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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中有一个“科技树”的概念，就是一项技术往往是以另一项或另几项技术的研发为前提的，比如你想研发“砌砖”这项技术，就一定要先研发“采矿”技术。这些技术排出枝枝蔓蔓的先后顺序，形成了宛如一株大树般的系统。
在这株科技树中，“畜牧业”被设定为研发“轮子”的必备条件，但因为印加文明中没有可以驯服的大型动物，所以“畜牧业”这个分支始终没有长出来。缺了牛、马、驴、骡这样可以拉车的大型牲畜，没有了马车、牛车甚至驴车、骡车，轮子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了。而没有了轮子，打磨精细器具的砂轮、机械设备必不可少的齿轮、勾吊重物的滑轮，乃至风车、水磨这些东西，统统都不可能在美洲出现。
所以美洲土著没有发展畜牧业，绝不仅仅是错失了一项技术那么简单，而是失去了某个科技枝杈上的一个完整分支。因此，他们的科学技术被锁死在石器文明阶段。
近代中国与此类似。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有关资料显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这一比例骤降为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且久久不得其解的问题。
合理的答案可能就是因为中国错过了一个关键节点。
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在《玻璃的世界》中揭示了一个可能的原因：中国古代的瓷器制造水平实在太高了，这导致玻璃制品在中国一向都不重要，中国人和玻璃擦肩而过，也错过了至关重要的发展机会。
历史学家分析了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20个科学实验，发现16个都用到了玻璃，其中大部分甚至完全依赖玻璃，比如牛顿用棱镜对光进行分析、巴斯德研制人工疫苗等。事实上，中世纪以来的科学实验室都离不开各种玻璃制品，包括烧瓶、烧杯等，你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玻璃制品的实验室。也正是因为缺乏玻璃技术，所以我们才没有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一系列应用，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都受到了限制，错过了天文学也错过了生物学的发展。而由于与这一个节点的擦肩，我们最终错失了现代科学也错过了工业革命这一大波浪潮。然后，当我们遭遇工业革命这个更先进的技控思维和方法时，我们发现人数和努力都不堪一击。
用埃弗塞·多马的话来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就等同于在木犁上累加木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