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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开拓的历史过程，西方现代化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推动中国在器物、制度、思想层面的现代化起步。东方现代化使中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证明，西方现代化在近代中国走不通，中国在对东方现代化的批判继承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第一，西方现代化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17世纪西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化之前，世界各地的文明、民族在几乎孤立的状态下各自发展，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性以农耕为主的文明长期存在。由于封闭的地理空间、可耕地面积和人口规模巨大，以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业与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然经济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较少，并未像西欧海洋文明那样在中世纪末期就发展出一定水平的国际贸易和市民阶层。17世纪后，西欧逐渐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增殖的动机推动西方国家不断开拓商品销售市场，寻找原材料产地和劳动力，并在蒸汽革命后生产力水平极大地提高，商品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中英鸦片战争后，封闭的古代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产业资本循环可以与“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
，中国自然经济的产品作为商品生产的比重增加，并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中。西方廉价工业品进入中国，导致本土小生产方式逐渐解体并产生近代无产者和国内市场，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和民族工商业发展形成近代企业家，进而导致主要依靠农业税收的政府财政体系被破坏和清帝国政权受到削弱，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打破古代中国的封闭状态，原本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开始殖民化进程，并“被迫参与资本主义世界分工”
。
第二，西方现代化推动中国在器物、制度、思想层面的现代化起步。清帝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少数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实现现代化，帝国统治集团的改良派发起洋务运动，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保留农业经济时代产生的文化、道德观念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和设备，创办机器工业，推动中国迈出物质生产现代化的第一步。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维新派希望通过改良清帝国的君主专制、效仿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来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在没有群众广泛参与、无实权的皇帝支持下改革政府、教育和经济管理制度，“废科举、兴学校”
，后因帝国统治集团抵制而变法失败。进入20世纪后，中国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清廷成为“洋人的朝廷”。近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壮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认识到要靠革命手段推翻清帝国统治，后爆发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消灭了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效仿西方政治体制建立共和制度，推动中国在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起步。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社会并未快速发展，而是经历了帝制复辟和北洋军阀统治，出现“尊孔复古”逆流，各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其代理人继续侵略中国，少数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清洗中国社会顽固的前现代社会思想，由此产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通过引进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各种理论体系反对封建文化，解放国人思想，推动中国在思想层面的现代化起步。
第一，东方现代化使中国革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斯大林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意义的评价是，将区域性的反殖民、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反对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将中国的民主革命分为新旧两个阶段，其中，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目的的革命，属于西欧在近代以来产生的全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新的历史时代，开创了东方现代化模式。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新阶段，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以东方现代化模式为基础进行国内建设的同时，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体系，通过援助资金、派遣技术专家、援建成套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接收实习生等方式支持亚非拉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国家建设。截至1978年，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达66个，1973年对外援助资金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
由此可见，东方现代化在中国的影响，是将近代中国作为地区性事件的民主革命、反殖民斗争融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造成的核心-边缘模式，是反对旧世界体系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第二，东方现代化推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期间由国家主导大规模投资，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提取农业部门经济剩余，从而为工业部门提供原始积累资金，在相对独立于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快速工业化，基本改变了苏联作为落后农业国的面貌，显示出东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苏联为打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封锁，争取有利地缘政治环境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为中国反殖民、反侵略、反国内剥削阶级的战争提供物质、技术、人才、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援助，有力支援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和反殖民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组织形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受到东方现代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援建中国156项重点工程，帮助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也效仿东方现代化对城市的私人资本、外国资本进行改造，建立国营经济，并推进“农村集体化运动”
，将数量庞大而分散的农民组织进农村合作社，建立工农业产品统购统销、政府定价机制。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外交政策上实行“一边倒”方针，坚定站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外贸易和外交活动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东方现代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一，西方现代化在近代中国走不通。政治层面：近代中国在效仿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现代化起步后并未继续前进，建立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先后实行过总统制、内阁制、君主制，随后演变为由不同帝国主义支持、彼此分裂和内战的军政府统治，资产阶级民主制并未实现。经济层面：殖民化程度加深，逐渐依附宗主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本土封建经济的排挤。文化层面：在“尊孔复古”与全盘西化间左右摇摆，未形成本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外交层面：不同时期的政府为获取帝国主义支持而大肆出卖中国主权，如袁世凯政府签订《中日民四条约》、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毛泽东认为，西方现代化在近代中国走不通的原因主要为阶级条件和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和帝国主义经济的渗透，封建统治阶级中部分地主和官员开办企业、经营工商业，以及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过程中部分华侨、知识分子、商人资产阶级化，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就与帝国主义经济、本国封建剥削关系有紧密联系，决定其“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
，不愿彻底进行民主革命和反殖民斗争。19世纪后期，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17、18世纪的西方完全不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占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从殖民地获取垄断利润，不可能坐视中国发展成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革命运动，通过“实业救国”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
。
第二，东方现代化在中国的批判继承。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指导思想、革命道路、党和政府的组织形式、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照搬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在指导思想上，基于西欧、俄国革命实践而总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形成基于中国国情和革命建设实践的成系统的指导思想。在革命道路上，效仿俄国主要依靠工业无产阶级斗争夺取大城市。在党和政府的组织形式上，以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为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效仿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排斥其他阶级成分的个人参加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以维护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基础，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敌视态度。照搬东方现代化模式曾经使中国共产党的反殖民、反封建斗争遭受挫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东方现代化展开批判：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要基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和阶级状况、国际环境、地理人口特征、历史和民族文化开展独立自主的革命斗争，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创立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在对东方现代化的批判中也有继承。大卫·哈维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在建立商品货币关系、主动融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产业分工时采取了国家主导经济建设和金融秩序的措施。
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并对东方现代化进行批判继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