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人类和宇宙的解释，最初似乎都源自宗教，随后是哲学，最后才是科学，至少西方社会如此。因此，哲学一开始就受宗教的启发，并影响了后续出现的科学。不可否认，这便是从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至伽利略时代的欧洲文化格局。

伽利略对现代科学形成的意义部分在于他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诸多发现，形成了诸多见解，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让科学再受哲学的桎梏。他逐步摆脱了哲学家长期确立的权威，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圣经》寻求支持，由此引发了一场争取科学探索自由的斗争，这场斗争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这场斗争中，人们普遍认为伽利略以科学之名向宗教信仰发起了挑战，但这绝非他的本意。尽管神学家确实将伽利略科学扼杀在摇篮中，但这也许并非他们最初的打算。伽利略科学只是间接参与了这一著名事件，即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审判并定罪，我希望在本书中能对其进行新的阐述。

关于这一事件，欧洲所有主要国家的杰出学者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仍难以达成共识。甚至学界以往也倾向于分成科学和信仰两派，或许是因为在对抗性的审判程序中，只存在两种可能的判决——“有罪”或“无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偏袒一方，而忽视了其他悬而未决的谜题。为了降低这些谜题的数量和影响，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宗教界和科学界的主要代表之间日益互相尊重。只有考虑所有的可能性，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情境中还原历史真相。每一个新的假设都会极大改变可能性的平衡。我所采取的立场与我所了解的任何立场都不同，我无意贬低这一复杂问题的其他解释，而只是想提出一个假设，它也许乍看之下荒诞不经，但也许能在破解旧谜题的同时不会产生同样麻烦的新谜题。

这就是科学本身常做的，而一个有趣的巧合是，让伽利略陷入争议的同样的科学假说也印证了这一点。当哥白尼提出太阳静止、地球运动的假说时，天文学家早就能够像哥白尼那样精确地计算出过去和未来的行星位置，并且他们逐渐承认一些天文难题无法攻克，例如内行星的运行周期与太阳有关，外行星在冲日时会停顿并逆行。哥白尼的假说并没有解决天文学的所有问题，却破解了一些长期困扰天文学家的谜题，使他们的工作重心重回正轨。尽管如此，哥白尼的假说仍显得有些离奇，因为人们都能看到地球是静止的。

因此，我关于伽利略事件的假说也许乍看之下十分荒谬。我认为，伽利略并不是哥白尼天文学的狂热支持者，相反，他所做的一切旨在保障天主教会的未来，以及保护宗教信仰不受任何可能的科学发现的影响。对那些持怀疑态度者，我目前只能说，任何愿意将其仅仅当作虚构故事接受的人，进一步阅读之后，就会发现有多少困扰人们已久的难题在他的眼前烟消云散——正如伽利略告诉我们的，比萨的一位教授安东尼奥·桑图奇本想通过研究哥白尼的理论来反驳他，反而被他的观点折服。同样的事情或许早已发生在伽利略身上，因为众所周知，没有人生来就相信地动说，而且大多数人一开始会反对这个理论。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伽利略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早年就开始捍卫哥白尼体系。倘若事实如此，那便难以理解伽利略对其他科学问题的谨慎态度。更难解释的是，他30多岁才提及自己对哥白尼天文学的偏好，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对此保持沉默。当伽利略在出版物中支持哥白尼的新体系时，他已经年近半百，而且他同时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诸多实质性成果。那些将伽利略视为哥白尼学说的狂热支持者的人，并不了解莱奥纳尔多·奥尔斯基（Leonardo Olschki）所说的“他的科学人格”。

我们可以从伽利略的信件和出版物中逐渐拼凑出他的人格画像。他行事谨慎，不会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结论；他通晓社会习俗，不愿与教会或宫廷中的权威人士产生冲突。他所卷入的大多数争议，皆由于他的建设性观点遭到他人的质疑，并非他主动挑衅；对大多数这样的攻击，他甚至没有回应。如今，虽然不能排除一个年近半百之人为了某项事业而突然狂热得失去理智的可能性（尽管他之前没有表现出任何不稳定的迹象），但鉴于他能够与各色各样的人友好相处，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他的朋友都是一些判断力非凡的智者，他们与伽利略的立场和背景大相径庭。

人们普遍将伽利略视作坚定的哥白尼主义者，导致大众对他的性格和人格有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我并不是说这表明它是错误的，尽管在逻辑上只有错误的假设才会导致自相矛盾的推论。一种评价认为，伽利略显然是一位直觉上的科学英雄，他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与愚昧的传统对抗；另一种评价则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麻烦制造者，他用挑衅的言辞激怒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损害了真正的科学事业。至少有一种评价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摒弃，而我认为应该摒弃上述两种评价。我们不应该根据伽利略与宗教裁判所的冲突来推断他的人格，而应该独立地研究他的人格，以了解它对这场冲突的影响。凭借大量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透过其中记载的伽利略在各项事务中的言行来衡量他的行事作风和品质。大多数人都善于判断他人的性格和人格，或者至少能够区分盲目的狂热者和理智的人。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权衡伽利略受审相关的另类假设时，把人格因素纳入考量是不甚学术的，因为人格是一个过于主观的概念，不适合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至少有些人宁愿将伽利略视作伟大社会和学界的傀儡，而非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一个不依靠晦涩的哲学就能做出任何决定的人。我并不是说人格是一个客观的概念，但在我看来，它和天主教会一样，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许多学者对天主教会进行了大量研究。我认为，天主教会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每一个个体都和伽利略一样复杂多面，比如十位审判者中有三位枢机主教拒绝签署针对伽利略的判决书，还有一位大主教在伽利略陷入困境时邀请他在审判结束时做客，并在审判结束后及时挽救了伽利略的理智和性命。我了解其著述和行为的天主教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其人格在我看来，并不比伽利略的更难或更易捉摸。

一个人若是行为不端，伤害他人，可能导致他人对其人格进行慎重的评估。两所意大利名校和两位托斯卡纳大公长期以来对伽利略信赖有加，而赢得名校和大公的信任从来不是易事，尤其是在意大利。显然，伽利略并非一个惹祸招灾之人，这是他负责任的雇主们的共识，尽管他们深知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他们认定伽利略只为正义而战，因此聘用了他，这也加深了我们对他人格的认识。

对伽利略著作的长期研究使我深信，他措辞严谨，它们反映了他真实的信念。但在一件事上，我保留了自己的判断。从古至今，意大利语都要求使用礼貌的短语和某些夸张的手法，这些技巧在英语中也风行一时，可能被解读为不真诚。同样，天主教惯例也要求对教义和显贵表示尊敬，尽管这些不一定都是发自肺腑的。在阅读伽利略的意大利文著作时，我努力避免把礼貌的套话当作发自肺腑的话语。因此，我对伽利略频繁地表达他对教会的忠诚不以为意，而且实际上对此漠不关心。除非与教会有关，他似乎从来没有使用过“虔诚”这个词。这是一个感情色彩强烈的词，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因此，这个词的出现只有两种可能——表达发自肺腑的虔诚，或者是远非虔诚之人表达抗议的一种防御性策略。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事实上是在写了部分内容之后，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假设，即伽利略并非出于礼节，而是发自肺腑地表达了他对教会的虔诚，这种对天主教的虔诚也许正是他冒险的动力，即便他的冒险最终没有换来赞誉，反而招致了惩戒。我曾反复研读相关的文件，可以说，它们与伽利略在各种相关场合上的言论相互印证。这个新假设对我而言犹如晴天霹雳，就像在意外发现了一份被埋没的文件之后，心中长期的困惑解开了。如果伽利略最关心的是教会，而且他不忍看到教会被科学宿敌引入致命的误区，那么大公对他的信任也就不再令人费解了，即便经验丰富的罗马大使曾告诫大公要谨慎行事。伽利略的雇主会赞同对天主教虔诚，他会像罗马大使一样，认为对哥白尼学说的狂热是被误导和轻率的。宗教裁判所的三位枢机主教不愿在针对伽利略的判决书上签字，这令人费解，除非他们个人确信了伽利略对天主教的虔诚。在新假设的框架下，围绕整个事件的许多以往的困惑一一消散。我想，这个假设之所以没有在过往的学术辩论中出现，是因为对天主教的拥护者来说，伽利略似乎违背了教会的法令，而对冷静的科学的拥护者来说，伽利略的人格又与宗教狂热格格不入。

这一事件历史久远，新的文献资料几乎绝迹；在某种程度上，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手中零散的文件整合成一部完整的史料。相关文件直到一个世纪前才曝光，从后世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学家认为伽利略的不少言论似乎是不真诚的，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宗教和科学之间不可弥合的鸿沟。当伽利略的审判文件最终公布时，正值达尔文进化论与宗教神创论激烈交锋之时，这可能对它们的历史解释造成了影响。

然而，伽利略事件发生之前，宗教与科学之间并无任何裂痕，科学与哲学之间也无任何区别。伽利略开创了一门哲学家无法接受的科学，这导致了近年来将伽利略视为哲学家的努力皆以失败告终。但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裂痕，并非伽利略造成的。他在1615年哥白尼学说争端开始时，在《致大公夫人克里斯蒂娜》中明确指出，那道裂痕是哲学教授捏造的谎言：

他们竭力散布这样的观点：（哥白尼学说）主张总体上与《圣经》背道而驰，因而是该受谴责的和异端的。他们明白，人的天性就是这般，总会寻找理由去欺凌自己的邻舍，不论这一行为多么不义……因此，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那些愿意在讲坛上宣扬新学说的可谴责性和异端的人……

如果我没有弄错，他们恐怕与《圣经》的教义和教会神父的本意背道而驰，他们会扩展这种权威，甚至在与信仰无关的纯粹物质问题上，也要我们完全舍弃理性和感官的判断，而只遵从《圣经》的一些段落，尽管在字面意思之下，这些文字或许另有深意。（D&O 179）

伽利略甚至不怪罪那个在佛罗伦萨的讲坛上谴责他的神父——一个年轻的多明我会狂热分子，希望借此提高自己在教派中的地位（事实证明是徒劳的）。伽利略将此归咎于人性，而非宗教。那个无知神父背后，是那些企图借《圣经》之名而行异端之实的哲学教授。在理性不利于他们时，他们就诉诸权势，而伽利略不会宽恕这一点。按照他们现有的原则，理性在万事万物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伽利略指控哲学教授利用人性的弱点，他们还背离了自己的原则。他们把《圣经》牵扯进与伽利略的争论中，而伽利略认为这实属不虔诚之举。

在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浩瀚文献中，不寻常的是，伽利略对哲学教授的指控竟然无人问津。人们可能以为他们只是无辜的局外人，置身于与己无关的争端中，或者是可笑的保守分子，发表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著作来反对伽利略的新科学。然而，文献却证明，伽利略的指控是公正的；在任何神父公开批评他之前，他的哲学家对手就声称他的观点违背了《圣经》，曾考虑请一些神父公开这样说，结果却遭到了一位教会人士的斥责。伽利略在动笔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之前，就已经了解了这些事件，以及暗处的敌人究竟是谁。 /VLQ86wpp68xOaprBzC4aUxXF4/ALnbSgfSThtPUqB2UrHF45WBaixhs3ePrgY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