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皮村

一

2023年元宵节前三天，我在皮村主街上租了一间600块的房子，实现了我酝酿已久的想法。

第一次去皮村，是在2017年4月，找小冯。

那之前我早就听说过皮村，最初是得知那里有个工友之家，有图书室，有博物馆，还帮助工友维权，觉得新鲜，一直想过去看看，却没有实行。之后曾经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打工博物馆遇到了消防检查上的麻烦，断水断电，几乎要关闭了，希望我找两家媒体报道。当时我与媒体已经若即若离，这位朋友也是在网上看到信息，并非受工友之家所托。当时经过几届打工春晚的举办，尤其是崔永元的主持，皮村和工友之家已经相当有名，我判断他们并不缺乏媒体渠道，就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这位朋友。后来事情发酵得相当大，工友之家最终被保了下来。因为没有熟人，我仍旧没有去皮村一探究竟。

直到2017年年初，因为出了一本书，界面文化的记者小武采访我。我们在立水桥附近的一座天桥上见面，采访拍照之余的闲聊中，她提到自己有一位叫做小冯的实习生，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找工作挣钱，而是去了皮村工友之家做志愿者，在那里似乎找到了服务劳工的终身志业，状态很好。

这再一次勾起了我的兴趣，决定去皮村看看。通过小武，我加上了小冯的微信，打招呼之后向他打听了皮村和工友之家的地址，第三天就坐公交过去了。

去往皮村的公交线路遥远而曲折，先是乘坐5号线地铁倒6号线，到草房之后再换乘306路公共汽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的双脚终于站在了皮村的街道上。当时它还没有堂皇的门楼，但在外界已相当有名，不到3平方千米面积，户籍人口只有1 800多，外来打工者却多达17 000余人。村民住宅和公寓周围环绕着10倍以上面积的工厂区，早已摆脱当初的糅皮出身，而村中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文学小组，则让它成为全国工友心中的梦想地标。

眼前是一条熟悉而陌生的街道。说熟悉，是因为它和北京诸多城郊村庄的街道没有截然的区别，我本人租住的昌平燕丹村就有一条类似的主街，都是三四层的楼房簇拥着以饮食和出租屋为主的门面，街道和门楣、招牌参差不齐：9块9剪头发，10元内裤，19元睡衣，39元熟食大骨头，40元阿迪达斯，等等。店铺门口晾着大幅当季的海带，笼养着小鸡或鸽子，空中延伸大股黑胶电缆扭曲的线路，遮蔽不严的下水道似乎不久前才告别明沟。说陌生，是因为眼前的街道显然要比其他城中村更为拥挤热闹，“出租公寓”的招牌鳞次栉比，似乎比别的城中村更为超前，头顶频繁低空掠过的航班，又给它带来额外的气质。街面或许赶不上更靠近城区的城中村街道的时尚，却自有一副不事讲究的坦率与繁华。路上来往的人们几乎清一色打工装束，配上村子四围大片毗连的彩钢屋顶，看来正是工友之家最宜栖身的地方。

按照小冯给的地址，我走完了大半条主街后拐上小巷，往北走上一段距离，看到了打工博物馆的铁栅大门，栅栏顶端镶嵌着标志性的红五星。这在皮村显然是一座特异的建筑。铁栅门内院落相当宽大。

由于是下午，没有多少人，我很快找到了办公室，这是一间混杂着堆满了各种杂物和书籍报纸的房间。小冯从一堆不知是什么资料上抬起头来，我跟他打了招呼，移走一张凳子上摆着的杂志和一条随意搭着的毛巾，坐下来和他聊天。

聊天并不顺畅，小冯显得生疏拘谨，和小武描述中的健谈很不一样。我想作为工友事业的亲身投入者，他对于我的“作家”身份及浮光掠影式的来访或许很不以为然。在这里，他担任的是办公室干事，也就意味着与工友有关的什么活都干；报酬介于志愿者和专职工作人员之间，只能叫做微薄。好在工友之家包吃包住，他又没有谈恋爱饭局等社交，一时维持生活不成问题。至于说到长期，“一定会干下去”，他回答的语气很坚定。

但小冯并没有如他设想的那样长期干下去。或许由于性格，或许出于其他因素，他后来离开了工友之家和皮村，去到南方，仍旧为当地的工友做事，一段时间内还惹上了麻烦。他离开皮村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博物馆展品，工友的暂住证

那天小冯忙于手头的事务，我走出办公室去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参观。除了打工春晚，这是工友之家最著名的一张名片，门口大写着那两行著名的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因为是下午，博物馆没有什么人参观，我自己走了进去。展厅光线昏暗，大约因为节省没有开灯。我在展厅里走了一通，看到了那几件著名的“打工文物”：王德志的暂住证c、b，徐芳卖煎饼果子的铁架早餐车，以及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中唯一幸存者田玉编织的拖鞋。

我正在望着拖鞋出神的时候，一个个头不高、面容亲切的女孩走了进来，开了灯。看样子她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于我的自行入内并未责怪，倒是表现出“欢迎参观，是否需要讲解”的意思。我也就安心地参观了一遭，出来时和她微笑道别。后来我知道她叫小付，全名付秋云，称得上是工友之家的灵魂人物。

这次不算成功的拜访之后几个月，一篇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爆红全网。范雨素是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文学小组的名字，我在跟小冯的交谈中已经知道了。他本人每周末都会参加小组的文学课程学习，这是他打发掉周末时间的方式。文章爆红之初，我并未起意再去皮村探访，不料有天腾讯文化的编辑找上门来，请我和其他几位文学界人士一起去皮村，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有人跟随拍摄视频和写作报道。我答应了活动邀请，后来得知他们那天邀请了好几位作家，有的没兴趣，有的临上车时有事，最后只有我一人前往。

到达皮村之后，得知这次名为“与范雨素对话”的活动实际是参加文学小组的一次学习，而主角范雨素并未到场。当然，这次学习的主题仍是交流对《我是范雨素》的阅读感受。和以往常常只有六七个人参加的文学课不同，这次学习人员骤增，除了日常参加学习的皮村工友们，还增添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外村工友、大学生，以及像我这样的“文化界人士”。小小的会议室挤得爆满，五月上旬的天气体感已经闷热，腾讯文化的人好容易为我在长条桌周边人缝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学习由小组长期的文学课老师张慧瑜主持，他告诉大家范雨素想静一下，据说躲进了一座深山古庙。

大家轮流发表对《我是范雨素》的读后感，轮到我的时候，我也说了几句，大意是这篇文章打动人心的秘诀在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会议室后排坐着几位家政工装束的女人，都是从外村慕名而来，和我一样第一次参加文学小组的学习。轮到她们发言的时候，一位姓施的大姐自报家门是月嫂，爱好文学，她声音高亢，言语滔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学习结束后，大家仍旧恋恋不去。我穿过拥挤的人堆走到她们跟前，留下了三位家政女工的微信。其中有史鱼琴和另外一位叫王成秀的育儿嫂，她的微信名叫寒雪。

二

文学小组引起了我的兴趣，过段时间我趁傍晚再次去了皮村，打算参加一次日常的文学课。这次仍旧是先去办公室试图找小冯，他有事不在，但办公室里却有其他好几个人，连同大量的烟——几乎每个人都在吞云吐雾。

就是在那一次，我认识了小海、万华山、徐良园、一口广东口音的莫晓明，以及庄子研究大神张行。当天晚上，文学小组的课上完后，大家又一起去一家叫做“金手指”的东北馆子吃夜宵。这大约是皮村当时最高级的餐饮场所了，席间增添了好几个人，包括苑伟、许多，可能还有工友之家干事王德志。我记住了许多的原因并非因为他是工友之家的发起人之一，而是他的吉他手身份和一头爆炸式的长发。

因为预料到晚上回去会比较晚，赶不上公交和地铁，我预先打通了皮村主街上公寓的招租电话，看了两处之后，定下了一家叫做“公寓”的日租房间，八十块钱。领我去看房间的年轻人说一口外地普通话，显然并非老北京房东，而是二房东。皮村本地居民缺乏资金，二房东出资帮助房东将平房改建为楼房，再装修后出租。二房东拥有一定的经营年限，收入与房东分成，这成为皮村公寓的一种通行投资模式。相比起1 100块钱的月租标准来说，这个价钱显得有些贵。

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外，一无所有，不过拥有单独的卫浴，并且墙上挂着一部二手空调。年轻人向我演示热水器能使，而空调在这个季节无所谓。后来我知道，和我租住的燕丹村不同，皮村的公寓几乎都没有自家锅炉烧的暖气，空调成为公寓过冬的标配。多数的工友们并不会租住这种新兴的公寓，他们住在几百块钱的老式房间里，靠电热毯和电风扇过冬。村里的电价算作农网，比城市居民用电高出2倍多，很多工友冬天甚至不舍得用电热毯，靠大被子和肉身发热抗寒。小海就是这样一位。我要求年轻人将气味可疑的被子和枕套换过。他交给我房间的钥匙，告诉我回来晚了在大门喊他一声。

就这样，我在文学课结束后没有跟那些急于赶公交的月嫂和工友们一同离开，也没有去蹭讲课者张慧瑜的车，而是没有后顾之忧地在金手指的会餐中待到最后，聆听了众人在啤酒与文学课余温里的高谈阔论。这种高谈阔论和辛苦打工生涯的背景形成奇怪的混合，给了我一种极度真实却又包含虚幻的印象。尤其是诗人小海和庄子研究者张行的讲述，他们现实中的身份分别是同心二手衣服商店的售货员和工地保安。另外一位积极的发言者是自称“金牌家政哥”的张钰，身为油烟机清洗工的他已经上过央视《开门大吉》等不少综艺节目，并且号称“中国第一位农民工词作家”。显然他已经习惯了抓住一切机会展示自己。

夜宵散场后大家分头离开，我和新认识的莫晓明同行，他的住处和去公寓顺路。回到已经阗寂无人的主街上，我按照手机照片里华联超市旁边的位置找到了那家公寓门口，却开不了大门，又怎么也打不通带我看房的年轻人的电话，手机信号不好，我使劲拍门也无济于事，大约他已经睡死过去。看起来我有流落皮村街头之虞，还好莫晓明邀请我去他那儿住。莫晓明的住处是一间典型的公寓，只是东西比我日租的那间多得多，其中大部分是书，还有一些参会的媒体证件之类。推开四处散落的书籍和杂物，我们在一张床上抵足而眠，隐隐闻见彼此袜子的臭味。

往后的日子里，莫晓明成了我长期的朋友，但我一直没真正搞清他的确切身份。他干过媒体，能说出一些我认识或知道的人名，在房间里有不少参加各种行业会议的参会证件，也在一些文化公司跑过业务。在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里，他似乎不属于任何一类。眼下他租着比一般工友条件优越的公寓，但后来他搬到皮村周边更偏僻的村子里，住着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只靠风扇的平房，依靠阳光和体温取暖，不以为苦。他不是靠体力活为生的工友，但也不像白领和大学生志愿者。他是个边缘人，但并非没有职业和收入。他爱好文学，在范雨素出名之前就忠实地参加文学小组的课程，但自己不写。由于他始终不愿谈及自己的确切职业和出身，有段时间我甚至有些怀疑他是传说中的江湖骗子，但显然他并不是。

后来莫晓明回到了南方，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他会偶尔发来佛山或者广州街头的夜市照片，包括有次随足球“粤军”远征陕西渭南的球场情景。在工友之家和文学小组，张行以及后来出现的曲默、小静、曹草、徐怀远也是这样的边缘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和真正的工友们一样，都曾经在皮村和文学小组找到了自己的家。

那是我在皮村度过的头一夜。

往后我和工友之家及文学小组的人们渐渐熟了起来。我拜访了那天留下微信名片的史鱼琴、王成秀，以后又认识了同样做育儿嫂的林巧珍。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小海的店里逛逛，和万华山、小静逐渐熟了起来，也成了给文学小组讲课的老师的一员。在小付的邀请下，我开始参加每年度的新工人文学奖的最终评选，一般负责非虚构类。很难忘记头两年文学奖颁发的场景：破旧的平房会议室里没有暖气或空调，桌面下方冰冷的水泥地让穿着运动鞋的我脚冻僵了，只能不停地跺脚。桌面上却是热气腾腾，拥挤的人群哈出的热气汇成了笼罩的雾霭，人们的面容和声音都在这层雾霭里浮现，带着掩藏不住的兴奋和喜悦。平日纵横的沟壑被抹平，不管是领奖者、颁奖人还是等待者，每个人都似乎在一团理想的光影里浮动，脱离了寒冷坚硬的日常生活地面。这一刻大约就是文学小组存在的意义。

媒体热度的高峰过去之后，范雨素开始回归到文学课的学习中，我因而认识了她，在以后的两三年中渐渐成为朋友，每年会和共同的朋友小海、林巧珍一起玩上几次。疫情前的两年内，定期去皮村找小海、华山、莫晓明闲聊一番，在游逛中消磨掉一个寂寥的下午，几乎成了我孤身北漂的一项固定行程。他们也曾去过我在燕丹村的出租屋玩过两次。当然，通过讲课、文学课学习和参加工友之家的演剧、看电影、元旦晚会之类活动，我也和更多工友渐渐熟悉，了解到他们在底层辗转挣扎的过去、卑微辛劳的日常和在缝隙中曲折生长的梦想——有的关乎文学，有的属于其他。日积月累，我们似乎成了无从分割的一类人。

其间我还把刚从驻印度使馆回国的杨沁带到了皮村，认识了小海、华山等人，后来她辞职到世纪文景出版机构工作，为文学小组的成员们出版了《劳动者的星辰》一书，其中收纳了范雨素、华山、史鱼琴、林巧珍、苑伟等众多小组成员的作品，使得这个群体有了一次整体亮相。

一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中期，我并没有想到整体地写下这个群体，虽说我已经尝试写了其中两三个人的故事，包括史鱼琴和“过客”张行。但在此之前的几年中，皮村和工友之家一直经历着诸多起伏变动。随着有关部门管理收紧，打工博物馆得到外部资助日趋艰难，只能每年在网上发动募捐筹集十几万元的房租。《我是范雨素》爆红之后半年，大兴聚福缘公寓火灾发生，北京开始疏解人口和清查城郊违法建筑，整治“工业大院”。皮村的厂房区遭遇重创，皮村路南边的厂区完全拆光，村庄北部的厂区也大都迁走，成为废墟。许多工友人随厂走，皮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到文学小组的人气，来工友之家的志愿者和参观者少了很多。

2019年年底，工友之家创办的同心学校关闭，此后在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浪潮中再无恢复机会。因为疫情反反复复，文学小组的活动被迫迁移到线上，皮村数次封闭，工友们难以在现实中见面，一些生计无着的小组成员先后离开了北京，其中有我熟识的好几位。工人剧院和电影院长期关闭，打工博物馆租用的地块也一再传出拆迁风声。

种种迹象表明，工友之家和文学小组的现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为这个群体留下一份记录，是一件需要着手的事情。毕竟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报道和拍摄，多数工友的人生故事和梦想仍旧处于聚光灯之外。

三

我在皮村租下的房子处于二楼，七八平方米大的房间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以及暖气空调，一台锈蚀的大电扇用来度夏。其价钱比同样条件的公寓房稍贵一些，原因是楼道里有个公用卫生间，加上挨着主街，光线不错，还有个可以打望皮村主街的小小阳台，这是我租下它的主要原因。

住在这里的第一天晚上，寒气依旧袭人，我裹着衣服站在阳台上，望着主街上红红绿绿的灯火以及熙攘来去的人群，感觉离皮村的生活更近了一些。我去沿街的十元盒饭店和淮南牛肉汤店吃饭，去五金杂货店买插座，去9块9大卖场添置小东西，价格都比城里便宜；偶尔去稍远点的皮村浴池洗澡，有两次是和来上课的工友徐怀远一起。他住在二环里的大杂院，屋里也没有卫浴，来皮村上文学课也是他顺便洗澡的机会。18块一次的价格看似有些贵，但里边包含了简单的桑拿；早晨能在电线杆下的路边摊买到煎饼果子，晚上到12点依旧能在转转小火锅店里看到坐满的年轻人。灯箱招牌彻夜不灭，固执地刺穿我的梦境。

早晨5点，街上的电动车声音就会持续将我唤醒，各条狭窄小巷里的水流汇聚到主街上，环卫、保洁、杂工和去批发市场进货的小贩们开始大队通勤进城，之后小白领们也匆匆拎包出行，时间要比主城区的早高峰早上一两个小时。夏夜街边叠肚子的膀爷喷烟吐痰，路中心下力工人汗透的后背与新近增加的小白领、年轻情侣、流动儿童的身影拥挤穿梭。小巷拐角“集中晾晒区”的标识和“打击卖淫嫖娼”的醒目横幅下，神情暧昧的女人闪烁游动，地下彩票店和黑诊所里永远不乏顾客，无主的猫狗和有主的大狼狗招摇过市。有个疯疯癫癫的姑娘总在街头旁若无人高唱全部跑调过气的情歌，也有小贩在店门口大声控诉怎么被推销的骗子害到血本无归。在疏解清退的大背景下，这里依旧有黏稠得化不开、拥挤得避不开的市井生活。

在租房和去工友处串门中，我也更熟悉了那些所谓公寓的内情：二房东一句“好房、好价钱”包孕了多少工友觅得一处栖身之地的心酸，有的房子完全没有光线，大白天必须开灯，价格却仍旧高攀不起；有的房子只够摆下一张床，人进去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工友租这样的房子只是买洞睡个觉而已，睡觉以外的一切生理需求，都需要到楼道、院子或者大街上去解决，楼道厕所里堆成山的手纸成了我的噩梦，有时更有别人的排泄物需要冲掉。尹各庄和皮村街口曾经的旱厕内情则更是让人大脑一片空白，而这却是小海、苑伟、林巧珍、王海军们每天要面对的。

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房东提价，租住在尹各庄的一位育儿嫂退了房，平时依旧住在雇主家，但周末来文学小组上课不方便。由于我并非每天住在皮村，周末就由她来住。她自己另有一副床单、被子和枕巾，住时换上，互不相扰，提高了这间小房的使用率。

我会偶尔去工友之家的仓库帮忙干活，去小海的二手商店消磨时光，打量形形色色的顾客，也喜欢在晚饭后去村旁的温榆河畔散步。有时会约上小海或者王海军、马建东，夏天在河里游过泳划过船，回来时路过打工博物馆，顺便进去看看院子里日渐寥落的人群和同心商店的生意。2023年入夏之后，皮村打工博物馆和对面院落的外墙上刷上了令人不安的“拆”字，如同皮村大片被拆除的厂区一样；接着是打工博物馆关闭，工友之家员工搬家，最后是挖掘机进场拆除。博物馆关闭的前几天，已经沉寂很久的展厅和院子再次热闹起来，人们纷纷从远处赶来打卡留念，打工博物馆负责人王德志坐在门口接待，脸上露出落寞的表情。

博物馆拆除的六月十四日那天，我是拆迁工人之外第一个到现场的人，目击了从上午到下午的全程。正赶上北京最酷烈的夏日，炎阳下仿生学设计的挖掘机利齿酷似哥斯拉的牙口，强行凿开每一块屋顶的头皮、肩脊、骨头和反光的琉璃皮肤，发出重金属一般爆裂且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铁额轻触推倒墙壁，化为遍地瓦砾和像麻花一样扭曲的钢筋肚肠，被挖掘机随意牵扯丢弃，腾起的巨大烟尘需要随行的除尘车喷出缭绕水柱镇压，附近的杏树也在震动下颤抖，一切像是某个外星电影的慢动作场景，却又如此真实迅疾。“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地标、无数人的心思念想，就在短短的2个钟头内沦为废墟，似乎从未存在过。

只有两棵杏树幸存下来，维持着往日青葱。树上最后一季成熟的杏实，大多被人们在告别博物馆的参观中摘走了。

我在博物馆拆除现场留影，当天我是最早到达最后离开的目击者

下午对面的家属院也被拆除，其中有文学小组曾经上了8年课的教室。之前它已经和博物馆一样搬空，只留下满地废纸和玻璃，橱柜里还有一尊外地工友没有来领取的文学奖杯。我的拍照和凝视引起了一位监工的注意，他再三催促我离开，转身时我只看见一股烟尘腾起。还好前一段文学小组搬到了同心学校尚存的校园去上课，不至于像博物馆一样无立足之地。

夏天的酷热终成过去，文学小组却过早迎来了寒意。近年来在工友之家经历的寒冬中，文学小组是唯有的一股春意，在反复的疫情中坚持下来，2022年出版了小组成员的合集《劳动者的星辰》和范雨素的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反响强烈。但在打工博物馆拆除的前后，因为疫情结束之后的经济下行，持续几年的一笔每年9万元的个人资助停止了，定期出版纸刊、房屋租金和员工薪酬顿时没了着落，只能靠零星捐赠。99腾讯公益日那天，小付和张慧瑜在群里发动，大家一起为文学小组募集到了2万多元，离9万元的目标距离尚远。

2024年是文学小组创办10周年，工友之家及其前身则走过了20余个年头。很多工友离开了，又有新的工友到来。对于他们来说，皮村是漂泊人生中的一处灯塔，也是可以暂时栖息的一处岛屿。2025年，原同心学校校园的租约到期，文学小组和工友之家的前景不知如何，但在打工兄弟姐妹的漂流潮汐中，它已经投射下长年的温暖。而这群来自我离别多年的乡土，栖居在城市边缘仰望星空的异姓兄妹们，也在我的生命里刻下长久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