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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在南非广受欢迎的工作，以及在1917年和1918年成功领导坚巴兰和盖拉（凯达的旧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1918年领导艾哈迈达巴德纺织工人罢工，甘地在返回印度后不足4年就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国家领袖。他富有道德感的言语、复杂的个性、清晰的视野、对充满文化色彩的符号的使用、礼貌的举止、巨大的自信，以及与现存掌权者抗衡的勇气都给他的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的个人魅力陡增。当不受欢迎的《罗拉特法》在1919年3月通过，并且有的放矢地针对“革命阴谋”，继续对公民自由进行战时限制时，甘地满怀自信地认为当年应该发动第一场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包括有效的全国范围罢工和大规模示威。但出乎他的意料的是，这场运动因纵火、抢劫和针对一些英国人的暴力案件而深受挫折。甘地将其描述为他的“喜马拉雅式误判”，并紧急叫停了抗议示威行动。3年后，他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重复了这场全国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丝毫没有因为对公众羞辱或失去道德权威的恐惧而感到困扰，因为承认错误比牺牲自己的原则“更光荣”，而且无论如何，“道德权威永远无法通过努力固守来维系”。
暴力活动仍然持续发生，殖民地政府早已在旁遮普省禁止了所有公开集会。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集会时，戴尔准将命令他的部队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造成379人死亡，1 137人受伤。这一事件以及随后亨特委员会宣布戴尔无罪，使大多数印度人觉得殖民统治暗无天日。甘地在写给总督的信中说，他对殖民政府“既不尊重也不……喜爱”。几个月后，他写了3篇重要的文章，宣布发起反抗运动是一项“义务”，并要求结束英国统治。
甘地在1920年发起了不合作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年之久。这场运动受到极其简单但危险的想法的启发，即由于殖民地国家的延续源于其臣民的合作，如果他们撤回支持，并建立替代机构来填补真空，殖民政体就会瓦解。甘地承诺，如果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全境推广，印度“在一年内”就会独立。它会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包括抵制政府服务、拒绝殖民机构管理的法院和学校的服务、拒绝纳税和服兵役，以及焚烧进口布料。人们对甘地的提议感到不安，不仅因为他们认为甘地的想法不切实际，还因为它具有反国家主义和准无政府主义的意味。甘地再次表示，不合作运动是展示殖民国家是纸老虎，而印度的普通民众在助纣为虐的一种方式，也是在大众基础上重建新国家的方式。他主张焚烧进口布料的想法亦引起了诸多不安，包括印度桂冠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内的一些人怀疑，甘地在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仇外心理。甘地强烈反对这一指控。洋布象征着炫耀财富、对外国事物的“迷恋”、将服饰作为西方身份的标志，以及殖民宗主国的经济统治。焚烧洋布就是“清除”或“净化”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这一行为还具有建立本土产业、培养大众文化自信和打击英国经济利益的优势。
因为领导了不合作运动，甘地于1922年3月被捕并受审。他通过拒绝接受审判逻辑，以独具特色的方式推翻了审判。他并没有聘请律师，而是独自面对检察官，这象征着印度在一个组织严密的殖民国家面前作为从属国的无奈。他亦没有自辩，不仅认罪，甚至要求法官考虑一些被忽略的罪证材料。他把针对他的审判变成了针对殖民统治本身的审判，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了他为什么“从一个坚定、忠诚的合作者”转变成了“一个毫不妥协的反对者和不合作者”，并且暗示，监禁像他这样的人的统治体系存在严重错误。甘地最后向法官提出了一个道德困境：如果法官赞成现行制度，他就有责任对甘地施加“最严厉的惩罚”；如果他对甘地感到不安，他就有责任谴责这个制度并辞职。
深受感动的英国法官挺身而出。他向甘地鞠躬，并说甘地“与我审判过或可能不得不审判的任何人都不同”。他不情愿地判处甘地6年监禁，并说如果政府出于某些原因提前释放甘地，没有人会比他“更高兴”。甘地的回应则是感谢法官以最彬彬有礼的方式对待他，并在这种情况下判处了“最轻的刑罚”。这次审判是英国殖民历史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它突出了甘地的行事风格、英国统治的正派，以及处理关系时双方流露的绅士风度。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政府再也没有审判过甘地，尽管的确多次监禁他。
不合作运动引起了英属印度政府的注意，并使政治独立成为一个广泛共享的国家目标。它激励了大量印度人，将他们拉入政治生活，并扩大了国民大会党的组织范围和社会基础。这也导致大量志愿机构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公民空间，削弱了殖民国家的道德约束力。然而，它未能通过建立一个替代国家来实现使殖民政府瘫痪的基本目标。只有少数人响应那会导致他们前程尽毁的呼吁，对西方制度的反抗也几乎不被认同。毫不稀奇地，抵制公立学校的学生陆续返校，律师也恢复了执业，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袖和团体也坚持参与市、省和国家的立法机构的运作。与甘地预估的相反，这场运动不知不觉地疏远了许多穆斯林。他们的中产阶级不愿意放弃来之不易的事业或者放弃大学教育。当国民大会党人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关闭阿里格尔的穆斯林学院时，他遭到了学生家长和学院受托人的阻止。事实上，许多穆斯林认为甘地的计划是印度教的阴谋，试图阻碍他们的进步！
甘地因为健康问题提前出狱。他于1924年当选为国民大会党主席，这是他唯一一次担任党派职务。他对日渐分裂的印度社群深感担忧，特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族群的隔阂，不合作运动不仅凸显了这种隔阂，更在某些情况下使隔阂变得更大了。他善意但不明智地支持穆斯林领袖反对英国于1919年废除土耳其哈里发的运动，而这种支持也没有促进族群间的团结。相反，这强化了穆斯林神学家的控制，疏远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和其他世俗穆斯林领袖，鼓励了泛伊斯兰主义，并激起了印度教徒对穆斯林不忠的怀疑。于是甘地决定解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问题，并于1924年开展了为期21天的禁食，以在他们之间建立“相互尊重和宽容”的态度。除了将这个问题置于国家议程的重要位置，并鼓励了一些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他的禁食实际上收效甚微。
甘地觉得有必要专注于他的《建设性纲领》，以建立印度人反抗殖民统治所需的团结和自信，并最终维持他们的独立。于是，他转而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消除贱民阶级、鼓励家庭手工业、推广纺车、普及方言土语。他决定在1926年全年静默，把时间用于冷静反思、社会工作和保存情感能量。他一直相信沉默的再生力量，多年里，他将周一当作静默日，实在不可避免时，才用铅笔头潦草笔谈。正如他在1928年5月写给B. C. 罗伊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我在等待时机，你会发现，当国家准备好时，我会领导国家的政治。我没有虚伪的谦虚。毫无疑问，我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一名政治家，我对国家的自由有着自己的计划。但我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1930年，甘地的时机到来了。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恐怖主义和工人武装斗争呈上升趋势。事实证明，1919年以来建立的代议制机构让人失望，它们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而且资源匮乏。不断恶化的世界经济形势影响了印度，并导致印度国内相当大的动荡。甘地感觉“空气中弥漫着暴力”，某种形式的公民不服从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形势需要，而且可以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提供安全阀，避免国民大会党内部的分裂。然而他担心在印度国民目前的情绪下，即使是最和平的反抗也有可能演变成暴力。在“日思夜想”之后，甘地于1930年决定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抵制政府对食盐征税的决议。抗议活动涉及在海边制盐的违法行为。正式地说，这是属于他个人而非国民大会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仅限于他自己和一些他精挑细选的同伴，并且所有人都承诺，他们不仅同意非暴力运动是务实的，而且将它视为一种信仰，即使在最大的挑衅之下也会坚持下去。甘地之所以选择食盐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影响了所有的印度人，团结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穷人的影响最大，并且凸显了英国统治的不人道。由于在海边制盐所产生的收入对政府来说微不足道，抗议活动不太可能激起英属印度政府严厉的报复行为。
与代表不同地区和宗教的78名男性同伴一起，时年61岁的甘地开始了他为期24天的南征，前往241英里
以外的海岸村庄丹迪。这让人想起1913年他在两千多人的陪同下进入德兰士瓦的5天行军。他每天走10~15英里，所经村庄的数百人会为他欢呼，有时甚至加入他的队伍，他们拿着《薄伽梵歌》的副本，引用它和《圣经》的内容，并通过将甘地和基督两者与当局的对抗相提并论来羞辱基督教政府的良知。在全印度的鼓励和全球媒体报道他的日常进展的情况下，甘地终于在4月5日到达丹迪。凭借一位伟大政治家的精湛的表演技巧，他公然蔑视政府的禁令，抓起了一把盐。印度的海岸和众多的内湾沿岸成千上万的人，主要是农民，开始效仿他的做法，非法制盐。他们遭到殴打，有时甚至是非常残忍的肉刑，其中包括甘地在内的6万人被捕，监禁时长各有不同。食盐进军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相信殖民统治是脆弱的，只要他们有必要的意志，他们就可以结束殖民统治。它向英国政府发出了类似的信息。它显示了殖民政府的不人道，还使印度独立的斗争国际化，使英国政府面临相当大的来自世界的压力。
图3 1930年3月12日“食盐进军”中的甘地
插图来源： 1930年3月12日“食盐进军”中的甘地［来源： Mahatma Gandhi: Nonviolent Power in Action, Dennis Dalt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30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导致了伦敦的协商会议，甘地在上次离开伦敦17年后，于1931年9月抵达伦敦。作为一个受欢迎且备受追捧的人物，他会见了许多意见领袖、牛津学者、宗教人士，甚至包括萧伯纳和卓别林。他访问了英国的不同地区，包括兰开夏郡，在那里，他为抵制英国布料、损害了英国织造业的利益而向纺织工人道歉，并请求他们同情和理解。他对《曼彻斯特卫报》的C. P. 斯科特进行了一次“令人永生难忘”的访问，该报被称为英国“最公正和最诚实的报纸”。他在白金汉宫觐见了国王，身着他在1922年所采用的作为他认同穷人的标志的缠腰布，将他曾在英国披的用以御寒的披肩搭在肩上。当一名记者评论他衣着简陋时，他回答道：“国王穿的够我俩穿了。”一年后，温斯顿·丘吉尔称他为“半裸的苦行僧”时，甘地感谢他的“赞美”并写道，“虽然还不是，但他很想成为一个全裸的苦行僧”。
然而，在会议室里，甘地的影响力就有限得多，部分原因是他在正式集会上总是局促不安，也有部分原因是他并没有认真对待协商，还有部分原因是他在那儿并没有如他自己认为的一样被视为印度人民的最高代表，而是被视为要求受到英国政府关注的众多印度社群领袖之一。谈判涉及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甘地觉得这种谈判有些乏味。随着谈判的进展，他再次意识到，如果印度要赢得独立，他就需要争取少数族群社区的支持，尤其是“贱民”和穆斯林。两者对甘地来说都是烫手山芋，而后者的问题远比前者的难解决。
在伦敦谈判期间，“贱民”的领导人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选区，就像1909年以来穆斯林群体和1919年以来锡克教徒、欧洲人和其他群体所享有的权利一样。它涉及每个社区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表。许多殖民地行政官，包括1918年《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报告》的作者，都认为独立的选区“会引起分裂”，并且是共同公民身份“非常严重的障碍”，但殖民政府保留了独立选区并不断扩大它们以赢得少数族群的忠诚和支持。甘地在伦敦会议期间和会后以最强烈的措辞抗议把选区扩大到“贱民”群体。在他看来，与其他少数族群不同，“贱民”是印度教社会的一部分，给他们建立单独的选区将延续他们“贱民”的地位，并免除种姓印度教徒反对贱民习俗的道德责任。政治算计也不是甘地没想到的，因为独立的选区会削弱印度教徒多数族群的人数优势，鼓励少数派联盟反对它，并进一步分裂国家。甘地不介意为“贱民”保留席位，包括种姓印度教徒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为其投票，但他不能支持他们设立单独的选区。
当英国政府无视甘地的抗议，在1932年8月的《社群裁决》中设立了独立选区时，身陷囹圄的甘地唯一可以采取的行动便是禁食。“贱民”领袖安贝德卡谴责禁食为“政治噱头”“卑鄙邪恶的行为”，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大多数印度教徒认为禁食是完全合理的。安贝德卡经过5天艰苦的谈判，最后达成了折中方案。对独立选区的要求被取消，作为回报，“贱民”获得了比《社群裁决》给予他们的更多的预留席位，以及用于提升他们教育水平的特别资金。甘地意识到印度教“正处于活火山爆发边缘”，并以比以往更大的热情和决心投入他的反贱民阶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