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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述及，重庆几大金融机构的重组，都是由于原来的股东产生了坏账。这时，需要一个第三者——就像美国花旗银行重组那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花旗银行也不行了，如果任由其像雷曼兄弟公司一样破产倒闭，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冲击，其属于“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美国政府让其他公司参与对花旗银行的重组，使用的是市场规则，体现的是政府意图。重庆金融机构的重组，既符合国际游戏规则，也符合国内法律法规。
重庆国有金融板块从一片废墟中站立起来，渝富公司在救灾救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对西南证券的重组，渝富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建银）共同筹划并战略性投入，后来中国建银因“一控二参”的约束而退出，渝富公司成为大股东。再如，重组重庆市商业银行，渝富公司又进行战略性投入，成为重组后的重庆银行的大股东。又如，面对300多亿元贷款的不良率达50%、资本金仅2亿多元的重庆市农村信用社的重组，渝富公司发挥了提供杠杆资金、穿针引线的作用，并成为重组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渝富公司还是当时的重庆信托、三峡银行的大股东。
中央汇金公司比渝富公司早成立3个月，它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在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前进行股权投资。一方面，解决银行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银行财务状况改善后再上市，其溢价也更高。从这个角度看，渝富公司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因此被誉为“重庆的汇金”。从提升渝富公司形象的角度可以这么说，但与中央汇金一起步就有2 000亿美元的资本金相比，渝富公司的家底实在太薄，最初只有东拼西凑来的10亿元资本金和100万元现金开办费。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几年几十个项目的重组，渝富公司的总资产已超过1 000亿元，负债率在40%左右，净资产达到600亿元以上。
仅从重组地方金融机构看，渝富公司已经发大财了。其秘诀无非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采用“龙虾三吃”的重组思路，“把买棺材的钱拿来治病救人”；另一方面是坚信重庆经济发展必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为在重组地方金融机构的过程中，牵涉政府财力、社会稳定、国有资产流失等许多敏感问题，决策者承担着政治风险。如果没有这种信心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策，则是断然不敢冒险的。
重庆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救治重组，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不同、方法各异、涉及面广，而且效益良好，极大地改善了重庆的金融生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除此之外，渝富公司还发挥了“催生婆”的作用，围绕重庆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撑，推动新建了一批地方金融机构。比如，渝富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组建了三峡担保公司，资本金30亿元，是当时全国注册资本规模最大的政策性担保机构之一。重庆作为西部增长极，金融业结构中保险是短腿，渝富公司联合几家企业组建了安诚保险公司。为解决企业购置设备时的资金困难，渝富公司主导创立了银海租赁公司，提供金融租赁服务。2008年，渝富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手，组建了进出口担保公司。2010年，渝富公司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合资组建了华融渝富基金管理公司，重点投资于改制重组的国有企业、处于成熟期的行业龙头企业、处于扩张期的行业领先企业、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集群企业、为产业集群配套的优质企业。
对现有工商产业，特别是国有工商企业的资产重组，渝富公司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比如，重庆特钢的破产重组、ST东源的资产重组、机电股份H股上市、川仪公司股份制改造等，都有渝富公司的身影。以下介绍两个典型案例。
特钢破产案是2005年全国最大的国企破产案例之一，涉及在职职工1.5万人、退休职工3万多人，加上4万多名家属，总共涉及八九万人。
特钢曾经是一家优质企业，但到1997年维持不下去了，1997年上半年已经欠发全公司职工5个月的工资，到年底全面停产，6 000名职工被“放假”，当年亏损5.23亿元，累计亏损和挂账亏损达到17.79亿元。到了1999年，特钢累计亏损达到17亿元，还有潜在亏损5.5亿元，拖欠职工集资款本息1.2亿元。特钢本该破产，但还是不敢破，主要症结是职工安置问题，特钢职工太多。于是，2000年1月10日，特钢由重钢“兼并”，而当时重钢自身的处境也很艰难，结果可想而知。到2002年，特钢职工开始上访和上街堵路。
在综合研判的基础上，市委决定启动特钢破产，并由我担任特钢破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是，我紧急召集开会。我说：“特钢的乱局已经拖了整整6年，重钢兼并特钢后的乱象持续了整整3年。老实说，如果1997年就坚决果断地对特钢实施破产，不仅可以把特钢的债务一笔了断，还可以卖掉特钢的全部资产回收一笔现钱。如果2000年就毫不手软地对特钢实施破产，就不会让重钢的干部职工遭受这么多磨难，也不会让重钢把一个‘包袱’背到今天。特钢加重了重钢的负担，阻碍了重钢的正常发展。”
这个紧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为了避免重钢继续在特钢问题上纠缠，跌入被拖死、困死的深渊，现在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对特钢这个药方已经开尽、至今难以回生的国有企业采取解除“兼并”的断然措施，只有解除了对特钢的“兼并”，才能依法推进特钢的破产。我们在推进特钢破产的过程中，必须站在对职工、企业、债权人负责的政治高度，维持“三步走”一揽子总体解决方案，有效地破解三个难题：一是还清对职工历年来的欠款，二是协调解决债权债务纠纷，三是稳妥分流、安置特钢职工。这三件事都是非常难处理的。6年多来，特钢欠职工的各类款项至少几亿元；特钢和重钢欠银行的债务，更是高达36亿元之多，还有涉及国内国外、本地外地的许多债务纠纷；特钢职工（含退休职工）有4万多人，是近10年来单个国企破产涉及人数最多的企业。如果我们回避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顺利推进破产程序。
为了确保“三步走”一揽子总体解决方案扎实有力、稳妥顺利地推进，我们专门组建了重庆市推进特钢破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除我担任组长外，还有市政府的四位副秘书长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市经委、总工会、企业工委、公安局、财政局、劳动局、国土局、工商局、民政局、建委、维稳办、再就业办、沙坪坝区政府、重钢集团的各位负责同志。大家同心同德，甘苦与共，为推进特钢依法破产谋求更大的政策支持，为取信特钢广大职工落实更多的实际利益。
第一步，对职工的欠款由渝富公司垫支。
一切工作的起点，是还清对职工的各种欠款，这样才能平息职工的愤怒情绪，上街堵路的职工才会愿意回家。一个绕不过的前提就是，拖欠的工资要发，拖欠的医药费要报，拖欠的养老金要交，拖欠的白条要兑现。这样的拖欠，长则6年、短则3年，很多特钢工人下岗待在家里，没钱过日子，生活陷入了绝境。民以食为天，有能耐的可以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没能耐的就在困难中熬着。当然，面对复杂混乱的局面，方方面面也都有说法。特钢可以说，企业年年亏损，机器都停在那里，哪有钱来还欠款？重钢可以说，本来就是“病人背死人”，为什么要帮“死人”还账？政府职能部门也可以说，机关不搞经营，行政没有利润，为什么要开印钞厂为特钢止亏？一个个企业、一批批官员、一级级部门，看似都有理由，其实都在推责诿过，直到矛盾激化、工人上街，还不知道本质和要害在哪里。工人没有无理取闹、没有政治目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基本诉求和权利。会上我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讲信誉，政府要讲信誉，3天之内必须把特钢对职工的所有欠账统计清楚，然后用10天时间把钱还了，送到所有被拖欠的人手中，特别是涉及职工人身安危的医药费要不折不扣地报销。
趁着我喝水的时间，一位财政局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提出问题：“有些医药费发票不规范，需要几个星期来审核。”我当即发火：“家贫无米，贼不上门。如果是正常情况，可能会有心术不正的人搞假发票、钻空子、骗单位的钱。现在是五六年的拖欠，正规的医药费都报销不了，生活费都欠着，谁会在这几年搞假发票来骗钱？谁会在这3天搞假发票？我们3天清欠收账，有人想搞都来不及。工人为特钢的生存而下岗，欠了工人的钱，就应当实实在在地报销。下岗工人因为没钱，有的就到小医疗点将就着看病，记账的方式可能就是小账、大账都写在一张纸条上，不见得有专门的发票和收据。看到这样的单子，你们应该感到辛酸和内疚，对这样的单子予以报销，是实事求是、特事特办。”
会议一宣布3天就还钱，上访的几千人立马都回家了。3天以后，钱就从渝富公司的账户陆续发到了职工手里，稳住了事态。
第二步，渝富公司出场参与重钢的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的难点在于重钢和特钢之间的历史旧账。2001年，重钢兼并特钢后，与华融、东方、信达、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签署36亿元债转股协议时，确认的是共同债务，它们的最大债主是中国工商银行旗下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债务总金额是32.6亿元，其中特钢的债务是12.3亿元。
一天，我把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行长，以及重钢集团总经理、总会计师请进了办公室。重钢负责人首先陈情：“重钢已被特钢拖得‘满身病’，在特钢破产可以勾销全部债务的同时，希望‘财神爷’高抬贵手，免除重钢的全部债务。”话音落地，工行负责人当即回应：“免除国企全部债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这个先例！”场面很尴尬。我说：“不能把重钢和特钢历史形成的坏账，都让工商银行承担，特钢自身形成的12亿元坏账，应作为破产清盘核销的债务，重钢历史形成的20多亿元债务，应分灶处理，采用债务重组，由渝富公司打包、打折处理。这样既符合特钢破产实情，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银行的债权，也有利于重钢轻装上阵、更好发展。”
第三步，渝富公司托底人员分流周转费用。
破产的关键是人员分流。当初特钢不敢破产，就是卡在这1.5万人的分流上。于是，我提出了“五个分摊”的方案。
第一，这1.5万人的分流过去都由重钢承担，重钢也实在承担不了。现在这个包袱给重钢卸掉了，但承担3 000人的分流总是应该的。这3 000名有技术能力、符合钢铁企业要求的职工，就在重钢系统内部消化了。
第二，国资委号召下属国企发挥团结友爱精神，各企业集团送岗位吸纳2 500人，各企业要提供比较好的岗位，不能提供可有可无的岗位，必须一个星期到位。
第三，有两三千人已经到了提前退休的年龄，男的55岁、女的45岁，就办理退休。
第四，有几千人过去几年已经在社会上找到了工作，也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自谋职业。
第五，剩下的两三千人进行转岗安置。人员安置过程中的资金周转，由渝富公司托底承担。
“五个分摊”方案使1.5万人的分流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是人员安置的落实，包括各种法律程序、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等。到2005年9月30日——我给他们设定的最后时限——整个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都发了内参，肯定和表扬了重庆市政府在处理特钢破产过程中，既对特钢实行了破产改组，又保证了职工的利益，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来保证再就业的做法，很好地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希望能落到实处，保证重庆稳定。
回头来看，特钢这个万人企业迟到了6年的破产之所以处理得如此干净利落，靠的不仅是遇上难题不绕道、打攻坚战、不回避矛盾、敢负责任、敢下决心的作风，还和政府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针对具体的难题采取务实有效的重组措施有关。比如，渝富公司又一次发挥了企业破产的周转托底功能，包括垫付历年对特钢职工的各种欠账、安置职工的费用、债务重组的费用。要知道，在2005年，政府财政是没办法拿出10多亿元去解决特钢的烂账的。此外，国企改革的进展，也为特钢人员分流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国资委明确要求下属的国企集团帮助特钢安置人员，还要求拿出好岗位给特钢的人员。
ST东源重组是涉及资产重组、土地重组的案例，既牵涉对ST企业的重组，又牵涉“四久工程”的清理，可以加深对渝富公司运作模式的理解。
事情要从深圳法院的一次股权拍卖讲起。
2005年8月，我接到渝富公司的报告，由于替人担保的贷款出现坏账，重钢持有的4 508万股ST东源法人股被深圳法院拍卖，底价是每股1.22元，比净资产还低，要不要出手？
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ST东源是由重钢集团旗下的重钢四厂转制而来的，上市后很快亏损，于是1999年把控股权让渡给了一个房地产企业——注册地在北京的泛华工程公司（简称泛华公司）。2000年，泛华公司又与ST东源签订协议，把紧挨观音桥、嘉陵江边的一块334亩的“黄金宝地”——后来有名的三钢厂地块，以每亩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ST东源。不承想，泛华公司居然债务缠身，2001年9月，其持有的ST东源股权被天津法院司法拍卖，成都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投资公司锦江和盛以每股1.45元的价格拍走了控股权。
锦江和盛投资公司的老板就是冲着这334亩地来的。他控制上市公司后不久，2003年10月就用这334亩地和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旗下的华居公司组建了合资公司东源华居，华居公司持股66.3%，ST东源持股33.7%。相当于把这334亩地又卖了一次，以每亩162万元的价格，卖了2/3给华居公司。
这个拼凑的东源华居公司从一开始就出现扯皮，因此，过去了3年多时间，这334亩地都没有被开发，变成了一个“四久工程”，既严重影响观音桥商圈的整体景观，也影响投资环境。
现在机会来了，渝富公司果断出手。由于第一次拍卖流拍了，渝富公司在底价以5 500万元拍得了这4 508万股，变成了ST东源的第二大股东。
成为ST东源的第二大股东，并不是渝富公司的最终目的，渝富公司要的是控制权，以便对ST东源进行重组。巧的是，就在渝富公司积极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时，ST东源的大股东东窗事发，被成都市检察院批捕。就这样，渝富公司走上了前台。
2006年7月，华居公司与渝富公司的高层举行会议。渝富公司提出解决东源华居公司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四种方式：一是继续合作开发；二是ST东源将股权转让给华居公司；三是华居公司将股权转让给ST东源；四是共同将股权向第三方转让。华居公司选择了第四种方案，并要求ST东源就继续完成拆迁和补偿问题给华居公司董事会一个明确答复。
11月中旬，渝富公司召开会议，决定以第三方身份向华居公司和重庆东源同时发出股权收购要约。12月中旬，华居公司向渝富公司发出正式函件，确认了渝富公司收购股权要约的法律效力。这标志着华居公司正式进入双边谈判框架。不久，渝富公司和华居公司草签了备忘录。2007年2月，渝富公司与东源华居公司正式签订股权协议，受让华居公司持有的东源华居公司全部66.3%的股权。这就意味着，渝富公司将持有ST东源33.7%的股权，至此顺利完成了对ST东源的重组使命。
2000年这334亩地以70万元/亩被卖掉，2003年其中的2/3又以162万元/亩被卖给了华居公司，最后2007年渝富公司以244万元/亩买回来，渝富公司是不是吃亏了呢？事实上，这是一个对土地价值的判断问题。三钢厂地块位于嘉陵江畔，重庆主城的中心区位置，从2000年前后的房地产开发角度来看，一亩地怎么也值四五百万元。2000年，正值企业破产，“人穷志短”，事实上做了令人心痛的赔本买卖，现在有机会挽回损失，当然不能放过。2007年2月，渝富公司花8亿元收回了这块地，半年后就以41.8亿元拍卖成交，净赚了30多亿元。
渝富公司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主导ST东源后，主要办了三件事。一是结束了三钢厂地块跟外方没完没了的扯皮，解脱了ST东源。双方2004年发生争执后，由于外方在合资的房地产公司占主要股份，三钢厂项目变成了ST东源的一根鸡肋，吐不出咽不下。渝富公司介入之后，把这件事了结了，ST东源得到了3亿元补偿。二是注入了银海租赁30%的股权，银海租赁是当时西部地区唯一的金融租赁公司。三是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
此时的ST东源有充足的现金流、好的资产，被市场、股民看好。2007年8月，锦江和盛投资公司拥有的27%的ST东源股份被拍卖，成都的奇峰集团和宏信地产以6.5元/股的价格买到了控股权。到2010年金科集团重组ST东源时，渝富公司还占有18%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