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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史料线索:英雄世界的真实性

荷马史诗的“考古学之父”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是一个张扬的人物,他与学术机构的联系甚微。在专业的批评家剖析荷马史诗,试图找出不同作者和创作层次之时,施里曼在着手证明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施里曼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年轻时接受过一些古典教育。其父后来因挪用教会资金被抓,于是他不得不离开正规教育机构,开始独立谋生。他当过杂货店学徒、船舱服务生、簿记员,后到俄罗斯做进出口代理商。正是这最后一份工作,最终为他积累了非常可观的资本。

施里曼先是加入加州淘金大军数月(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位代理人抱怨货物缺斤少两),后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为军事承包商,之后,他终于可以全力投身于一个如他后来所说,自幼就怀抱的雄心壮志:探寻古特洛伊遗迹,证明它是一座真正存在过的城市。令人惊讶的是,他真的做到了:施里曼在土耳其的希沙利克进行考古挖掘,发现了一座壮观的防御堡垒。他凿通不同的考古层,一挖到底,发现了宝藏。他年轻的希腊妻子佩戴着古代珠宝的照片成为他远征的象征,令世人震惊(见图5)。

图5 索菲亚·施里曼佩戴着丈夫在古特洛伊遗址发现的珍宝,1874年左右

古典主义专家对此的反应则明显冷静得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在1906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海因里希·施里曼在希腊城市伊利昂 的土地上翻找,毫无语言学或历史学的学识基础,被天真的信念驱使,认为荷马史诗中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为他的发现喝彩,这情有可原;公众缺乏历史学识,误以为真金白银可以证明荷马史诗叙述的真实性,这可以原谅……对这种事情,人们不会大肆抨击,但也不会把它当回事儿。

施里曼坚持认为,发现特洛伊一直是自己儿时的志向,而维拉莫维茨则主张其发现不过是儿戏。事实上,施里曼对荷马史诗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虽然诗歌和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比他想的更复杂。

希沙利克的遗迹,以及在希腊大陆迈锡尼和梯林斯的进一步发掘(施里曼也参与了指导),证实了公元前1 000多年雄伟壮观的文明曾在此繁荣,其中一些地点在荷马史诗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在迈锡尼、皮洛斯和其他几个公元前1 000多年的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带有线形文字B的石板,这证明那个时期的人已经掌握书写技术。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突然崩溃(原因至今不明),接踵而至的是一段很长的衰落时期,即古希腊所谓的“黑暗时代”。直到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才重获繁荣: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见证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城邦的兴起,第一批神殿和神像的建造,旅游和贸易的大幅增长,新殖民地的建立,人们从黎凡特重新引入了文字(线形文字B的相关知识已在黑暗时代湮灭)。

问题在于荷马史诗在这些重大历史变革中处于什么地位。麦克尔·文屈斯和约翰·查德威克于20世纪50年代破译了线形文字B,古典学家们曾希望能找到荷马史诗的早期版本——至少也应有以六步格韵律记录的神与人的故事。然而,迈锡尼的石板却没有这类记载。根据现有的证据,线形文字B主要用来记录据实的清单和库存。不过,即便是这些青铜时代的行政文件,似乎也表明了与荷马史诗的某些联系。例如,来自皮洛斯的石板显示,对海神波塞冬的崇拜在当地尤为普遍,而《奥德赛》也传达了同样的内容。

即使《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可能有一些迈锡尼语言和文化的痕迹,这两部史诗肯定也创作于黑暗时代之后。史诗中提及例如神殿和神像的物质环境、叙事艺术,还有从色雷斯延伸到腓尼基和埃及的世界知识,都是公元前8世纪末或公元前7世纪初之前没有出现的。这就得出了一个年代下限:史诗的创作时间不可能比公元前700年早太多。更棘手的是,诗歌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时代要比这早得多。

即使在荷马史诗最早期的受众看来,特洛伊战争也属于遥远的过去,在那里战斗的英雄们从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种族:他们更强壮,更接近神,但同时在一些方面又更原始,容易陷入极端情绪,也缺乏社会凝聚力。古代的希腊公众崇拜这些英雄,在他们的坟墓前献祭,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保护。事实上,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英雄崇拜与史诗并行发展:对令人敬畏的古代陵墓遗址的拜谒活动与大量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同时出现。

在《伊利亚特》中,我们被告知英雄们可以轻易地投掷“两个人也举不起来”的巨石。英雄的饮食(一个令古代荷马史诗学者着迷的话题)也使他们与众不同:英雄们似乎完全以肉食为主,而在现实生活中,古希腊人的饮食却以豆类、水果和蔬菜为主。农业提供了人们日常所吃的食物;红肉主要在宗教节日时食用,当大型动物被献祭时,人们会立即将其吃掉,以免肉类变质。简而言之,英雄们每天吃的东西是荷马史诗的受众在宗教仪式上才有福享受的。

荷马史诗中使用的比喻也体现了英雄的世界与诗人及其受众所熟悉的世界之间的微妙差异。例如,埃阿斯不情不愿地缓慢退出战场,就像一头驴子被孩子们挥棒赶出玉米地;雅典娜挡开即将射向墨涅拉俄斯的箭,“就像一个母亲在孩子甜蜜地熟睡时赶走苍蝇”;奥德修斯外衣的材质像洋葱皮一样,透薄且有光泽。比喻中的世界往往比本体叙事中描述的世界更普通,但技术上却更先进。

我们继续说饮食的话题,捕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伊利亚特》中没有人吃鱼,《奥德赛》中只有一次,还是为了不被饿死,万不得已而为。然而,几个比喻揭示了在诗人所处的世界里,捕鱼不仅是日常活动,而且涉及精湛的技术。事实上,这些比喻经常被用来描述技术性的问题:屋顶是如何用联锁梁建成的?如何给银器镀金?象牙制的衔口如何染成紫色?诗歌中的这类比喻表现出诗人对大众技能的浓厚兴趣。相比之下,英雄们往往像自然之力,像野生动物——例如狮子和野猪,威胁着人类耕作。如此便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英雄比普通人更强大,但在比喻中,对于诗人明显致敬的那些技术性活动,英雄们却没有足够的耐心或安宁去实践。

荷马史诗中的一些段落明确地评论了自英雄们在特洛伊作战以来,事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例如,在《伊利亚特》第十二卷的开头,诗人坚持说“阿开奥斯人” (即希腊联军)在其营地周围建造的围墙已经不复存在。在这段文字中,他甚至称在特洛伊战斗中阵亡的战士们为“半神的种族”,强调他们的超凡地位。《伊利亚特》的后面部分简短地提及宙斯之子、半人半神萨尔珀冬死后被埋在吕基亚,等待他的是众人对英雄的崇拜。诗歌中还有其他一些英雄崇拜的模糊暗示,但都很罕见——考虑到古希腊的英雄崇拜如此突出,这一点起初令人十分惊讶。似乎荷马史诗并没有强调英雄死后获得的巨大荣誉,而是戏剧性地描述了他们面对死亡时有多么艰难。

遗迹是英雄的世界与荷马史诗受众的世界之间最切实的联系。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特洛伊、迈锡尼,以及其他公元前1 000多年壮观的防御工事遗址,这证实了一个更伟大的时代、一个过去的文明存在过,那时人们确实有能力用大量的巨石进行筑造。尤其是特洛伊,它的位置非常靠近传统上认为与荷马出生有关的地方,也是我们已知的史诗措辞的发源地,这不可能是巧合,一定是那里的遗迹孕育了宏伟的诗篇(见图6)。

图6 特洛伊城墙,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伊利亚特》创作之时,即公元前700年左右,这些壮观的遗迹诉说了一个更古老、更宏伟的时代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讲述了遥远且神秘的过去——即使在其最早的观众看来也是如此——但故事情节却设置在一个真实的、可辨识的场景中。这并不代表荷马史诗中的所有地点都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奥德修斯在返乡途中,从马莱阿角被吹离航线,直到他在伊萨卡岛醒来。想要追踪这段旅程并非易事,尽管许多古代和现代读者都试图找到答案。罗马人坚持认为他到过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正是在这一段旅程中,奥德修斯遇到了一些最不可思议的人,这绝非巧合:住在充斥着风的城堡里的风神埃俄罗斯;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将奥德修斯的同伴都变成猪的女巫喀耳刻;阴暗地府的亡灵;塞壬;女妖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海之女神卡吕普索;费阿刻斯人,他们最终提出用他们的神奇船只带奥德修斯回家,船只“靠自己的智慧引导航线,从未遭遇船难”。

伊萨卡岛的情况则不同:它显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位于希腊西海岸,但荷马史诗中的描述与当地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根据荷马所言,伊萨卡岛是“所有朝向西方的岛屿中最远的一个”,而现代的伊萨卡岛却不是。荷马提到了四个岛屿(萨梅、伊萨卡、杜利基昂、扎金索斯),而现代的地图只标识了三个岛(凯法利尼亚、伊萨卡、扎金索斯)。学者们努力将荷马史诗中的伊萨卡岛与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比如,他们认为奥德修斯所在的岛可能是现代的凯法利尼亚岛,而非伊萨卡岛,并用曾发生多次地震来解释荷马史诗的描述与当地景观之间的差异。但也许更合理的假设是,在早期史诗受众的脑海中,希腊西部的轮廓模糊不清。毕竟,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荷马史诗起源于伊奥尼亚,离西部有数百英里 。同样明显的是,叙事的需要及史诗的创作与再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荷马史诗的景观(例如,某个形容词可能被改为一个地名,以及其他类似的变化)。

关于荷马史诗中景观的类似考虑也适用于史诗中的荷马社会: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哪个群体像史诗中描述的人们那样生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揭示了古希腊人如何想象过去的伟大英雄。那些英雄比“今天这样的人”强壮得多,但更爱争吵,也更加自私。正如《伊利亚特》的开篇所表明的那样,当阿基琉斯与远征特洛伊的希腊军队领袖阿伽门农因一个女奴的所有权发生争执时,他决定给希腊人(也就是他本应与之共同作战的希腊将士)造成无数痛苦,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奥德修斯没能救下任何一个同他一起到特洛伊作战的部下,当他最终回到家时,他似乎决意要发动一场内战。历史学家指出,在公元前1000年早期,权力是分散的,领导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然而,公元前7世纪快速的社会变化与政治变化(我们可追溯到那时不断扩大的社区、新的定居点、不断发展的贸易和旅游)也对诗歌中权力的探索提供了适当的背景。

这里的主要观点是,没有任何解释能指向荷马史诗的创作一定是为了哪些原始受众、哪种历史背景或特定的政治议程。像阿伽门农这样有缺陷的领导人总是受人关注的,而阿基琉斯这样批评权威的人也是如此。至于奥德修斯,这位技艺高超的幸存者,他在人类的思想中航行了近3 000年。简而言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讲述的故事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因此很难确定诗人最初创作它们的原因,以及为谁而创作。

由于诗歌的背景设在遥远的过去,诗中对史诗表演的描述不能作为荷马史诗本身创作和传播方式的直接证据。《奥德赛》描绘了两位职业歌手:盲吟游诗人得摩多科斯,他在费阿刻斯人的宫廷里招待了奥德修斯;菲米乌斯,他唱歌以取悦伊萨卡岛的求婚者们。他们的曲目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探讨的事件与主题相关:得摩多科斯讲述了阿基琉斯与奥德修斯之间的争吵,还有阿瑞斯和阿佛洛狄忒的爱情故事,最后(应奥德修斯的要求)是特洛伊木马,这是奥德修斯为赢得战争而亲自策划的一出妙计。菲米乌斯所唱描述的是希腊军队从特洛伊归来的旅程。这个话题让珀涅罗珀感到痛苦,因为她的丈夫仍然下落不明,但忒勒马科斯可以接受,他说,因为“人们赞美最新的歌曲”。这样看来,《奥德赛》中的史诗表演似乎都是晚餐时的即兴演唱,它们可能反映了史诗的早期起源(贵族聚会上偶尔的娱乐活动),但并未提供关于荷马史诗本身如何创作或为何创作的具体线索。

《伊利亚特》长达15 000多行,从头到尾表演下来大约要花上整整三天(或整整三晚)。《奥德赛》的篇幅几乎相同。这些不朽的史诗必定是为了反复表演而创作的,它们当然不会依赖那些总是赞美“最新歌曲”的人,因为创作、表演和接受它们所下的功夫太大了,如果只能体验一次,那是不合理的。简而言之,这些诗歌需要投入和组织。一定要有某种形式的机构支持,以便在歌手长时间的吟诵期间安排休息时间,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并提供其他设施。

正如《奥德赛》中描述的偶尔的表演与归于荷马的不朽史诗之间存在差异一样,写作技术在创作诗歌的时代必然比在描述诗歌的时代更为重要。在荷马史诗中,只有一处提到了书写或与之类似的东西。《伊利亚特》讲述了英俊的柏勒洛丰的故事。一位已婚妇女试图勾引他,但却遭到了他的拒绝。女人羞愤难当,对丈夫抱怨说柏勒洛丰想与她发生关系,要求将他处死:

……国王 听了怒不可遏,

他心里有所畏惧,避免亲手杀人;

就把他送往吕基亚,把恶毒的书信交给他,

他在折叠的蜡版上写下致命的话语,

叫他把蜡版交给岳父,使他送命。

无论蜡版上的这些符号是什么(也许是一种文字,也许是一种特别的编码,又或是某种图画),反正绝不是什么好东西。虽然柏勒洛丰到达吕基亚后,避开了杀身之祸,但试图以书写的方式杀人绝非真正的英雄行为。在《伊利亚特》中,书写被描绘成一种狡猾的伎俩,但关于英雄时代何为正当行为的思想,并不一定适用于诗歌形成的时代。

某个时期必定存在书写技术(否则我们现在就不会看到这些诗歌了)。黑暗时代之后,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古希腊采用了一种基于西闪米特文字的字母文字。人们在那不勒斯海岸附近的伊斯基亚岛上发现了一只不起眼的陶土杯(可追溯到公元前740年—公元前720年左右),它为荷马史诗提供了重要证据(见图7)。杯子侧面刻有几行诗句,骄傲地自称“涅斯托耳之杯……”

在《伊利亚特》中,涅斯托耳拥有一只神奇的杯子,由纯金打造而成,只有强壮如他才能举起这只杯子(这是一个令古代和现代读者困惑不解的细节,因为涅斯托耳在《伊利亚特》中已上年纪,并且不是希腊人中最强壮的)。在伊斯基亚岛发现的这只普通的陶土器皿与《伊利亚特》中著名的涅斯托耳之杯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杯上的铭文很可能是对史诗或其他有关大名鼎鼎的涅斯托耳和他的杯子的史诗故事的戏谑引用。铭文极其规整地排列,可让人看出它是写在纸莎草纸或皮革上的史诗文本,尽管这样的文本(如果存在)不一定是《伊利亚特》或《奥德赛》中的文本。一些学者推测,书写技术被引入古希腊正是为了记录荷马史诗,但暂无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成立(西闪米特文字有明显的实际应用,例如在贸易行业),而且来自伊斯基亚岛的这只杯子的制作年代很可能早于我们的史诗。

图7 “涅斯托耳之杯”及其铭文的线条图(公元前740年—公元前720年左右)。在那不勒斯海岸附近的伊斯基亚岛发现的这只杯子,其上刻有最早的希腊字母。文字可能暗指著名的涅斯托耳之杯——在《伊利亚特》中有过描述

即使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或已成文的年代,人们所听到的都还是口头吟诵。我们知道,公元前6世纪,暴君庇西特拉图或他的某个儿子曾下令,在最重要的城邦节日泛雅典娜节上,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完整地背诵荷马史诗。那时肯定已经有了书写文本来为这项任务提供便利。我们还知道,公元前520年左右,意大利南部利基翁的忒亚根尼正在撰写关于荷马的文章:如果存在关于荷马的文本,那么合理推测也应该存在他诗歌的文本。尽管如此,我们的资料仍然强调表演而非写作:古希腊人关注的是被称为荷马史诗吟诵者的专业艺人,他们会在希腊语世界的泛雅典娜节和其他许多城邦节日上吟诵荷马史诗。史料可证实,到古代晚期,这些诗歌就已广泛传播。在众多地方发现的古希腊花瓶展示了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启发而创作的绘画,它们与更一般化的史诗主题形成了对比。它们连同现存发现的最早的其他诗人作品中对荷马的引用和提及,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提供了一个时间界点: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这两首诗歌在整个希腊语世界已广为人知。 ontrHHNL7hCCepE/NGkUd0inTOH3nPBVSqn4pVXT/D/koDg2iQXkA+2972igsK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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