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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后发优势逐渐减弱。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速和人均GDP水平增速绝对值也有所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陷阱”，有助于把握、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的。该报告指出，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在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5个是亚洲经济体，分别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大多数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这一情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在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不稳定。1950—1980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分别降至2.2%、1.7%和2.7%。
二是外债过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爆发债务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外债负担沉重。
三是收入差距过大。拉美各经济体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45以上，远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0.35的平均水平。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0.45左右，到90年代后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
四是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经济体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经济体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的动力。
阿根廷曾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1908年，阿根廷人均收入在全球排名第七，超过了德国、加拿大和荷兰。“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成为当时一种常见的说法。但二战后，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持续波动，人均GDP起伏不定。2017年，阿根廷人均GDP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14 592美元，但1年后降到11 683美元，从高收入组返回中高收入组，始终难以站稳高收入国家门槛（见图4-1）。即使是被宣扬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典范国家的智利，2019年也由于圣地亚哥的地铁票价上涨30比索（约合人民币0.3元），造成120万人的街头抗议和骚乱，凸显了被经济增长掩盖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保障严重缺位的问题。据BBC（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017年，智利1%的富人掌握了国家全部财富的26.5%，50%的低收入者只拥有2.1%。这次地铁票价上涨之所以成为导火索，是因为智利低收入阶层已将工资的30%用于乘坐地铁。
智利的骚乱表明其并未能完全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量的跨越之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质的飞跃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图4-1 阿根廷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国内学者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消费不足，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二是转型失败，郑秉文（2011）和胡鞍钢（2011）分别从经济转型失败和政治转型失败的角度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三是发展模式缺陷，如陈亮（2011）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困境”的角度证明了发展模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四是福利赶超，郑秉文（2011）以拉美国家为例，证明了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五是内需不足，周学（2010）指出，内需不足、出口增长乏力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六是社会流动性不足，蔡洪滨（2011）提出，相较于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加显著的相关关系。
一些学者将“中等收入陷阱”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会造成重大不利后果，以致选择该道路的国家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根源来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使拉美和东南亚的这些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不断加深。过度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动荡和萧条之中。迄今为止，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前脱离中等收入阶段到达高收入阶段的，而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的中等收入国家几乎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陷阱。
以巴西为例，巴西在接受新自由主义主张之前长期坚持进口替代战略，导致政府债务规模巨大，进口替代难以维持。在接受新自由主义之后，巴西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作用，推进市场化、金融化、自由化。然而，由于巴西有效市场运行机制的缺失，社会经济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外债激增。此外，过度的资本开放使巴西经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增强，不断遭遇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冲击。在重重困境下，巴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相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出现前，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重新走向辉煌，它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实现经济恢复和快速发展。而当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西欧国家也只进行了有限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日本更是基本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
我国并不存在这些“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绝对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属于较高水平；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长期稳居世界第一，不存在外债危机的可能性；我国的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不断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新能源等产业上甚至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可以说，我国经济增长活力和韧性十足，经济逐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世界银行在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同时，指出了绝大部分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还未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就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的原因，即这些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当一国经济快速发展后，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本地由于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必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若转型失败，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
世界银行的解释已经清楚地表明，大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依靠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扩张，寻求降低劳动力成本进而实现利润增长，也就是一种依附式的发展模式。20世纪60年代中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影响的部分左翼学者，在研究拉美、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依附理论，代表性学者主要有保罗·巴兰、劳尔·普雷维什、萨米尔·阿明、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依附理论主张外部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对其社会内部的分析，而应将其置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进行系统性分析。依附理论认为从整个世界系统来看，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的“核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地位，深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改进了依附理论对世界体系简单化的二分法。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体系划分为“核心”、“半边缘”与“边缘”三个层级，处于不同层级的国家在这一体系中承担的职能和分工不同，在体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发达国家居于“核心”地位，中等收入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分别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地位。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权力掌握了世界经济的管理权，主导了国际贸易制度及其他经济规则的制定，并通过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和规则，构建起系统的不平等经济体系，实现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控制与剥削。在这一不平等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第三部类以及资本积累都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特征。这种发展模式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殖民地经济的属性，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例如，拉美国家为了摆脱早期依赖农牧产品和初级原料出口的发展模式，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然而，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时，由于过度注重吸引国外资本投资，极度依赖国外资本所提供的资金支持，陷入了对国外资本的深度依附。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拉美国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开始全力推动私有化、金融化和市场化，加快了资本项目的放开。这加剧了国外资本的涌入，使国内经济对国外资本的依附程度进一步加深。
居于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希望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威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很好地扮演了“建设者”和“破坏者”的角色，当有利可图时进入，利润率下降时退出，金融资本则在这些国家经济出现风险时趁火打劫，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所掌控的全球重要经济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WTO不仅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推手，还是发达国家借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工具。发展中国家背负的外债导致它们不得不受IMF的控制，由此IMF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强加给它们。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遭遇了危机后，IMF又借救助之名迫使这些国家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开放市场，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不得不开放其国内金融服务部门。而在此之前，美国出口利益集团虽然曾长期推动该部门的开放，但一直未能成功。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表示，“与过去30年的双边贸易谈判相比，IMF在促进美国在东亚贸易和投资议程方面做得更多”，美国前贸易代表米基·坎特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称赞IMF是“一个攻城槌”，用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向美国产品开放亚洲市场。
可见，发达国家不仅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始作俑者，而且是发展中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阻碍力量。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把中等收入国家出现问题归咎于这些国家本身，回避了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这些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产生的阻碍。“中等收入陷阱”表明了一国不能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资本的全球化，而要努力实现自身独立自主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自立自强。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应对全球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波动，实现产业升级，防止被发达国家打击，从而导致经济滑坡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