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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中有一种人控的倾向，就是遇到问题时先从人的方面来想办法，一个问题得到解决通常以处理一批责任人为标志。
小周在北京工作，户口在近三百公里外的老家河北武邑县，为办护照往返两地六次，去一回被通知少一份材料，包括：（1）无犯罪证明；（2）公司在职证明；（3）公司营业执照；（4）公司外派人员资格证明；（5）本地身份证明。耗时一年，小周多跑了三千多公里。
2013年10月11日晚，小周的遭遇被央视《焦点访谈》以“证难办、脸难看”为题给曝光了。
当晚，河北衡水市委书记和市长连夜赶赴武邑县现场办公，对武邑县公安局当事人做出严肃处理，对相关领导严格问责。武邑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史某被调离公安机关，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武邑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房某被免去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分管领导王某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至此，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小周个人的问题在领导的干预下解决了，但是直到2019年4月国家移民管理局发了一个通知，异地办理护照难的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这个通知说的是，只要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你就可以在全国任意一个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办事大厅，按照要求和程序申请办理相关证件，并且可以在线办理。
中国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控的习惯呢？民族习惯通常由历史浸染和塑造，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陷入了一种“忠奸史观”。我们看待历史问题的逻辑类似于这样：岳飞是忠臣，秦桧是奸臣，赵构是昏君。问题的根源是奸臣蒙蔽了昏君，残害忠良，卖国求荣。所以，赵构如果能亲贤臣、远小人，重用岳飞，惩办秦桧，就能兴复宋室，还于旧都，甚至直捣黄龙，迎回二圣。
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茅海建先生讨论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和琦善这对忠奸历史人物形象时，就做过一段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认为至圣至明，犯错的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都是“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便万众欢腾。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鸦片战争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
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近乎本能的思维模式。直至今天，它仍然使人们在遇到问题时倾向于选择人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