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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重组，就不能回避政府投融资平台。它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起步阶段，甚至在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时，地方政府整合各类资源、增强融资信用、破解发展资金难题的有效载体，是先于经济发展周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推手。在市场信号薄弱的地区，面对政府财力不足且不能发债的条件约束，借助投融资平台，可以为工业化、城镇化获取长周期、低利息的融资，以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是必要且合理的路径选择。
2001年我到任重庆后，在运用重组思维化解一系列矛盾的过程中，逐步主导成立了城投公司、地产集团、高发司、高投司、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投集团、水务集团8家投融资平台公司
，即“八大投”。本章将重点讲述“八大投”的前世今生和运作机理。
重庆虽然是直辖市，但规模却相当于一个中等省，辖区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 300万，下辖40个区县（2011年调整为38个）。在重庆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要比京津沪复杂得多。
作为全国闻名的山城、江城，重庆90%的面积是大山大水，剩下不多的土地也被切割成一块块坪或坝式的“鸡窝地”。在如此地形地貌条件下推进城镇化，如果规划建设搞得好，那么万山丛中镶嵌颗颗明珠，星罗棋布，美轮美奂，将是罕见的珠联璧合的城市组团景观，但由于大山大水的阻隔，相应的局限和建设难度也更大。比如酉阳县就饱受大山围困，城区缩在山旮旯里动弹不得，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的100多年里，酉阳县基本没有大的发展，城区面积一直都只有6平方公里左右。直到酉阳花了28亿元挖通穿山隧道、架桥修路，才拉开了县城空间，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黔江、万州以及许多区县，甚至包括重庆主城，都是如此。21世纪初，主城建成区只有200多平方公里，还被“两江四山”分割成几大组团，发展极度受限，从市委、市政府所在的上清寺向北走五六公里，就是一派城乡接合部景观。
城市发展慢，不是重庆人不努力，而是建设成本太高了。例如，建设一个工业开发区，东中部平原城市搞完征地拆迁，土地基本就是一块平地。重庆搞完了征地动迁，土地往往是一片低山浅丘，还得花上一两年时间，用掉几千吨炸药，削山填沟，挖上几千万土石方。在我印象里，近10年，重庆每年都用掉几万吨炸药，多的年份能达到8万吨。以重庆钢铁环保搬迁项目为例，定在长寿区的5平方公里新厂址高低不平，最后只能分成几个台地来开发，就这样也用了2万吨炸药。
建设成本这么高，钱从哪里来？
靠财政？我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在机场碰上了时任财政部部长。他跟我说：“祝贺你到重庆去，但你要当心哦，重庆财政可是一个‘破产财政’！”的确，当年重庆财政相当困难，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00多亿元，政府负债却高达400多亿元，3年不吃不喝才能把债还完，哪有余力投资城市建设。
靠银行融资？当年重庆贷款余额1 600多亿元，坏账就有500多亿元。企业也好，政府也罢，信用都很差，从银行已经借不到钱了。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到2001年，重庆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处处欠账。高速公路只有一条成渝高速和十几公里的机场路，而高等级公路欠账更多，要想实现预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目标，至少需要再建3 000公里高速公路和八九千公里高等级公路。自来水供应和污水、垃圾处理也很糟糕。在全国40多个主要城市里，重庆自来水水质排名长期倒数，城市污水处理率不到2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10%，垃圾乱堆乱放，污水直接排入长江，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污水治理也是一大笔开支。
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必须先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周期予以推进。但一方面，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急着花钱；另一方面，重庆财政弱、信用差，想借钱却借不到。怎么办？在国外，通行做法是政府发行市政债券，也有推行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但当时，我国发行市政债券的口子是封死的。靠PPP的市场化方式引入社会资金是否可行呢？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工业化初期，特别是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市场信号薄弱的中国内陆地区，也很难吸引到外资和外地民间资本。在引资方面，重庆做过不少尝试，但都不太成功。
以高速公路为例，2000年前后，上海征地拆迁成本非常高，但修建一公里高速公路的投资也不过三四千万元。在重庆，如果修建100公里高速公路，其中至少有60公里的隧道和桥梁，每公里的投资在8 000万元左右，是上海的两倍多。由于经济落后，高速公路建好了，车流量却不行，很长时间都难以回本。这样的买卖，显然没有民营企业愿意干。所以，年年招商，年年落空。其他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也大致如此。在投入产出不平衡的时候，市场信号很难发挥作用，追求利润的民间资本是不可能无偿做善事的。
重庆要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必须基础设施先行，拿出钱来搞建设。但城市环境差，产业薄弱，政府囊中羞涩，社会融资信用也糟糕。这就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惑性循环。
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只有转变重大基础设施过于依靠政府直接投资的模式，组建政府投融资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融资，率先加大投入，从而顺利度过市场“不应期”，才能最终带动社会力量投入。这就是2002年我在重庆启动组建“八大投”的初始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