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嫂　癌症　老公

2021年6月的一个傍晚，史鱼琴走过温榆河大桥，去皮村文学小组听课。在桥上她忽然感到右侧颈部不舒服，伸手似乎触到一个小肿块，心里“咯噔”一下：难道癌细胞转移到了颈部淋巴？看来时日无多了，还要不要去文学小组听课？

桥上路灯光刚刚亮起来，河面反着昏黄的微光。史鱼琴站在桥上缓了缓，俯望脚下逝者如斯的流水，心里慢慢平静下来，想到孔夫子的另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管那么多了，还是去听课吧。就当这是最后一次。

一

2017年，同样在6月的一天，我去东坝找史鱼琴，她让丈夫刘生到路口来接我。

我已经见过刘生，但完全没留下印象，原因是在不久前那次文学小组讨论会上，他全程站在会议室外等待老婆，并没有参与。相比之下，史鱼琴是全场声音最洪亮、气场最饱满的那个。虽然她个子不高，口音又带着浓重的四川腔，从后排站起来发言那一刻，却天然像是整个座谈会的中心。她说自己是个文学爱好者，也看不少书，只是当月嫂没有多少时间，因此不大会写。她讲的一个朋友小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玉是史鱼琴的小学和初中同学，特别喜欢文学。由于家中条件不行，小玉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嫁人，却一直放不下文学爱好。她身体又弱，干农活不济，因此经常遭到旁人嘲笑和丈夫打骂，文学梦使她在乡下成了笑话。小玉辛苦写出的长篇小说被人视作垃圾，最后她感到绝望，喝农药自杀了。“如果她是在北京，在皮村，就不会有这样的境遇，她可能是另一个范雨素！”大家为史鱼琴的发言热烈鼓掌。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决定散场后去加她的微信，得知她的职业是月嫂，住在距皮村十来里地的东坝。她和小玉一样喜欢文学，读到《我是范雨素》之后，知道了皮村有这个文学小组，因此这次乘着下户的空档，和丈夫骑了电动车赶过来。

和史鱼琴约见面并不容易。干月嫂的活是上一个月户歇几天，等待下一单活。一旦有了活就全天在客户家里，连回信息多了都是忌讳。直到这次她下户才有空，让我来东坝找她。

刘生身体瘦小，戴着眼镜，像个文弱书生，和史鱼琴恰成对比。他带我穿过狭窄的巷子，还抄近道经过一条特别窄的通道，这个似乎几十年没有翻新过的村子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房屋都像是简易苫盖，等待随时被迁走，污水沟露天敞口，乌黑发亮，又被垃圾遮蔽覆盖了一层，遍地垃圾，塑料袋和纸屑随风飞动。刘生说，因为这里要修地铁拆迁，十年以来一直没让起新房子，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拆迁却又遥遥无期。

史鱼琴和刘生租住在一个两层楼的四合院里，除了房东还有十几家租户。史鱼琴在院门上迎接我们，看到我们就发出了她那标志性的爽朗大笑，“以为他没有接到你，他反应总是慢吞吞的！”

出租屋的门开着，不到十平方米的一间，内情一览无余。最显眼的是一张横搁的床，垒着好几床大被子。房间没有暖气，冬天要靠厚被子过冬，当然，有一床电热毯，睡觉前可以烧一会儿，不能一直开着，村里电费贵，到了一块多。墙上挂着很多大塑料袋，里面装着衣服，因为屋里没有容下衣柜的空间。地上没有什么成型器具，但床头的一张桌子上堆着不少书，里面有雨果的《九三年》，还有厚厚一叠往期的《小说月报》。桌子上还有一盘香蕉和苹果，显然是用来招待我这个访客的。

没有足够的凳子，史鱼琴坐在床上，用她爽朗的川普对我侃侃聊起从前的经历。她是四川简阳市乡下的人，和老公刘生是高中同学，刘生中途辍学，原因是家里太穷，父亲常年患病，母亲神智有问题，又给刘生生了一个智障兄弟。刘生的哥哥则是娶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媳妇，刘生身体也不行，高中时就咯过血。“家里之所以供他来上学，就是追媳妇！”事情过去多年，史鱼琴似乎犹有怨言，刘生坐在一旁床上陪笑。过门后才知道这一大家人的境况，简直是穷到了底，没有一个能主事的。新媳妇的衣服刚刚收起来，史鱼琴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为了撑起这个东倒西歪的家，“我也是特别能折腾”，想了各种办法。但是时运不济，连房子都烧了三次。第一次早年刘生的癫子哥哥放了一把火，把家里的木棚子穿架房子烧成白地，后来起了土房子。第二次是史鱼琴过门之后，从《半月谈》上看到致富新途径：在家用煤油灯孵蛋养小鸡。小鸡倒是孵出来了一层，拿到市集上却不大卖得掉。乡邻们总怀疑这和母鸡孵出来的不一样，活不长久，让他们赊账拿回去养，养得半大了再给钱。煤油灯孵蛋的危险也大，灯要日夜长明，蛋箱的外面用报纸糊住保暖，晚上熬夜剪灯花，一个迷糊灯焰窜上去，点燃了墙上糊的报纸，土木房子呼啦啦烧起来了，根本扑不灭，只来得及人都逃出来，家具都没抢出几件，鸡蛋和小鸡烧得一干二净，一股烤焦的蛋香味儿混合着皮毛烧煳了的臭味儿，冒了好几天。土房子不值钱，好歹重起了砖砌平房。史鱼琴和刘生去了成都打工，家里不知怎么又失火了，还是只有人跑出来，来回几次折腾，挣的一点钱都花在重起房子上和还贷款上，2000年他们才还清了欠队上的农业税。

去成都是没办法的事，刘生的家地处丘陵，一个人才七分地，养不活人，也赚不到钱。史鱼琴先是在乡下代了两年课，工资实在太低，有半年家里都舍不得吃午饭。她咬咬牙辞了工作，一个人去成都闯荡，先是在餐馆里刷盘子，之后把刘生也叫过去，两人一起扎在火车站给人擦鞋。他们租住在附近一幢铁路局的老楼里，隔壁租房的是一帮二三十个彝族人，从大凉山来的。二三十个人租一个房间，打地铺，从荷花池菜市场捡关市前卖一块钱一大把的菜叶子，或者被遗弃剥掉的菜帮子。第二天中午煮了，众人席地围着一口锅，两只大勺子轮番舀白菜煮面条。煤炉子生火用的蜂窝煤，他们买不起一车一车的，就在史鱼琴这里零买，总是买一块钱两块钱的，四五块用上几天。所有人都穿黑色衣服，一样的寡瘦，辨识不出来区别。白天出去到火车站广场，有人晒着太阳忽然就死掉了，殡仪馆的车子过来，把人像货物一样砰砰扔到车上，拉走去烧了，骨灰也没人要，一个人在世上的痕迹就这么没了。真不知道他们来这世上一趟是为了什么。

擦皮鞋算是时间自由，只是每天低着头闻脚臭，老是要被城管驱逐。火车站什么人都有，除了抢，票贩子的钱来得最快。史鱼琴也动了心，但没有站里的关系，她尝试了一次就被抓起来，才死心了。后来她还干过两年保姆，以后听说外面时兴月嫂，史鱼琴参加了培训，上了北京。

当月嫂确实辛苦，主要是晚上睡不好，要定时几次起床帮助宝妈喂奶，帮宝妈清洗乳房，给宝宝拍嗝，换尿不湿。遇到高需求宝宝，月嫂根本睡不着觉，只是在起床间隙迷糊一会儿。如果单子是从医院开始做，会更艰难，没有地方过夜，只能坐在凳子上，有一次她连续坐了四天四夜，练出了坐着睡觉的本事。但月嫂工资高，辛苦下来还是值得。

“哎呀，当了月嫂才知道，有些人看起来有房有车，外边面子撑住，家里抠门得很，连排骨水果都买不起！”史鱼琴继续用她的大嗓门说，讲了半天她不显疲倦，也没有喝水。有个宝宝的奶奶给宝妈炖汤不愿意买排骨，非要买大骨，大骨便宜，但是嘌呤多，宝妈喝了得了乳腺炎。宝妈奶水里面含脂高，宝宝吃了奶不能消化，体表发热，长了痱子。

公司规定，月嫂不能吃户主家的牛奶水果，但有的户主蔬菜也不给吃饱，不让多炒菜，他们吃完就不剩下啥了。炒个香菇菜心，永远不会给月嫂留下一瓣香菇。户主大都是正常家庭，但也有苛刻的，月嫂吃了他一口咸菜也投诉，肉包子吃一半被宝妈从嘴里抠出来扔掉。有个月嫂给宝宝洗澡，让宝妈帮忙拿一下浴巾也被投诉。在这方面，史鱼琴觉得北方的户主没有成都的好，“那边遇到客户不给月嫂吃好，公司还要过问的”。

史鱼琴也遭到过一次投诉，只好走人，半个月的活白干了。虽然如此，史鱼琴仍旧喜欢孩子们。她手机里存着好几位宝宝的照片，遇到节日会和宝妈发祝福互动。

每次下户之后的休息时间里，她都会把上一段月嫂经历的细节记下来，这是她几十年来的习惯，积累下来了几大本日记。其中最近的一本在这里。我请她把日记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厚的大软皮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写着她做月嫂和参加培训、求职的经历，也有关于家乡、人生和文学的感想，时常还提到一些我往常以为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会用的名词。我想借回去看，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里面有些私人的东西，不过后来又表示“没关系，你拿去看吧”。

我们聊天的中间，刘生一直默默坐在旁边，有时给我杯子里加点水。史鱼琴说他身体不好，肺部有慢性病，一劳累就呼吸不过来，要每天吸氧。我才注意到大床靠里边有一台小的机器，和尘肺病人用的类似，大约是这间屋里唯一称得上是电器的东西。提到刘生，史鱼琴的称呼是“我先生”。尽管对他的语气毫不客气，或许是在老板家干保姆沾染的习惯。以前刘生在老家，去年来北京治病，完了就没有回去，史鱼琴上户时他在家待着，虽然同在北京，每月却只有几天见面。两人有一个女儿，读的是大专，去年毕业后进了云南一家饲料厂，在配料实验室工作，“挣的工资糊得住她个人”。

二

回家之后，我翻看了那本日记，其中有那次雇主投诉她的记载，原因是客户信奉中医理念，月子里不开门窗透风，产妇不下床。偏偏那个宝妈又有狐臭，史鱼琴实在受不了。到十五天的时候，史鱼琴让宝妈洗了一下，洗澡过后宝妈觉得自己受了风，身上不舒服，就投诉了史鱼琴。家政公司只听雇主的，扣了史鱼琴的钱，还不让她培训新人。

另外有一次，史鱼琴给一个代孕家庭照料二宝，一去就发现卫生间里装了监控——月嫂毫无隐私可言。跟宝妈交涉无果，告诉家政公司，公司也只让她忍着。之后宝妈在监控里发现照料大宝的东北丁阿姨摇晃孩子动作稍大，就罚丁阿姨跪在地上，猛扇她耳光，还威胁把所谓阿姨虐待宝宝的监控视频上传到网络，勒索丁阿姨赔偿她5 000元。史鱼琴打抱不平拦住了宝妈，丁阿姨白干下户走人，却仍旧面临被客户曝光的风险。过了一段史鱼琴不想干了，宝妈不让她走，争执起来后史鱼琴选择了报警，事由是客户家在厕所装监控侵犯隐私。警察上门后宝妈谎称探头没有运行，事情不了了之。但既然监控视频不存在，客户也失去了上网曝光丁阿姨“虐婴视频”的理由。史鱼琴离开了这家，上户交的押金却被公司扣掉。她还特意去了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告诉她打官司可以胜诉，但成本太高，也很难有实际赔偿，史鱼琴只好作罢。

经过这些事之后，史鱼琴找活儿尽量靠朋友和从前的主顾介绍，不愿意依赖家政公司。除了记录月嫂生活的部分，关于文学的段落仍旧让我意外，想不到她看过那么多书，有那么多想法。譬如她写到家中养的牲畜，会提及正在读李洱的《应物兄》，“里面说到马闭眼吃草，因为草尖会刺伤马眼”。对于书中众多的典故，她并没有像我一样感到不耐烦，反而觉得长知识，也许是因为做过两年代课老师吧。她日记里也提到曹雪芹，特别称赞曹雪芹专门写了一本手工制作的书，为残疾人自立着想。这本《废艺斋集稿》，我大约在西山植物园曹雪芹故居看到过陈列，没有记住，没想到在史鱼琴的日记里遇见。日记里还叙述了她和先生去曹雪芹旧居寻访的经历，和我曾经的行踪重叠，读来有种奇特的邂逅感。

日记写到家乡很多女人的死，难产、自杀、生病、意外等，不只是她在沙龙上提到的好友小玉。当然死去的不光是女人，很多人患癌不治，感觉在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希望，即使这是我往昔印象中偏于富庶的四川盆地。艰辛的月嫂工作之余，她有心思想到和记下这些，都不一般。另外一部分是她对自己婚姻家庭的感受，和刘生的关系，其中也有很多超出我的想象。

刘生的身体很弱，人也老实，没想法，这么多年来一直赚不到什么钱，史鱼琴在日记里对他有不少抱怨。尤其是刘生没有从老家来北京的时候，说“我真想离婚，凭啥他要当寄生虫，不信他连保洁都干不了”。但是在性上面，两人却非常和谐，日记里有大段这方面的描写。平时刘生病恹恹的，壮实的史鱼琴伸手似乎就能将他推倒，“到了床上，却完全反过来，他就像老虎，我是小猫，每次到后来只有求饶的份儿。”两地分隔的日子里，他们除了聊天和视频通话，也有语音和视频做爱的方式，还会使用情趣玩具，达到高潮。以前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工友的性爱体验会这样丰富大胆。这些文字以它们本来的任性姿势脱离了纸面，跳起来烧灼我，难怪史鱼琴答应我带走日记本时会有所顾虑。但她最终仍旧给了我，真是称得上大度，和她给人的第一印象一样。

过了一个来月，赶着史鱼琴再次下户的周期，我过东坝去给她还书。

这次史鱼琴和刘生一起来街口接我，我们顺着比较宽的那条街走过去，路上她说到这个院子租住了很多人。有两口子早出晚归做家政的，有在自学考试想拿大学文凭的，也有做小姐的。旁边的一个女人，丈夫在建筑工地上做工，骑个电动车去上班。每早他上班去后一两个钟头，包工头会骑着他的电动车回来，关上门和那女的待上好一会儿再走。史鱼琴觉得，她老公可能知情，大约为了保住饭碗也不能说什么。“大老板二奶三婆，小百姓连自己的老婆都要分给别人一半，唉。”

在东坝村河沿有一个黑舞厅。里边黑灯瞎火，男的女的凑紧一大群，也称不上是跳舞，就是贴在一起挪动，乱摸。男的一曲给女的十块钱。小院楼上的一个邻居燕子在里面做。男的摸上了兴头，两人就出去打一炮。不用来小院，也不另找地方，就在河边的荒坡上，什么成本都省了，男的给燕子五十块钱。燕子干这行已经二十来年了。

我想到那条黑得发亮的河流，结了一层垃圾壳子，仍旧盖不住浓重臭气，岸上堆满塑料袋和卫生纸。虽在村中穿过，却给人一种万古苍茫的感觉，人间一切的富足繁华都从这里被剥夺了，只剩最原始的欲求。

这次史鱼琴上户的人家，是一对老教授的儿子儿媳，还是“海归”，“人却是奇葩”。儿子啃老，不肯出去找工作，对老人说话还极其难听，出口就是骂，称呼自己永远是“老子”，骂他爸爸是老畜生、吝啬鬼，要钱稍不如意就开骂。宝妈有产后抑郁症，所有的事情都在床上完成，人特别烦躁，啥事儿都不敢麻烦她，感觉孩子生下来她的任务就完成了，完全推给婆子妈。教授夫妇忙里忙外还忍气吞声，史鱼琴看了也觉得可怜。儿子跟史鱼琴说话也是骂骂咧咧的，史鱼琴从来不跟他回嘴，只想忍着把这单做完，钱拿到手就好了。毕竟是一个从前的宝妈介绍的，不要伤了人家的情面。说起雇主来，史鱼琴感慨，前一段有个记者到皮村采访，打了电话给她，尽是问月嫂是不是会和男主人有什么，是不是要防闲，有的月嫂有无这个企图之类的。“哪跟哪啊，”史鱼琴说，“月嫂都是侍候小孩和宝妈，谁想这个啊。她怕是电视看多了，搞混了对象！”

史鱼琴说，东坝有可能要拆迁，住不了多久了，他们想搬到别的地方去，也离皮村近一些，这样她可以就近赶过去，听文学小组的课。以前没有正经写过东西，就是记日记，以后打算认真写一点。

三

下一次的见面，是在尹各庄。

我在皮村下公交车，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过去，过了温榆河就到了尹各庄村口，迎面一排二层的砖混楼房，形状有些特别。主要是它二楼的房间朝外开有一扇门，门外围着一道像是铁皮的走道，没有栏杆，很难想象有人会上去行走，后来我想大约是防火道。这条防火道给本来简陋的楼房外观平添一层兵荒马乱的碉楼气息，楼房又面临路口，时有加挂的大货车奔驰而过，更增添了这种气氛。二楼大约都是住宿的租户，楼下只有一两家卖货和修车的门面，我找了好久仍然没有发现上楼的入口，直到二楼的一扇门忽然打开，一个人走出来，站在铁皮走道上呼叫我。是刘生，紧接着我也听见了史鱼琴的大嗓门：“在这里！”

我按照指点绕到楼房后身，这一边带着几个相互分隔的院落。院落里架着锈迹包裹的铁梯，踩上去发出沉重的回声，通向三楼的一条走廊，两人已经站在梯子顶端接我。走廊光线阴暗，两边排列着类似筒子楼的房间，其中一间打开了门，就是史鱼琴和刘生的租屋。

房子面积和东坝的差不多，除了一张大床，就是墙根勉强支起的做饭案板，很多东西仍旧挂在墙上，床头仍然搁着那台制氧机。不同的是除了那扇向外开的小门，还有一个卫生间，高出房间地面一截，有一种供着的意味——它是这个房间里最显赫的所在了。因为地理位置比东坝更偏，租金差别不大。

史鱼琴仍旧坐在床上，说这两天她本来要上户的，但是被公司耍了一回。前一段她参加了一次培训，拿了一个婴儿营养证，加上这几年的业绩口碑，被评定了三星月嫂，行情被定为15 800块。但是公司只是拿来当招牌吸引客户，有了单子并不愿意真的给她做。他们会让史鱼琴去跟客户见面，客户满意了，交了定金，临到上户却又通知客户说史鱼琴有事情不能上户，临时换公司的另一个月嫂，说两人的品级是一样的。客户这边孕妇临盆，那头来不及再去找别的月嫂，只好答应。实际上那个替换史鱼琴的月嫂品级比她低一星，给她结算也是按三星标准，这头公司却从客户手里拿了史鱼琴级别的钱，公司就提成了更多。

当然公司也不能一直亏星级高的月嫂，会给一笔小钱补偿，到差不多的时候再介绍一个真实的单子给史鱼琴做，就像宾馆把好房间留在后头，可是史鱼琴心里总是不舒服，明明是自己拿下来的单子，干等下一个也难熬。这更增强了史鱼琴不想依靠家政公司，想要靠熟人介绍的想法，但毕竟有单子接不上的时候。她回想自己当年在成都也开过两年家政公司，可不会对客户和员工耍这种花样。“这世道真是坏了！”她用带点花腔的四川口音对我感叹说。

刘生仍旧是默默在一边听着，看上去似乎比上次更为虚弱。史鱼琴说，他上半年生了一场大病，“险些没死！”当时刘生感冒，史鱼琴不在家，拖了几天，引起肺阻塞加重，他有一个来月时间无法睡觉，躺下去靠起来都不行，只有人趴着，像死去的蛤蟆一样仆在床上，才能勉强出气，鼻子上挂着吸氧线圈。“我当时觉得先生快要挂了，在考虑要不要把他送回老家去安顿，死在外边落不了土，归不了根吗，没想到天气转暖，他又渐渐地好起来了。北京的冬天真的是好厉害，我第一次来的那个冬天，走在街上，风像是小刀子在脸上割肉，感到真是与狼共舞！”她爽朗的眼眉活动起来，绘声绘色。

说到东坝，史鱼琴说已经拆了。我来的路上，公交车经过一片庞大废墟，还设有站牌，却无人上下车，感觉是科幻片里的某种景象，完全辨认不出当初低矮街巷的痕迹。史鱼琴说，村子拆迁，那个叫燕子的小姐无处落脚，只好到她从前跳舞的一个相好家里去赖着。

“人家家里本来有老婆，她非要赖在那里，对外说是他老婆的朋友，将来怎么收场哦！”

我请史鱼琴打电话给燕子，看能否见面聊一下。她当场掏出电话来，打了一下说是号码已停机，大约是燕子手机欠费了。“她以前也老是这样，见了那些嫖客，她就央着人家给她充话费，好像跟直接要钱不一样！”史鱼琴说。她答应回头再给我联系。她还讲了一些燕子的情况：很早就离婚了，老家有个女儿，跟着丈夫。

很久以后，我忽然接到燕子打来的电话，当时我在南方的一座山上。她的语气吞吞吐吐，到后来我才听出来，她是想让我帮忙介绍对象。

我觉得意外。更让我意外的是，燕子要求的条件不低，要对方有北京户口，有房。我在脑子里盘点了一下身边的北漂们，没有一个符合她的标准，自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只好含糊先答应着，约她回北京时见个面，当面再商量一下。但当我回京以后，我发几次信息都无回音。我跟史鱼琴说了这事。史鱼琴大约又给她打了个电话，燕子终于答应见一面。

她将地点约在离东坝村几里路的一个街口，一家邮电局附近。我到达那里后，看到附近没有什么能坐下喝茶聊天的地方，就学别人的样子，靠在残疾人专用道的金属栏杆上等她。燕子骑在一个人的摩托车后座上过来，那人放下她先走了，说一会儿再来接，离开前看了我一眼。我和燕子就站在路边聊了一会儿。

她的样子和我意想中略有差别，身上并无什么够得上称作风尘气的东西，倒是干瘦得过分，似乎失去了任何水分。她从脸面到手臂的皮肤都先于年龄苍老了，虽然她的年龄肯定也已不小。或许这么多年以来，她从未得到过任何滋润，信任过任何人，史鱼琴大约是第一个。对于我这个陌生人，她浑身充满了戒备。我问她现在住哪，她说在一个姐妹家里。我想就是史鱼琴说的那个男人家了。关于找对象的事，她却只字不提，似乎在这段时间内，她完全放弃了那份心思。我试探着提起，没有房子的行不行，她条件反射地反驳道：“没有房子我图什么？弄一个人来养不成？”

谈话进行得很生硬，尽管我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她职业的字眼，似乎那个背景根本不存在。后来我渐渐听明白，她之所以还愿意来见我，是由于老家房子的事情。她的户口在辽宁乡下山区，眼下在搞扶贫搬迁，按照政策，她可以在镇子上享受一套扶贫房，条件是交出以前的宅基地，自己再补几万块面积差价，但是她并不想要镇子上的房子，想要在县城得到一套安置房。大约因为听说我是记者，心想万一我能帮上她的忙。我自然是帮不上什么忙，话题由此冷场，我想起来问她老家的女儿，她似乎撇了撇嘴说，女儿不认她，“怪我自己没养过”。

燕子打了电话，摩托车回来接走了她，比我预料的远为匆匆。我发信息给史鱼琴说了见面的情形，她大约在上班，第二天回我说，你看她显老，干她们这行，心比脸老得更快，很难相信人的。

疫情来临不久前，我去尹各庄找小海玩，听小海说史鱼琴到他这里来过一两次，买旧衣服，但是他从来没见过她老公。我想到和他一起去那幢村口的两层楼房看看。

再次爬上那架生锈沉重的铁梯，脚下依旧发出嗡嗡的声响。来到二楼的走廊，我按照记忆敲击朝外的一扇门。先是没动静，多敲了几下之后，我听见屋里人有响动，似乎是走过来开门。刘生出现在门口，和上次没什么变化，似乎显得更苍白了一点。

看到是我，他脸上现出熟悉的微笑，有一种从容不惊的感觉，似乎不管出现在门口的是谁，他都会现着这样平淡而善意的微笑。他引我们到屋里坐，仍然只能两人坐床，一人坐凳子。因为床垫得比较高，他的腿吊着。我问史大姐呢，他说在上户，宝妈才生产了一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二十多天，他将一个人待在尹各庄这间屋子里。

由于房间是在二楼，回程需要攀爬那架沉重的铁梯，对他的呼吸是个负担，他因此更少出门。除了三天一次地去村口菜市场，他几乎从不下楼，因此也没有去过小海的商店。平时在这间屋子里，他就看看电视，睡睡觉，晚上和史鱼琴通个话，隔几天跟女儿联系下，也不怎么刷手机。

在这个喧嚣响动的世界里，他像是一个隐士，已经不需要很多外界的信息，只需要在这里守候。史鱼琴曾在一次文学小组课上说，上户期间，她会“想老公想得死去活来”。对刘生来说，这也就够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把他留在那架铁梯上方，寂静的像碉楼一样的屋子里。

四

我很久没跟史鱼琴联系。疫情来临前后，有一年多我经常不在北京，只在皮村文学小组的群里偶尔得知一点她的信息。2020年春节，她冒着正在猛烈起来的疫情回到北京，和另几个月嫂一起，在尹各庄被集中隔离了十几天，期满后却没有找到人家上户，被迫回到了四川。她将这段经历写出来，发表在工友之家主办的刊物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创作的文字，里面说到隔离生活的艰难，却因此受到给文学小组授课的某位老师在群内批评，说她没有高度，没写出抗疫中的和谐，“我都给我家保姆按月补助的”。史鱼琴后来委屈地跟我说，没有人补助她，“我写了实际情况，怎么就不和谐了？”

几个月之后，她再次回到北京做月嫂。有时我路过尹各庄村口那两幢楼房，心想他们是否还住在这里，只是一直没有上去过。

查出癌症的消息，我是从一个工友转发史鱼琴的微博看到的。她说做检查的某家大医院的医生态度冷酷，“三分钟内宣布了我的死刑”。

面对眼前的这段文字，我一时有些发懵：她的胖乎乎的开朗形象，无论如何和癌症联系不起来。想联系一下她，不知道如何开口。我搜到她的微博，过后两天看到了她检查发现癌症的经过。事情是从她上户期间开始的，宝宝的奶奶是个特别迷信的人，农历七月半的晚上，她告诫史鱼琴不要出去走，说会撞到鬼魂。她表妹前一段患乳腺癌去世，去世之前人的魂已经离开身体，在外边飘荡，她去水塘洗衣服的时候看到表妹从水上漂过去，定睛一看是一只水鸭子，水鸭子受惊地咕咕叫，回家看表妹刚刚没了。

当天晚上史鱼琴做了一个梦，自己在十字路口跟一个陌生的鬼魂打架，情急之下一番撕拽，竟然赢了。醒来之后一身冷汗，心头突突乱跳，忽然觉得乳房那里不舒服，摸着有东西。越摸越不对劲，一夜没有睡着，天亮了就去离得近的一家三甲医院检查。B超和钼靶做下来，医生当场就说是癌症，已经扩散到淋巴，说“治疗最少花几十万，五年生存期百分之二十”。一点儿情面没留，说的时候脸上还似笑非笑，也许他见的生死太多了。

我鼓起勇气在微信上问史鱼琴，又给她发了个红包。她收下了，告诉我已经回了四川。我想到尹各庄村口的二层楼房，在近来北京的市容改造中，外墙刷上了颜色鲜亮的涂料，看上去改观了许多，二楼第三扇门窗后面，或许已经换了租客。毕竟是个暂时的栖身之地，她和刘生估计是很难回到那里了。

疫情反复，半年之中我几乎没回过北京，一直在西安待着。其间不时去史鱼琴的微博，看到她发的消息，几经检查后确诊。因为省城医疗价格昂贵，她回到县城住院，手术化疗，其间几次往返乡下老家，行程之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煎熬起落。她从最初的完全绝望、恐惧失眠到慢慢接受，接受之后仍旧是巨大的无奈，又有无数操心挂怀的事。看到她做的手术是双乳切除，我的心里更是咯噔一下，不由想起日记本上那些缠绵热烈的性爱段落。

我打算去四川探视她一趟。通高铁之后，两地相隔不是太遥远，从西安北站坐车可以直达简阳站，史鱼琴眼下在简阳医院住院。我跟她商量，赶在本次化疗出院的前一天过去，可以跟她一起回乡下，看看家里的情形。史鱼琴答应了。

火车穿过秦岭连绵的隧道到达四川，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空气湿润，丘垄连绵，看起来比仍旧寒冷生硬的关中宜居得多，虽然按照史鱼琴日记中的描述，乡下几乎没法生存。过成都一站就到了简阳，顺沱江而下，中间隔了一两座大山，也就区分了都市与乡下。我在一条布满了家装门面却显得寂静的小街上住下，吃了一碗小面就赶去医院。

麻烦的是进院。疫情期间医院大门封闭，病人家属持证进入，史鱼琴让刘生到门口来接我。时隔一年多，他瘦削的身影和沉默神情没有改变，但也多少带给我一点安心，似乎比在尹各庄的铁皮楼房里精神倒要好一些。我想这就是史鱼琴在微博里说的，先生的身体似乎好了一些，因为相互倚靠的一个人要倒下去了，另一个人必须站直。刘生自己穿着病号服，把病人手环给我。我们从夜间急诊进入，穿过一道小门到了住院部，对楼下值班的保安略略扬一下手环，总算进入了大楼，上到二十层的肿瘤病区。这里面积很大，每间虚掩的病房内都有好几张床位，几乎都住满了。

史鱼琴躺在最靠门的病床上，看见我就坐起来，露出笑容大声打招呼，“袁老师好！”声音和从前在东坝的平房里没有区别，并不像是一个癌症病人，使我提起来的心顿时往下落了一截，至少是在当时。她说，得了癌症后最初吃不下睡不着，看了很多和癌症有关的书，胡思乱想很多写在微博里，到了这里心态反而好了，“这么多人，大家都是一样的，谁都没当回事”。

相形之下，另两张床上的病人要沉默得多。中间床上的年轻人正从外面打水回来，感觉热水瓶只装了一半，他瘦骨嶙峋的手臂却不怎么提得起。他的整个人像受了重创，一切附属物都剥去了，只剩最后的骨骼和神经，后者让他周身每一刻都感觉疼痛。他行动的每一步、每个动作，甚至呼吸本身，都在传达着无声的疼痛，他没有发出呻吟，可能只是因为无力。白天他把老婆赶走了，因为一时的口角，现在又在打电话给她，让明早来接他出院，因为他的身体经受不住化疗，需要先回家修养一段，等白细胞上升了再来住院。“我都要死了，你脾气好点吗。”他在电话里央求。“他不行了”，史鱼琴悄悄地摇头说，是由肺结核转化为肺癌，已经全身骨转移，他没有一寸骨骼是不疼的。

他似乎也不避讳自己患病的状况，只是还想治，“他家是贫困户，可以接近全额报销”。史鱼琴说，如果自己到了这种状况，就不治了，何况她并不是贫困户，报销额度没那么高。她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病区里住院的几乎都是贫困低保户，达不到贫困线的反而没有人来住院，因为自己无法负担。相邻的村里，去年发现了六个癌症，没有一个来治，因为那个村子不是贫困村，低保和精准扶贫户少，到现在已经死了两个，其中一个是刘生的舅公。史鱼琴和刘生的里湾村因为是贫困村，患癌的人几乎都来治了。

治病之初，由于多年前在成都开的家政公司没注销，评不上精准贫困户，大部分只能自费。回到简阳之后，史鱼琴逼着刘生拿上六百块钱去找了村干部，办了一个“低保边缘户”，住院报销可以达到七成。但是史鱼琴对于住院仍旧很犹豫。医生要她化疗八次；或者化疗四次，做放疗几十次。最初手术切除之后，她一个多月都没有来做化疗，后来被医生骂“你不要命了”，丈夫和亲戚也苦劝，她这才来到医院，上了化疗。头两次的效果不错，但她听人说往后效果会越来越差，她不想整天泡医院，“最后死在病床上”，所以总想听天由命，能活多久是多久。

对于史鱼琴的大嗓门，同室的病友似乎并不反感，或许她给这里带来了活气。中间床上只剩一把骨头的年轻人也侧过来听着。一个瘦巴巴的老头听到动静过来串门，史鱼琴高兴地说他的故事很奇特，你听他讲讲。这个老头姓魏，也是肺癌，住院期间突然昏迷，长时间未醒，医生让家人选择进ICU抢救还是放弃，家属选择放弃。因为家里买了七套唐装老衣，就没有直接送殡仪馆，包了车回家里去，打算穿了老衣再去火化。谁知一路颠簸回家，又七手八脚洗身子穿老衣，魏老头喉咙里咕的一声，忽然醒过来了，大约是先前一时痰迷心窍，被一阵折腾抖落下去了，又拉回来住院。老头讲着这段自己的故事，脸上有点笑嘻嘻的，就像在讲别人的轶事，看不出悲喜。我问你不后怕么，老头说没啥好怕的，史鱼琴高兴地大声接过去说，进了这里没有人怕，“都是抗癌英雄”。

这时候的史鱼琴和她在微博日记里表现的并不完全一样，即使和从前的她相比，也显得更兴奋。刘生仍然只是在一旁的躺椅上默默坐着，这个躺椅也是他过夜陪床的位置。从病床的窗户看上去，依稀可见史鱼琴在日记里描述连绵起伏的小山，沱江也在不远处的夜色中流过，让我想起北京皮村旁的温榆河。

五

早上我们在县城车站见面，坐公交车回乡下。道路曲折穿过起伏丘陵，路旁是片片开放的油菜花，史鱼琴叹了口气说，虽然美，但是不挣钱。她谈起当初第一次坐车经这条路出门，去成都打工，那时道路没有硬化，尘土飞扬，到县城就感觉有现在到成都那么远，人出个门太难。上次穿刺结果出来，也是在这趟班车上，邻座老太太听说史鱼琴得了癌症，倒是指着一旁的刘生说，“可怜哩！家里顶门杠没了，要靠自己活哩！”车上的噪声很大，但她的大嗓门大体能听见。后来她又说起小玉的死，还和她的语文老师有关，小玉在学校时和这个老师有些说不清的关系。一次在办公室，老师替小玉编辫梢，被老师的女朋友知道了，到学校大闹，小玉因此退了学。之后小玉还和语文老师保持着联系，老师帮她看稿子投稿什么的，一直持续到结婚以后。小玉的男人打她，可能也跟这有关系。小玉最后一次自杀之前的一个多月，史鱼琴回娘家时和她见了一面，小玉当时已经心灰意冷。小玉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拿给老师看，老师却说这是狗屎，投出去只会丢脸，还当场撕碎了稿件扔进垃圾桶。从那以后，小玉就不想活了，自杀了三次，最后一次终究成功了。史鱼琴觉得，那个老师是对小玉精神控制，“现在流行说的PUA”，她觉得老师是个恶人，不过他也有报应，四十几岁了还是单身。

史鱼琴说，从小她在村子里上学，老师就没有几个好的，都是村干部的亲戚，有的自己刚刚小学毕业，鼓动学生逃学，老师自己好轻松些。后来又遇到刘生，辍学结婚，“不然可能好些”，脸上现出一丝怅惘。

镇街上不逢集，没有什么人，连摩的也看不见。还好刘生给疫情停课在家的侄子打了电话，让他骑平板摩托来镇子上，分两次接人。在通村便道上骑了几里路，仍旧是起伏丘陵和连片菜花地，间带着竹林果木，新葺的楼房旁边往往是破败倾圮的老屋。史鱼琴和刘生的屋前桃杏正在开花。

屋子带有围墙，外表贴了瓷砖，看上去半新不旧，比途中的一些楼房年代要早。进了大门，院内却显得杂乱，前庭堆满了柴禾木屑，院子大致分为并排两部分，明显看出右手边的情形更混乱，后来知道这是刘生母亲和智障哥哥，加上二弟与他的智障媳妇再加侄子的属地，左边一溜较为干净的厢房和小半边楼房则属于史鱼琴和刘生。夫妇俩每年给婆婆掏生活费，也买了老人的社保，够她养活自己和智障大哥。史鱼琴说，大队上的人都说她是头一号愿意嫁到这样的家庭里来，家里一直就是靠她撑着。“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就撑下来了。像我这样傻的人很少呢。”她乐呵呵地说。

时近中午，史鱼琴和刘生在厨房忙着用柴火做饭，依旧是史鱼琴为主，刘生打下手。在主顾家中史鱼琴是要负责做饭的，不过并不能自由地做四川味道，史鱼琴自己往往吃不惯。在家里好歹可以自由，荤菜之外一定炒上一盘自家的菜薹，外加一盘变蛋。蛋是自家养的鸡下蛋来变的。回家之后，史鱼琴养了不少家禽，“总比去街上买便宜”。

我跟着史鱼琴去地里掐菜薹，看到了屋旁养鸡的园子，当初看来是个小花园，花卉都被啄食得残败了，塘里也没有鱼，只有芦花鸡在转悠。回屋途中史鱼琴进了园子，在草丛树根下到处翻找，说是奇怪，住院这几天难道鸡没下蛋，“是不是婆婆捡去了？又不好问她。”

吃过晚饭，我们在田野里逛了一会儿。顺门前的小溪往上走，经过菜地，到了一座小桥上，四下是寂静的油菜花和稻田，远近点缀一些村民的房子，都起得像模像样，但似乎没有人住。史鱼琴说，人都出去打工了，或者搬去了城里住。对面那座门面宽大、装饰有雕花柱子的三层楼房，是三兄弟起的，一人一层，但他们全都在打工，只是过年回来一下。“乡下就是这样，养不活人。一个人才七分地，够干啥？”

山坳里飘来一座猪场的气味，似乎是这里唯有的生气。路灯亮了起来，投下一团团昏黄的光晕，除了我们并无一人行走。

回去坐在厢房里的客厅闲聊，茶几上有最近一期的《新工人文学》，拿起来翻看，上面意外地有史鱼琴的名字。史鱼琴说是她写的回忆录，一个老师鼓励她发表的，还给了两千块稿费，“当时觉得生活似乎又有了奔头。”我拿着看起来，是写她从去成都打工到上北京以前的经历，其中一些内容她在东坝的平房里跟我聊到了，只是没有这么详细。我看到了她和刘生躲避城管，刘生因为跟强拿强要的地痞打架，被抓进派出所蹲了一夜的经过。虽然看起来没出息，刘生关键时刻却不猥琐，遇上老婆和自己双亲冲突，也从来是毫不犹豫站在老婆一边，为此曾经气得他父亲要断绝父子关系，这也是史鱼琴觉得老公好的地方。老公也是个有见识的人，根据是史鱼琴去当票串串的唯一一次尝试。有个和史鱼琴她们一起擦鞋的小妹李英，人长得漂亮，15岁就生了孩子，背着孩子当票串串，两年后又生了个小女儿，当上了派票的票老板。有人说她女儿长得像火车站派出所的一个老警察，老警察也对这个小女儿关爱有加，对李英明里暗里照顾。史鱼琴艳羡李英爬了起去，跟刘生说也要去当票串串，刘生不同意，说没内线根本不行。

史鱼琴不信邪，就打算自己去试一下。改天她进了售票厅晃悠，看哪趟车次的票紧俏，才转了两圈就被穿制服的盯上了，把她带进了惩戒室，里面已经关了几个票贩子，一问之下都是在站里没人的，有人是像李英当初一样，抱个孩子打掩护。因为史鱼琴手里没有票，从前也没有倒过票，审问了几个小时还是把她放了，万幸没送收容站。史鱼琴觉得刘生说得对，从此才死了当票贩这条心。

接下来是两年做家政的经历。史鱼琴遇到了一个台湾地区大老板雇主，在成都做墓地生意，她见识了富人家里的生活。老板的老婆时常在广州，帮他打理那边的生意，老板在成都包养了一个女大学生二奶。二奶和大老婆斗智斗勇，譬如雇人当假男友拨电话给大老婆，说她是一时糊涂，现在已经走出来，有了自己的感情等等。后来老板厌腻了二奶，另招了三奶，又成了三个女人的戏码，来去都是想赚老板的钱，买包包买车买房子，死乞白赖，老板心里也跟明镜似的，常常跟二奶三奶打架，开了门两人都鼻青脸肿的。老板家里常有麻将局，麻将桌上各位老板带来各自的二奶，没有一个落单，也没有一个带正牌太太的。有时还彼此交换，让自己带来的二奶坐在手风不顺的牌友腿上，“说是帮人家转运”。史鱼琴觉得这样的日子，自己和刘生都过不来，有了机会也一天都不想过，“不是人过的日子，没有一点真的”。在那里干了两年，成都的墓地渐渐卖不动了，老板去了长沙，还想让史鱼琴跟他过去，虽说工资不错，史鱼琴也不想继续做了，主要是怕牵扯进老婆和二奶三奶之间的矛盾，说不清。

文章的笔调完全是写实的，但偶尔会夹杂一两句人生感悟，或者突然提到某一本书、一个典故，譬如薛涛在九眼桥劳务市场对面的望江公园故址制笺赠送情人，再譬如《圣经》中四十天的暴雨和末世洪水。在东坝看过她的日记之后，我对此已经不意外了。

家里的热水器上水管线坏了，刘生给我打来了洗脚水。他仍然一直沉默着，脸上看不出任何悲喜的表情，似乎从一开头就接受了一切，就像接受身上的疾病和史鱼琴一直以来的某种抱怨。史鱼琴说女儿小的时候，有次看看史鱼琴又看看刘生，似乎很不解地问：“你们俩为什么不离婚？”又说：“如果离婚了，我一定不跟爸爸，要跟妈妈，跟着妈妈不会饿肚子。”刘生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乖女儿，晓得要跟着妈妈，不会饿肚子，就说明聪明，没有白养你。”

乡村睡得很早，整座院子里寂静无声。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仍旧去田野里逛逛，回来时遇到史鱼琴，站在小溪岸坡上聊天。知道我上午就要走，她有些可惜，说应该再住一晚，她带我去村中的小广场，那里是议事角，什么样的消息都听得到。邻村六个村民患癌不去治的事，也是在那里传播的，其中一位已去世的是刘生的舅公，办丧事他们去上了礼，上礼时又想到自己，在北京的医院查出来，到医院做手术化疗，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如果一开始就没去查呢？”史鱼琴总是摆脱不了这个念头，“就一直干活，干到死，会比现在这样成了废人强。”她在日记里提到过一个在县医院遇到的老婆婆，从地里赶了来，做了检查确认是癌症，只有不到两年生存期，没有治，当天赶回乡下干活。五年后她倒在田里了，儿子叫面包车拉着来医院复查，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已经没有治疗价值，当场仍旧拉回乡下等死，她并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似乎农民的命就是这样，能动就做，做不动了，就死。史鱼琴觉得自己也该这样。

她不想一直在家乡待着，也待不下去，打算病好一点回北京。我问尹各庄的房子退了吧，她说没有，房东老太是个善心人，听说史鱼琴得了癌症要回老家治病，让他们不必退房子，她在史鱼琴回京之前不收房租，东西都不用搬。“回去能干什么呢？”她还是有点迷茫，月嫂大约是不能做了，太辛苦，可能去做保洁之类的钟点工，少挣点。

一个老婆婆沿路走来，史鱼琴问她“你家里下的兔儿还有没有？满月没得？”老婆婆说有，你想要啊，史鱼琴问多少钱，打算买两个来养着，老婆婆说了价，史鱼琴就不言语了，等老婆婆过身跟我说，她的价要得贵，不如到街上去买。我想到史鱼琴回忆录里说的当街卖煤油灯鸡雏的事情，想到身旁这幢房子屡次失火的往事。不论经历了多少，它仍旧静静地立着，外表还大体像个样子，一点不透露往昔内情。就像眼前的史鱼琴，外人也看不出是个病人，只有她自己感受胸前剜伤带来的疼痛，有时一声大笑也会牵扯。

走的时候，史鱼琴强行地给我装上了自家产的核桃和花生。核桃经了南方的雨水，有点发黑，味道含有一种深郁。从昨天到家，除了一起吃午饭的侄子，我没有见过这个家里的其他人，只是晚上看到楼房的一层透出昏黄灯光，里面是刘生的母亲和与她相依为命的大儿子。我又想到史鱼琴的母亲，怀上史鱼琴的时候是未婚先孕，不想要，吃了大把的堕胎药，“仍旧没让我变成婴宁”（注：《聊斋》中人物，有痴症）。史鱼琴三岁的时候不听话，骂母亲，母亲用烧红的火钳烫了她的嘴，整整三个月才好。这次得知史鱼琴得了癌症，母亲一再要史鱼琴好好治疗，史鱼琴手术后母亲从百里地以外来看女儿，七十多岁的人手里拎着自养的土鸡、自家榨的菜油、亲手包的松花皮蛋，连史鱼琴九十九岁的外婆也给了两百块，是平时过生日晚辈们孝敬攒下来的。这些事发生在被史鱼琴称作“马孔多”的生身小镇，在外面，这一切或许不可理解，就像史鱼琴当初辍学和刘生结婚的选择一样。

六

我跟史鱼琴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也常常查看她发在微博上的日记，知道她终究逮了兔子，又被贼娃子偷了，还喂了鸭子，又因为要侍弄家禽，放弃了医院空出来的床位，没有去进行第四次的化疗，也没有去做另一位医师建议的放疗。一个多月之后，她回了北京，把新买的兔子、鸭子、鸡和两只猫留给待在老家的刘生。刘生没一起来北京的原因，大约是他最近的病症复发，住了院，肋部的疼痛和呼吸困难加剧。

我也回到了北京，另外租好房子之后，打算去尹各庄看看，问她每天上下班的时间，才知道她仍旧干了月嫂，着实使人意外。她说是顶一个朋友的班，先干上一段。又在微博日记里记载，上户之后身体完全没有什么反应，活儿拿得下来，“宝妈宝爸也喜欢我”。

那次她在温榆河桥上摸到鼓包，从文学课上回家后请邻居的小妹按压脖子，确认并没有肿块，才放下心来。晚上她走出村头散步，站在温榆河大桥上，看那些退休领社保的老北京钓鱼，鱼竿上的浮标在夜里的水面上闪着光。这样的生活，她和刘生都只是在旁边看一看，从来没有机会去尝试，即使在她生病之前按期上户的那些日子，刘生本来是可以置一副钓竿，来温榆河畔垂钓的。他宁愿把自己关在铁皮楼房的二层出租屋里，循环地看那些电视节目，也不习惯厕身这些悠闲的人之中。

每次史鱼琴去上文学课，刘生都会骑电动车送，但到了地方他从来不进屋，有人叫他也不肯，都是在外边不远处等待，不论夏夜蚊虫或者冬日严寒，都不能驱使他进屋或者离去。等到史鱼琴上完课出来，他再骑车载老婆回去。似乎他坚定地认为，那个叫做“文学”的世界跟他全然无关，但是老婆必需的。

我想应该有人写写史鱼琴的故事。刚好我的妻子罗兰跟我一起来了北京，到真实故事计划工作，史鱼琴的故事成了她正式入行后写的第一篇稿子的素材。罗兰单独去了尹各庄采访，那间屋子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太小，小到只有一张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挂在墙上，那个关不严的卫生间也像是挂在墙上。当时另有一个北师大做社会调研的女生也在场，新近来北京的刘生身体还很虚弱，躺在床上，史鱼琴只好席地而坐，幸好当时是夏天，水泥地不算凉。从外表看去，这幢在村口的二层楼房经过了整治，外墙的铁皮消防过道已经更新，装上护栏，墙面也经过粉刷，显得整齐了一些，不再有荒野堡垒之感，楼房里侧的街道也经过开挖铺设了下水道，整修了地面，但屋子里并无什么改观。

初稿中史鱼琴要求用化名，我征求她的意见要不要用真名，真名可以带上募捐链接，史鱼琴起初说不需要募捐，我劝说她这并不是丢人的事。后来史鱼琴经过考虑接受了真名，稿子出来后影响还不错，尤其是在文学小组引发了普遍的转发，最后在水滴筹上募集到了八万多块钱。刚好那段时间医生催史鱼琴回四川进行第二阶段化疗，这笔钱也算是救了急。

但是实名募捐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秋天里我去尹各庄找小海玩，顺便去看望回到北京的史鱼琴，史鱼琴正处于下户的状态，她告诉我再次回到北京寻找月嫂工作时，有的雇主从网上搜到了她患癌的信息，不敢雇用她了。我感到抱歉，史鱼琴大度地表示没关系，她的身体本来也很虚弱，需要休息。我问她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说是周身疼痛，残存的乳房疼，胃疼，肝疼，关节疼，子宫内膜增厚，除了化疗，她平时要经常上医院开药，服好几种激素类药物，可能都对身体有影响。“你看我现在，胖了好多”，她举起浑圆却显得松弛的臂肘给我看，“就是没有劲。”但她说话的中气依旧，和那次在癌症楼和家乡的田野一样，看不出来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似乎她把所有的元气贯注在声音之中，不允许它软弱、消失。

这种元气除了自立，有时还足以施与他人。2022年冬天，地处疫情中心朝阳区的皮村经历了最后一次七日封控，而近在咫尺的尹各庄因为地属通州，管控要松动一些。封村的消息很突然，文学小组的一些工友在群里说到自己没有菜吃了，只能白水煮面条度日。史鱼琴在尹各庄菜市场买了两大塑料袋菜和肉，让刘生骑车带她送到皮村村口，等了半小时由小付在卡子里面接收。史鱼琴不愿要钱，说自己得到了工友们那么多捐助，小付坚持要给她才接受了。史鱼琴的冒寒送菜之举在群里受到纷纷赞誉，她自称是举手之劳。

养病的同时，史鱼琴开始写作一部长篇故事，想要记录小玉和家乡很多人的去世，也涉及自己在成都的辗转。这多少源自《一个月嫂的江湖往事》那篇故事带给她的信心，这篇故事在《新工人文学》发表后，获得了当年年末的新工人文学奖，颁奖地点在现代文学馆的鲁迅书店，这个地方比皮村的学习室条件好很多。当时史鱼琴在老家治疗不在场，我做了简单的点评。之后这篇长文又被世纪文景出版的编辑杨沁看中，收入了她策划的《劳动者的星辰》一书，这本书是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创作的结集，史鱼琴的文章虽然删去了派出所与票贩勾兑这些敏感内容，仍旧显得很重头，也给她带来了几千块的稿费，够两人数月开销。

由于不会电脑，史鱼琴只能用手机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用备忘录的方式存储，一不留心还找不到了。但即便是这样，到2022年年末，她仍然已经写下了十几万字。她一再说自己“不会写”，写得慢，慢的原因之一是，她不愿意随意编造故事背景，想要还原当时的环境和事件，譬如成都荷花市场的某一道桥是哪一年拆除的，不能在知识上出错，为此要查阅日记，还要打电话给老家人核实，自然就快不起来。写字写得头疼，医生让她去查一下脑部，有无癌细胞转移，她拖了半年没有去，“太贵。”在北京看病买药全是自费，其中一种进口的激素，一针就要1 800元。

在描写家乡过往的同时，她也感到现实带给她的震惊：这次回北京，她在皮村街头认出三个同村的老乡，她们都操着和燕子相同的职业，其中一对是姐妹。“北京这么大，我恰恰就遇到了她们，她们恰恰都在干这个！”在史鱼琴租住的这幢楼上，也有靠身体吃饭的“燕子”，房东老太太生前还会介绍在附近格拉斯小镇打工的男人给她们，“都是可怜人”。

以后的打算，不能做月嫂了，至少还可以做小时工家政，少挣一点，“但也少辛苦一点”。至于身上潜伏的癌细胞，按医嘱应该半年复查一次，而她已经远远拖过了期限，“不敢去查，也不想查”，眼下主要的是把手头的故事写完，这是为了年轻时的小玉和自己，又不全是。“赶快写，哪怕死了，写出来就没有遗憾了。”毕竟，家乡是一个盛产死亡的地方，其中也包括了自己某一天的死亡。

癌症的阴影，似乎全无踪影，但仍旧隐匿于这间冬天的小屋里。窗户上蒙着保温的棉絮，光线不明亮，进门时我发现从前靠墙竖搁的床变成了挨着门横搁，进门不远处还放了个柜子挡着，史鱼琴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是风水，床不能对着门，进门也不好一览无余，“要有玄关”。我问她为什么会信风水。“没有人不怕死，我也是”。史鱼琴说，回忆起住院的日子，她似乎有了和我去探望时不同的感受。她最压抑的时候，是在化疗期间整夜无法入睡，起来在走廊巡游，那时所有的病房里悄无声音，像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世界，一种阴惨的感觉就悄然涌上心头。

“主要是等他死，他死了，我就可以放心死了！”史鱼琴忽然指着坐在床上的刘生，发出一阵畅快的笑声。刘生也笑，屋子里的气氛不由自主地轻松起来。

2023年春节以后，史鱼琴又上户了。书还没有写好，“一边打工一边写”，她在回复我的微信中说。而她和刘生在尹各庄租住的楼房，已经作为违建被扒掉了二三层，大半成为废墟。只能迁往更远的村子。 W+evrgQxhEM9t7MYICRaSTUmoRkqmXdRf29yi7pIFemfnRvlMasiwWXm4dW2mV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