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找荷马：争议与美学的交织

最早提及荷马之名的现存史料，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我们从中得知，古希腊人将荷马视为一位杰出的古代诗人，但除此之外，关于其人，所知几无定论。甚至“荷马”一名尚存争议：作者们似乎大都直截了当地使用该名，但也有人坚持认为，“荷马”仅是绰号，意为“盲人”或“人质”，指代诗人的人生中某段痛苦的经历。（“荷马”的含义之争悬而未决：该名不是标准的希腊人名，但明显并非杜撰。）诗人故土在何地，古时亦是议论纷纷。古老传说提及伊奥尼亚（即土耳其西部及附近岛屿）的几处地点，称荷马生于希俄斯岛、士麦那或伊奥利亚的库梅。还有记载提到雅典、阿尔戈斯、罗得岛和萨拉米斯。关于荷马故土，除了这7个地点的传统说法，总有新说不断：这是一场试图高人一筹的游戏，甚至有古希腊学者称荷马乃埃及人，或早期罗马人，理由是他描述的英雄之举更像是外国人的行为。公元2世纪，琉善撰文嘲笑了这些学说，称他真正去过极乐岛，亲眼见过荷马，而且一锤定音地将其出生地确定为古巴比伦。

如同荷马莫衷一是的生平，哪些诗歌确为其所著也无定论。《伊利亚特》从未受过质疑，但《奥德赛》则有辩疑。还有一系列史诗，现存的仅有一些片段和情节概要，有时会被认为是其所著，比如几首献给众神的《荷马颂诗》。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荷马作品的认定范围变得越来越窄。公元前6世纪及公元前5世纪早期，古希腊作家认为荷马撰写了整套史诗长篇，而不仅仅是那两首诗歌。比如，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公元前456年左右）称自己写的悲剧是“荷马盛宴中的小菜”，他心中一定认定荷马写下了整部特洛伊战争的诗集，以及有关俄狄浦斯、他的孩子们及争夺底比斯的诗集。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左右）也认为荷马写过一些关于特洛伊和底比斯战争的诗歌，但他开始怀疑其中部分诗歌的真正作者是否为荷马：比如，他注意到《伊利亚特》和《库普里亚》（又译《塞浦路斯之歌》，一首关于特洛伊战争初期的系统叙事诗）有矛盾之处，并提出，这两者当中只有《伊利亚特》为荷马所著。至公元前4世纪时，只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自荷马之手已成公论：比如，柏拉图引用“荷马”之言时，只取自这两首诗。比他晚一辈的亚里士多德从美学角度将这两首诗歌与系统叙事诗做了区分，他指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比其他早期史诗行文更紧凑。荷马诗歌，“不论是技巧还是天赋”，都围绕一个单一行动展开，而不像其他史诗那样，呈现多个仅有松散联系的情节。

简而言之，关于荷马的著作，人们的所知所解不只有流传的事实，还存在一些争论——古早时代便已如此。诗歌品位几经翻新，对“荷马”的定义也随之变化。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注重戏剧效果：他把荷马史诗视为一种广泛的史诗传统，许多戏剧均可从中有所借鉴。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则更关注事实的准确性：他反复考证了通常被认为是荷马史诗的各种诗歌，发现《库普里亚》与《伊利亚特》有矛盾之处，因而质疑两者为一人所著。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情节、写作技巧和才华进行了理论分析：他发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不朽诗篇均构思精巧、结构严密，于是认定两者出自同一位杰出诗人之手。

然而，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之后，关于荷马究竟创作了什么仍然众说纷纭。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们采用了更为严格的标准，以辨别荷马史诗的真伪。他们细致分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措辞和语法，在真实性可疑的诗行或段落旁边做上特殊的标记——画一条长线，名为“存疑符号”。他们还广泛地争论荷马可能创作了什么，没有创作什么，猜测他的性格及人格。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对荷马性格的兴趣颇浓，试图根据人们对他的描述，用自然的写实主义描绘荷马的面孔（见图1）。当然，他们的努力未能揭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真正作者，但证明了对荷马的身份和外表的持久兴趣——这种兴趣延续至今（见图2）。正如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所言：“人们因强烈的愿望凭空塑造一张张失传的面孔，荷马的肖像便是如此。”

鉴于古希腊人对荷马所知甚少，后人很容易全盘否定他们的观点，从零开始分析那些被认为是荷马所作的诗歌及传颂它们的背景。然而，事实上，想要重新开始是不可能的。我们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的不仅有荷马的名字、关于他的几尊雕像和传说，还继承了一种习惯，就是根据公认的作者来讨论《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有系统叙事诗。佚名传播的史诗并不具有同样的传颂史或阐释史。

在彼特拉克致敬荷马后，其他学者开始学习希腊语，把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并对史诗进行诠释。他们发现，荷马史诗其实难副作者盛名。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第一个提出荷马史诗不可能是由一位伟大诗人创作的，而是源于古希腊人集体的大众文化。他认为史诗过于“卑鄙、粗鲁、血腥、自负……荒诞、愚蠢又肤浅”，不可能是伟大作家的作品。他还补充说，诗歌所涉内容有差异，故事的风格也不尽相同，应为集体智慧的产物。

几十年后，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1759—1824）根据当时新近出版的一份重要的拜占庭手稿“甲抄本”（Venetus A）里的评注，严谨地提出了“荷马问题”。他认为，荷马史诗以早期的口头创作为基础，经由古代人编辑和修订而成。沃尔夫于17 95年出版《荷马绪论》，认为研究文本的历史比认定诗歌作者的身份更重要：沃尔夫钦佩亚历山大图书馆学者们的评注工作，认为现代语言学家可以做得更出色。鉴于他表达了对语言学进步的强烈愿望，我们可以理解他在《荷马绪论》中把古典学定义为一门现代学科。然而，就连沃尔夫也无法逃脱关于荷马的古老争论。歌德曾用一首尖酸刻薄的打油诗讽刺沃尔夫：

沃尔夫的荷马

古有七座城，争荷马故土；

“狼” 把他撕碎，一城拾一骨。

且不说沃尔夫名字的双关性及诗中的一些不敬之意，歌德对沃尔夫的成就也表示怀疑。他认为荷马身份之争由来已久，史诗作者并非一人之说已是老生常谈。歌德本人是一位诗人，他主张将关注点放在荷马的诗歌上，而非围绕荷马史诗的学术争论，但事实上这两者密不可分。正如尼采于1869年在巴塞尔大学的就职演讲中指出的那样，“荷马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传承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美学判断”。

沃尔夫的《荷马绪论》启发了后来被称为“分析派”的学者，他们试图将荷马史诗的不同部分归于不同作者。而“统一派”学者坚持诗歌的艺术完整性，他们认为，这些诗歌在创作和意图上有明显的统一性，所以只能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即使民众对他知之甚少。在不同的形式和伪装下，这种争论持续存在。时至今日，一些古典学家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视为一位（或两位）杰出诗人的作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创作过程，并在表演中被再创作。正因为“荷马问题”没有达成整体的共识，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将阐述有关诗歌创作的证据。第四章将讨论诗人在被归为他的作品里的声音。第五章至第七章将介绍《伊利亚特》，第八章至第十章则专门讨论《奥德赛》。总的来说，本书提供的解释认为尼采是正确的：围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创作的争论与审美评价相互交织。 dh3JmwNqk0GaOu1DivWECJDBFafjSQyGWkJcYEOY1v4vkE+8BzqebBwphR4Tru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