公民劫持了，他被指控挪用公款，想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逃往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的韩国。

我们的幸存得归功于国航机组人员的理智与勇敢，也要感谢飞机在海上盘旋，燃料耗尽之前，日本政府允许飞机降落在日本。对于此次国航981航班的劫机事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到非常详尽的资料，但我想补充一些后续的故事。

1990年，一位日本人权律师联系我，他负责为劫机者做辩护，反对将劫机者引渡回中国接受审判。这位律师希望我前往日本帮助劫机者做证，证明当时劫机逃离中国是情有可原的，而如果劫机者被遣返中国，他可能会受到虐待或杀害。

我立即答复律师，我很乐意去日本做证，支持法庭把这个自私的、危及数百人生命（包括我完全无辜的孩子们）的恐怖分子送回中国。

当然，我再也没有收到那位日本人权律师的消息，最终劫机者被引渡回到中国接受公正的定罪及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