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贫困意味着什么

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法院大楼里，第十层是处理儿童保障案件的地方。不久前，我在那里待了一天，遇到了一名55岁的男子，他已为人父，在港口的仓库工作。刚工作了一整夜的他告诉我，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疲惫。需要连班工作的时候，他有时会吸食一种叫“速球”（speedball）的东西，是由可卡因、苯二氮类和吗啡或海洛因混合在一起制成的。“速球”能帮他保持清醒或减轻疼痛。当局出具的毒理学报告把相关配方写得清清楚楚，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他是职业瘾君子，但事实上，他只是疲于奔命的美国贫困劳工当中的一个。当局认定，这位父亲无法独立照顾三个孩子；而孩子们的母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且吸食苯环己哌啶 ，也不能照顾孩子。于是，这位父亲做了个冒险的选择，他把老大和老二交给自己的继母抚养，希望当局能允许他自己照顾最小的孩子。当局同意了，他的公设辩护人觉得这是一场漂亮的胜仗；在法庭外，他们紧紧拥抱，庆祝胜利。他放弃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只为去争取挨着贫困独自把第三个孩子养育成人的机会——在纽瓦克法院大楼第十层，这就是胜利的样子。

严格来说，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和住房，那他就算是“穷人”。官方贫困衡量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是由社会保障管理局的行政人员莫莉·奥珊斯基设计的。奥珊斯基认为，如果我们把贫困的本质视为没有钱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同时把食物算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用以下这两个指标来量化贫困：第一，一个家庭一年当中花在食物上的开销；第二，购买食物的开销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奥珊斯基认定，最基本的食物支出大约占一个美国家庭预算的1/3。比如说，在1965年一个四口之家需要花1 000美元吃饭，那么年收入少于3 000美元（换算到2022年初约为27 000美元）的家庭就是贫困家庭，因为他们吃饭的开销超过了总收入的1/3，为此需要放弃其他一些必需品。奥珊斯基在1965年1月发表了这项研究，她写道：“这样一来，有5 000万人（其中2 200万是幼儿）在贫困线以下挣扎，或者是在其边缘徘徊。”这一数字让那些生活富足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1]

直到今天，官方贫困衡量标准仍然是基于奥珊斯基的计算制定的，并且每年根据通胀情况进行调整。2022年，单身人士的贫困线定在年收入13 590美元，四口之家的贫困线则是年收入27 750美元。

我说过，想要理解美国的贫困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盯着穷人的生活，但我们必须从这迈出第一步，才能更好地理解贫困究竟是什么，并把握其中的利害关系——因为贫困不仅仅是挣得少那么简单。借用诗人莱丽·朗·索尔杰的话说，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2]

* * *

在写上一本关于驱逐和美国住房危机的书时，我住在密尔沃基做研究。在那里，我认识了克里斯特尔·梅伯里。1990年的春天，她母亲在肚子里怀着她的时候遭遇抢劫，后背被刺了11刀，导致克里斯特尔早产，但母女俩都活了下来。她母亲之前也遭受过刀伤，从克里斯特尔记事起，父亲就一直虐待母亲。她父亲吸食快客可卡因，母亲和外祖母也一样。 ^[3]

后来克里斯特尔的母亲设法离开了她父亲，不久后，父亲就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母亲带着克里斯特尔搬进了另一个男人和他父母的家，那个男人的父亲猥亵克里斯特尔，她对母亲说了，但母亲不相信她。就在克里斯特尔开始上幼儿园后不久，儿童保护服务局（负责保护儿童免受虐待的政府机构）介入了。于是，克里斯特尔被安置在了寄养机构，那年她5岁。

克里斯特尔陆续住过很多集体之家和寄养家庭。她和一位姨妈住了5年，后来姨妈又把她送回了寄养机构。在那之后，她在一个地方最长只住过8个月的时间。进入青春期后，克里斯特尔开始和集体之家的其他女孩子打架，并因此被指控犯有伤害罪，右脸的颧骨上还多了一道疤。她周围的人来了又去，与之相伴的还有这些人的房子、宠物、家具、餐具。只有食物是相对稳定的，于是克里斯特尔就开始靠吃东西寻找安慰。她开始发胖，并因此患上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6岁时，克里斯特尔不再读高中；17岁时，她接受了一名临床心理学家的检查，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性依恋障碍和边缘性智力功能障碍。满18岁后，克里斯特尔就不能再住在寄养家庭里了。因为患有精神疾病，她获批了补充保障收入（SSI），这是政府针对低收入的老人以及盲人等残障人士的一种补贴。她每个月可以获得754美元，一年就是9 000多美元。

因为之前在集体之家打架而被控犯有伤害罪，克里斯特尔在两年的时间里不得申请低收入住房。就算没有这个限制，她也要排队，排在她前面的人太多了，等待时间长达6年。克里斯特尔在私人租房市场上找到了她的第一间公寓，那是一个破旧的两居室，位于城市最贫穷的社区，周围多数居民是黑人；她自己也是黑人，之前在西班牙语裔和白人社区找房子都吃了闭门羹。房租占了她收入的73%，过了没多久，克里斯特尔就没钱按时交房租了。在搬进去几个月后，她第一次被房东扫地出门，这件事被记录在案，很可能导致她今后的住房援助申请被拒绝。被赶出去后，克里斯特尔在收容所认识了一名女子，两个人一起找到了另一间公寓。但后来有一次，她因动手把朋友的朋友从窗户推了出去，就又被房东赶走了。

克里斯特尔开始在收容所里过夜，要么就在朋友和教会成员家借宿。她学会了街头生存之道，懂得如何在夜里躲避危险，白天，她在公交车上和医院的候诊室里睡觉。她学会去依靠陌生人，有一次她在公交车站认识了一名女子，就和她一起住了一个月。克里斯特尔很讨人喜欢，她热情开朗又风趣，还有个可爱的小习惯——喜欢拍拍手，大笑着自我解嘲。她会在公共场合唱歌，唱的大多是福音歌曲。

她一直以为补充保障收入是稳定的，因为它不会炒你的鱿鱼，也不会克扣你的工时。她说：“补充保障收入总会到账的。”然而有一天，钱没有到账。克里斯特尔获批补充保障收入的时候尚未成年，在她成年后，政府重新评估了她的申请，认定她没有资格获得这笔钱。于是，食品券成了她唯一的收入来源。她尝试过献血，但由于她的血管太细，没能成功。以前在教会和寄养家庭里认识的人渐渐都不和她来往了。过了几个月，补充保障收入还是没到账，克里斯特尔开始睡大街，开始卖淫。她以前从不愿早起，但现在她知道早起就能抓住上班路上的男人们，是最容易接活的时间。

* * *

对于克里斯特尔和与她状况相似的人们来说，贫困当然意味着没钱，但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麻烦事堆积如山。

贫困意味着痛苦，生理上的痛苦——家庭保健护理员和注册护士助理往往遭受着背痛之苦，因为他们要弯下自己的身体，帮助老人和病人从床上和马桶上起身；收银员往往忍受着脚部和膝盖的痛楚，因为他们必须站着为我们点餐、帮我们结账；清洁工则往往饱受皮疹和偏头痛之苦，因为她们要使用含有氨和三氯生的产品清洁我们的办公大楼、家里和酒店房间。

在美国的肉类加工厂里，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两起截肢事故：工人在使用带锯时，一不小心就会锯掉自己的手指或整只手。在亚马逊仓库里，分拣员可以从自动售货机上免费获取止痛药。在贫民窟的房子里，霉菌和蟑螂携带的过敏原会渗入孩子们的肺部和呼吸道，令他们患上哮喘；这些房子含铅量超标，对儿童幼小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贫困意味着癌症，居住在石油化工厂和废物焚烧炉附近的人们体内更容易生成癌细胞。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大约1/4有蛀牙而未能获得医治，这可能会导致牙齿进一步龋坏，引起剧烈的疼痛，并可能感染整个面部甚至大脑。公共保险只覆盖很小部分的牙科护理费用，许多家庭根本没有钱定期去看牙医。在《平价医疗法案》出台10年后，仍有3 000万美国人完全没有保险。 ^[4]

贫困意味着要用结肠造口袋和轮椅，意味着夜惊，意味着没有把人打死但致人伤残的子弹。在芝加哥，2020年枪支暴力导致722人死亡，3 339人受伤。据估计，全美有八成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幸存下来，但往往被迫在痛苦中度过余生。穷人的生活里常常充斥着暴力，包括在儿童时期经历的暴力。从马萨诸塞州监狱释放的人当中选出的调查样本显示，超过40%的人在儿童时期目睹过谋杀；从被新泽西州儿童保护服务局调查过的父母当中选出的样本显示，超过34%的人小时候在家庭里经历过暴力，17%受到过性侵。 ^[5]

贫困意味着创伤，由于社会没有为治疗这种创伤提供资源，穷人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痛苦。我的朋友斯科特在儿童时期被性侵，成年后开始嗑药，最终吸上了芬太尼，他每次花20美元，给自己买来一份安乐。斯科特在40多岁时戒了毒，维持了几年，然后又复吸，最终孤独地死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的前室友金博尔（大家都叫他Woo）从未吸过毒，也很少饮酒。有一次，他在我们以前在密尔沃基市同住的一栋破旧的复式公寓里踩到了一根钉子，因为没钱去看病，就只能不去管这个伤口。Woo患有糖尿病，这加速了伤口的感染，最后导致他不得不接受小腿截肢手术，不然就要丢掉性命。

除了痛苦之外，贫困还意味着颠沛流离。过去20年来，租金飙升，租房者的收入却下降了；然而，在那些符合联邦政府住房援助条件的家庭里，真正得到援助的只占1/4。大多数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现在要花至少一半的收入来租房，1/4的家庭将70%的收入用于支付租金和水电。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低收入租户被赶出家门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紧急事件变成了生活常态。美国平均每年有360万份驱逐文件被贴在租户门上或交到他们手里，大致等于2010年金融危机高峰期时银行收回的房屋数量。一旦租户被驱逐，就有搬运工负责把他们的家当搬走。在配枪法警的陪同下，在被扫地出门的家庭的注视下，搬运工手脚麻利地完成任务。他们会把一切都清走，淋浴帘、地板上的床垫、冰柜里冻着的肉、橱柜里的面包都包括在内，这些东西要么被锁在仓库里（如果不按时给仓库缴费，这些东西通常会被拉去垃圾填埋场），要么就被扔在人行道上。被扫地出门的人只能尽力重建自己的生活。 ^[6]

如今，劳动力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要求我们从头开始。在所有的新职位中，有一半不到一年就会被淘汰。过去那些有一定保障的工作，甚至是有工会资质的岗位，现在都变成了临时工。临时工不只包括开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在医院、大学和保险公司工作的人。很多人误以为制造业仍然能提供待遇良好、稳定的“铁饭碗”，但实际上制造业现在聘用了超过100万临时工。私营部门的长期岗位在逐步减少，特别是对于男性员工而言；未来几年中，临时岗位的增长预计将超过所有其他岗位。1970年以来，收入的波动性（即薪水在短时间内增长或减少的幅度）已经翻了一番。对于许多美国劳动者来说，收入极不稳定，每年甚至每月、每周都有大幅度的波动。市场底层的“垃圾工作”越来越多，这些工作提供的薪酬低，没有福利，也很少有保障，而美国社会对此听之任之。零售、休闲娱乐和建筑等行业每年都有超过一半的员工流失。劳动者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刚毕业的年轻人则在充满深深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进入劳动力市场。 ^[7]

贫困意味着时刻担心情况会变得更差。美国有1/3的人生活没有什么经济保障，他们做着公交车司机、农民、教师、收银员、厨师、护士、保安、社工这样的工作。其中许多人并未正式被纳入贫困者的行列，但如果你住在迈阿密或波特兰这样的城市，一年挣5万美元，还要努力养大两个孩子，这不算贫困又算什么呢？如果你既没有资格获得房屋补助，又申不到贷款，这又算什么呢？或者你要花一半的工资去租房，再拿1/4的工资去还学生贷款，这又该怎么说？如果你这个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下个月又多挣了一点，但却一直稳定不下来，又该叫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人同样在经历贫困。 ^[8]

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个自由之地，你可以一路自由下坠，坠入“破布无产者” 的行列。 ^[9] 根据最新的国家数据，美国每1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深度贫困”之中，也就是极端贫困。一个人的收入如果还不到贫困线水平的一半，就属于深度贫困。2020年，对于单身人士来说，年收入低于6 380美元就是深度贫困；对四口之家来说，这个数字是13 100美元。同年，美国有近1 800万人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美国的儿童深度贫困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都要高，有超过500万儿童处于这样的困境，我们对此同样听之任之。 ^[10]

经济学家估计，在美国一个人每天大约需要4美元才能支付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相比之下，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等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这个数字为1.9美元，这是世界银行给这些国家划定的贫困线。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2018年写道，美国有530万人“按全球标准来看处于绝对贫困”，也就是每天的生存费用不超过4美元。迪顿写道，美国数百万人“面临的苦难，无论是拮据的物质状况还是恶劣的健康状况，都与非洲和亚洲的穷人一样，甚至更糟” ^[11] 。在美国不再提供保障性现金福利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极端贫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与之相伴的还有其他严峻的指标。1995—2018年，接受“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补助（也就是食品券）但没有现金收入上报的家庭数量，从大约28.9万增加到120万，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50。全国各地公立学校上报的无家可归的儿童人数，从2007年的794 617增加到2018年的130万。 ^[12]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美国生活着一个赤贫阶层，人们原以为这种程度的贫困只在别的地方存在——那里的人打着赤脚，挺着大肚皮，离我们很遥远。

贫困意味着自由的丧失。当代美国的监狱体系相比于其他任何国家或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无与伦比的。平均每天有200万人被关在监狱和看守所里，另有370万人在缓刑或假释中。这个体系所象征的是一些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比如正义、法律和秩序，而在这些概念背后的现实则是美国的在押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都非常贫困。在黑人男性这个群体中，如果没有读完高中，到35岁左右几乎七成进过监狱。监狱剥夺了人们的黄金岁月，不仅包括沉静倦怠的晚年，也包括斗志昂扬的壮年时代。犯人在押期间自然摆脱不了贫困。各州犯人工作的平均时薪为14美分到1.41美元不等。美国不仅把穷人藏在立交桥下和远离中央商业区的移动房屋营区里，还把他们藏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使其销声匿迹：在大多数全国调查中，在押人员都不纳入统计之列，这导致美国体现在统计数据上的进步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关于贫困的统计指标不光排除了监狱和看守所在押人员，也排除了住在精神病院、中途之家 和流浪者收容所里的人。这意味着，美国有千百万穷人并没有被官方纳入统计范畴。 ^[13]

贫困意味着你感到政府不是站在你这边，而是和你对着干的；你感觉这个国家是为了服务其他人设计的，而你自己注定要被管理、被“走程序”、被粗暴对待、被剥夺自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城市通过了“市容市貌法”，禁止“令人不悦的乞丐”出现在公共场所。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利用禁止流浪和游荡的条例把穷人从公园的长椅上赶开，从街角赶走。现在，市政法规仍然允许警察逮捕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无家可归者，这等于将极度贫困定为一种犯罪。近年来，在美国所有被枪杀的人当中，有多达1/12的人死于警察之手。3/4的黑人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受警方的残酷对待，而警察的工作本来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其中一些孩子的名字已经为人熟知，比如塔米尔、乔治、埃里克；而其他人的名字我们已经忘记了，或者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14]

政府常常通过指控穷人犯有轻罪或存在违规行为来剥夺他们的财产：这是穷人为迟交子女抚养费、坐地铁逃票或者持有大麻被抓而付出的代价。一个轻微的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其他违规行为接踵而至。比如，你可能最初因为忘记了出庭日期，或者有一笔该交的钱没有交，结果再次受到处罚，多项处罚叠加起来，你就会陷入堆积如山的判决和债务之中。刑事司法机构向穷人征收高额罚款和费用，常常让他们为自己受到的检控和监禁买单。如果这些人没能按时缴费，法庭就发出逮捕令，动用私人讨债机构，甚至以监禁作为惩罚。如今，有许多人在看守所中苦苦挣扎，不是因为他们被判有罪，而是因为他们没按时交钱或者负担不起保释金。有时候，一个人与执法机构只要发生轻微的摩擦，就能体验到窝囊的感觉。政治学家维斯拉·韦弗已经证明，那些曾被警察拦下（但没有被逮捕）的人投票率更低。韦弗写道，刑事司法体系“培养人们接纳一种特殊的、较低级的公民身份”。 ^[15]

贫困令人感到尴尬和羞耻。法国社会学家欧仁·比雷曾经评论说，困苦（misère）是“贫穷在道德层面的体现”。这种感觉可能出现在你去福利办公室“走流程”的时候：你要等待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和办事人员见上一面，说10分钟的话，而且从对方的态度来看，他们并不欢迎你的到来。这种感觉可能出现在你回到家的时候：公寓的窗户上全是裂痕，橱柜里爬满蟑螂，而房东却责怪你，说是你没有打扫干净。这种感觉可能出现在你看电视、听流行音乐、读儿童书籍的时候：这些作品不假思索地把穷人排除在外，让你意识到自己在外面的社会中是多么无关紧要。有时候静下来想想，你甚至自己都开始相信那些关于你的谎言。你知道公园、沙滩、购物街、体育场这些公共场所都不是为你而建的，于是你干脆不去了。贫困消耗着你的生命，但很少有人把贫困作为一种身份去接纳。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都比告诉别人你一穷二白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当政治家提出脱贫立法时，他们说这是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当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动员人们争取更高工资和住房公平时，他们说自己是在代表“工薪阶层”、“家庭”、“租户”或者“大多数人”而战斗；当穷人走上街头抗议，通常也不会打出贫困的旗帜。话说回来，并没有哪个旗帜是代表穷人权利的。 ^[16]

贫困意味着生命和人格的矮化。贫困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让你无法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它会占用你本应用来做决策的精力，让你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麻烦事上，比如有燃气账单还没交费，或者是工作丢了，从而没有精力关注其他的事情。当一个街区发生枪击致死事件，在案发后的几天里，附近孩子们的认知测试分数会大幅下降，因为暴力事件让他们分心。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影响会逐渐缓解，直到下次再发生枪击命案。 ^[17] 在贫困的影响下，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在我们这些生活富足的人看起来不明智甚至是特别愚蠢的决定。请想一想：你有没有经历过坐在手术室外，一边看时间一边祈祷好消息的到来？此情此景下，你只关心眼前的紧急情况，其他所有事物和责任都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也确实微不足道）。这和生活在贫困之中是有相似之处的。行为科学家森迪尔·穆拉纳坦和埃尔达尔·沙菲尔称之为“精力税”，他们写道：“贫穷会降低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比熬一整晚夜的程度还要严重。”当我们被贫穷困扰，“我们能分给生活中其他事情的精力就更少了”。贫困不仅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还分走了人们的精力。 ^[18]

此外，贫困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种族劣势能够加剧不平等，相应地，种族特权也能缓解不平等。（种族和阶级，哪个是更主要的问题？哪个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哪个是分支？对你来说，哪个器官更重要，是心脏还是大脑？）黑人的贫困、西班牙语裔的贫困、美国原住民的贫困、亚裔美国人的贫困、白人的贫困，各有不同。黑人和西班牙语裔美国人陷入贫穷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这不仅源于美国种族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当今的歧视造成的。今天，黑人的失业率仍然是白人的两倍；研究显示，黑人求职者遭遇职场歧视的可能性和30年前相当。从这方面来看，当代人并没有取得进步。 ^[19]

相比贫困的黑人家庭和西班牙语裔家庭，贫困的白人家庭生活的社区经济条件要好一些。在全美国所有大都市区，没有任何一个白人社区的贫困率超过40%，也就是说在白人居住的地方，各种极端恶劣条件并不集中出现。但在全国各地，许多贫困的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家庭都是在这样集中的极端恶劣条件下生活的。这意味着，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家庭的孩子，大多数贫困的白人家庭的孩子能够去资源更丰富的学校上学，能在更安全的社区居住，较少遭受警察暴力，居住条件更有尊严。贫困不仅存在于个体层面，还存在于社区层面。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家庭更有可能体会个体贫困和社区贫困叠加在一起带来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贫困的黑人男性与巴基斯坦、蒙古男性的预期寿命相近。 ^[20]

如今，黑人和白人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与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相当。我们的体制系统性地把黑人挡在获得土地和财富的大门之外，而且这种情况已经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大多数人第一次买房的时候，都有父母帮忙付首付。许多人会选择给自己房子办贷款重组来帮助孩子买房——二战后美国政府曾为白人社区提供购房补贴，这些人的父母当年也以同样的方式帮助他们。 ^[21] 2019年，美国白人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是18.82万美元，而黑人家庭仅为2.41万美元。家长只有高中文凭的白人家庭比家长有大学文凭的黑人家庭拥有的平均财富水平还要高。 ^[22]

贫困往往意味着物质匮乏、慢性疼痛、监禁、抑郁、药物成瘾等各种问题叠加交织，不一而足。贫困不是简单画一条线，它是各种社会弊病的紧密联结，与所有我们关心的社会问题都密不可分，比如犯罪、健康、教育和住房。贫困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意味着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家庭过着没有安全、没有保障、没有尊严的生活。 ^[23]

[1] Carmen DeNavas-Walt and Bernadette Proctor,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15), 44,table B-1; Bruce Meyer and James Sullivan, “Identifying the Disadvantaged:Official Poverty,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the New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 (2012): 111–36;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A Roadmap to Reducing Child Pover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9), 291–92;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Measuring Poverty: A New Approach (Washington,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95); Alice O’Connor, “Poverty Knowledge and the History of Poverty Research,”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Social Science of Poverty , eds. David Brady and Linda Burt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69–92; Alice O’Connor, “When Measurements Matter:Poverty, Wealth,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52 (2020): 589–607; Mollie Orshansky, “Counting the Poor:Another Look at the Poverty Profil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Bulletin ,January 1965, 4;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2020 Poverty Guidelin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0).

[2] Layli Long Soldier, Whereas (Minneapolis: Graywolf Press, 2017), 44;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2022 Poverty Guidelin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2).

[3] 克里斯特尔·梅伯里为化名。Desmond, “Severe Deprivation”; Matthew Desm ond,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Crown, 2016).

[4] Robert Bullard, 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Equality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2009);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ealth, United States, 2019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able 28:Untreated Dental Caries, b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s: United States, Selected Years 1988–1994 Through 2015–2018”; Robin Cohen et al.,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Early Release of Estimates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2021,”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22; Bhargavi Ganesh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ing and Asthma Among School-Age Children,” Urban Institute,October 2017; Emily Guendelsberger, On the Clock: What Low-Wage Work Did to Me and How It Drives America Insane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9); Helen Hughes et al., “Pediatric Asthma Health Disparities: Race, Hardship, Housing,and Asthma in a National Survey,” Academic Pediatrics 17 (2017): 127–34;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Deceit and Denial: The Deadly Politic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Christopher Muller, Robert Sampson, and Alix Winter,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The Social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ead Expos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4 (2018): 263–82; Kamyar Nasseh, Marko Vujicic, and Cassandra Yarbrough, A Ten-Year, State-by-State Analysis of Medicare Fee-for-Service Reimbursement Rates for Dental Care Services (Chicago: Health Policy Institute, 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 2014); Leah Rosenbaum, “Tooth Decay: An Epidemic in America’s Poorest Children,” Science in the News ,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22, 2017;Andrew Wasley, Christopher Cook, and Natalie Jones, “Two Amputations a Week:The Cost of Working in a US Meat Plant,” The Guardian , July 5, 2018.

[5] Anthony Braga and Philip Cook, “The Association of Firearm Caliber with Likelihood of Death from Gunshot Injury in Criminal Assaults,” JAMA Network Open 1 (2018): 1–10; Jooyoung Lee, “Wounded: Life After the Shooting,”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42 (2012): 244–57;Laurence Ralph, Renegade Dreams: Living Through Injury in Ganglan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Rosenbaum, “Tooth Decay”;Gillian Slee and Matthew Desmond, “Resignation without Relief: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the Relinquishing of Parental Rights,” Working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2022; Bruce Western, “Lifetimes of Violence in a Sample of Released Prisoners,”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2015): 14–30. 笔者在2021年3月2日与帕特里克·夏基沟通后获取了芝加哥枪支暴力的相关数据。

[6] CoreLogic, “United States Residential Foreclosure Crisis: Ten Years Later,”2017; Desmond, Evicted , part 2; Matthew Desmond, “Unaffordable America:Poverty, Housing, and Evicti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Fast Focus 22(2015): 1–6; Will Fischer, “President’s Budget Would Provide More Vouchers to Help Families with Rising Housing Cost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April 20, 2022; Ashley Gromis et al., “Estimating Eviction Prevalen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9(2022): e211616911; Dowell Myers and JungHo Park, “A Constant Quartile Mismatch Indicator of Changing Rental Affordability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2000 to 2016,” Cityscape 21 (2019): 163–200; RealtyTrac, “Record 2.9 Million U.S. Properties Receive Foreclosure Filing in 2010 Despite 30-Month Low in December,” 2011; U.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985–2022;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Housing Vacancy Survey, April 27, 2022, table 11A;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40th Percentile Fair Market Rent, 1985–2022”; U.S.Census Bureau,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2019, table 10. 相关的住房成本估算未包括以下几类人：那些未报告支付现金租金的租户，以及那些在住房上的开销超过其家庭总收入的人。

[7]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Table 16. Annual Total Separations Rates by Industry and Region, Not Seasonally Adjusted,” March 10, 2022; Business Wire,“Temporary Employment in the U.S. to Grow Faster Than All Jobs Through 2025,According to New Job Forecast from TrueBlue and Emsi,” November 1, 2019;Matthew Desmond, “Americans Want to Believe Jobs Are the Solution to Poverty.They’re No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September 11, 2018; Henry Farber,“Job Loss and the Decline in Job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abor in the New Economy , eds. Katharine Abraham, James Spletzer, and Michael Harp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223–62; Jacob Hacker and Elisabeth Jacobs, “The Rising Instability of American Family Incomes, 1969–2004: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May 29, 2008; Erin Hatton, The Temp Economy: From Kelly Girls to Permatemps in Postwar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Wojciech Kopczuk, Emmanuel Saez, and Jae Song, “Earnings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Social Security Data Since 1937,”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2010): 91–128; Jake Rosenfeld, You’re Paid What You’re Worth: And Other Myths of the Modern Econom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158, 173;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Temporary Help Services, 1991–2021, source code CES605613200.

[8] PolicyLink, 100 Million and Counting ; Ann Huff Stevens,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Spells: Updating Bane and Ellwoo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34–37;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2021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HINC-01.

[9]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 2nd ed., ed. Robert Tucker (New York: Norton, 1978 [1852]), 594–617.

[10]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Roadmap to Reducing Child Poverty , 62;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2020 Poverty Guidelin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20);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2021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CPS ASEC), POV-01: Age and Sex of All People, Family Members and Unrelated Individuals: 2020, Below 50% of Poverty.

[11] Robert Allen, “Absolute Poverty: When Necessity Displaces Desi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2017): 3690–721; Robert Allen, “Poverty and the Labor Market: Today and Yesterday,”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2 (2020):107–34, 113–15; Angus Deaton, “Price Indexes, Inequalit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World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2010): 5–34; Angus Deaton, “The U.S. Can No Longer Hide from Its Deep Poverty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18.
近期进行国际贫困状况评估变得越发困难，因为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项目”已停止公布廉价小米和高粱的价格，而这些价格是计算基础食品成本的重要指标。

[12] Jason DeParle and Robert Gebeloff, “Living on Nothing but Food Stamps,” The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 2010; Poverty Solutions, Markers of Extreme Pover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1); National Center for Homeless Education, Federal Data Summary, School Years 2016–17 Through 2018–19 (Browns Summit,N.C.: National Center for Homeless Education, 2021); National Center for Homeless Education,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2007–08 Federally Required State Data Collection for the McKinney-Vento Education Assistance Improvements Act of 2001 (Browns Summit, N.C.: National Center for Homeless Education, 2009); H. Luke Shaefer and Kathryn Edin, “Extreme Poverty Among Households with Children Since the 1996 Welfare Law,”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5th ed., eds. David Grusky,Nima Dahir, and Claire Daviss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H. Luke Shaefer and Kathryn Edin, Extreme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6 to 2011 (Ann Arbor, Mich.:National Poverty Center, 2012), table 1; H. Luke Shaefer et al., “The Decline of Cash Assistance and the Well-Being of Poor Households with Children,” Social Forces 98(2020): 1000–25. 有关极度贫困的探讨，见：Bruce Meyer et al., “The Use and Misuse of Income Data and Extreme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907, May 2019; and H. Luke Shaefer,“Critique of $2.00 a Day, or New Evidence of Need Among America’s Poor?” at twodollarsaday.com。

[13] Deborah Johnson, “Connections Among Poverty, Incarceration, and Inequality,”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Fast Focus 48 (May 2020); Melissa Kearney et al., “Ten Economic Facts About Crime and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Policy Memo,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2014; Becky Pettit, Invisible Men: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Myth of Black Prog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2); Pew Charitable Trusts, “Probation and Parole Systems Marked by High Stakes, Missed Opportunities,” September 25, 2018; Wendy Sawyer, “How Much Do Incarcerated People Earn in Each State?,”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April 10, 2017; Wendy Sawyer and Peter Wagner, “Mass Incarceration:The Whole Pie 2022,” Prison Policy Initiative, March 14, 2022; U.S. Census Bureau, “Fact Shee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ACS) and the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to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 ASEC)” (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21);Bruce Western, Punishment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98.

[14] Katherine Beckett and Steve Herbert, Banished: The New Social Control in Urba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Gun Violence Archive 2021,verified August 28, 2022; Sheila Harris,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Black Mothers Worry Their Children Will Be Victims of Police Brutality, Essence Survey Finds,” Essence , June 15, 2020; Christopher Ingraham, “1 in 13 People Killed by Guns Are Killed by Police,” The Washington Post , June 1, 2015;Susan Schweik, The Ugly Law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枪击死亡数据归属于非自杀死亡数据。

[15] Alexes Harris, Heather Evans, and Katherine Beckett, “Drawing Blood from Stones: Legal Debt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 (2010): 1755–99; Alexes Harris, Mary Pattillo, and Bryan Sykes, “Studying the System of Monetary Sanctions,”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8 (2022): 1–34; Issa Kohler Hausmann, Misdemeanorland: Criminal Courts and Social Control in an Age of Broken Windows Polic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Joshua Page and Joe Soss, “Preying on the Poor: Criminal Justice as Revenue Racket” in Money and Punishment, Circa 2020 , ed. Anna VanCleave et al. (New Haven, Conn.: Yale Law School, 2020), 15; Devah Pager et al., “Criminalizing Poverty: The Consequences of Court Fees in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7 (2022): 529–53; Vesla Weaver, “The Only Government I Know,” Boston Review , June 10, 2014; Vesla Weaver and Amy Lerman,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arcer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 (2010): 817–33.

[16] Dean Herd, Andrew Mitchell, and Ernie Lightman, “Rituals of Degradation:Administration as Policy in the Ontario Works Programme,”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39 (2005): 65–79; Linda Nochlin, Misère: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Misery in the 19th Centu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2018), 8; Celeste Watkins-Hayes, The New Welfare Bureaucrats: Entanglements of Race, Class, and Policy Ref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7] Patrick Sharkey, “The Acute Effect of Local Homicides on Children’s Cognitive Performa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2010):11733–38.

[18]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3), 13, 54, 161; Baba Shiv and Alexander Fedorikhin, “Heart and Mind in Confl ict: The Interplay of Affect and Cognition in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6 (1999): 278–92.

[19] John Creamer, “Poverty Rates for Blacks and Hispanics Reached Historic Lows in 2019,”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eptember 15, 2020; Lincoln Quillian et al., “Meta-Analysis of Field Experiments Shows No Change in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over Tim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 (2017): 10870–75; H. Luke Shaefer, Pinghui Wu, and Kathryn Edin,“Can Poverty in America Be Compared to Conditions in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4 (2017): 84–92;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Labor Force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Washington, D.C.: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21).

[20] Douglas Massey, “Still the Linchpin: Segregation and Stratifi cation in the USA,” Race and Social Problems 12 (2020): 1–12; Douglas Massey and Nancy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bert Sampson, Great American City: Chicago and the Enduring Neighborhood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1] 在美国，业主和租户之间的鸿沟和其他所有鸿沟一样深刻，这种鸿沟的形成具有历史原因，是为了维护和推动种族不平等而精心设计的治国方略所导致的。房屋所有权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重要，其重要性是由新政塑造出来的，其中《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案规模庞大，在1948年占到联邦预算的15%，没有其他任何一项社会政策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比肩。该法案鼓励大量退伍军人办理按揭贷款，这些贷款利率较低，而且最高可免除30年贷款的首付。二战后回到美国的老兵们排队购买了数以百万计的新房。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退伍军人的按揭贷款占到所有家庭贷款的40%以上。但与此同时，从设计到实施，该法案都将许多公民排除在外。罗斯福为了争取新政能赢得国会支持，需要安抚南方的民主党人。因此，罗斯福不得不默许国会将许多非白人排除在这些新出炉的机会之外，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在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等项目中，许多主要由非洲裔美国人从事的工作领域，如农业劳动、家政服务等，都被排除在外。地方退伍军人管理局和其他践行种族隔离的机构也参与其中，系统性地把非白人退伍军人挡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门外。同时，联邦住房管理局不为非白人社区的按揭贷款提供担保，导致银行拒绝了这些社区的贷款申请。因此，就算少数族裔老兵们能过得了退伍军人管理局这一关，他们仍然需要面对与银行的斗争。“相关影响是深远的，”历史学家艾拉·卡茨内尔森在他的书中写道，这本书的书名起得相当贴切——《当平权为白人服务：美国20世纪种族不平等未被讲述的历史》。见： When Affirmative Action Was White: 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2005), 16–23, 55, 116, 122–28, 170. “到了198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提供的按揭贷款大部分已经到期。这一年白人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为39 135美元，而黑人家庭只有3 397美元，仅为白人的9%。这种差距大部分源于房屋所有权的差异。”另见：Matthew Desmond, “House Rule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May 9, 2017.

[22] Mehrsa Baradaran, The Color of Money: Black Banks and the Racial Wealth Gap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Neil Bhutta et al., “Disparities in Wealth by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2019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eptember 28, 2020;Desmond, “House Rules”; Heather Long and Andrew Van Dam, “The Black White Economic Divide Is as Wide as It Was in 1968,” The Washington Post,June 4, 2020.

[23] 发展经济学领域最初创立了多维度的贫困测量方法。美国相关的定量研究参见：Udaya Waglé,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 Alternative Measure ment Approach for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 (2008): 559–80;Roger Whit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Springer Books, 2020). 相关评论参见：Sudhir Anand and Amartya Sen, “Concepts of Hu man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i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Papers (1997): 1–20; Matthew Desmond and Bruce Western, “Poverty in America:New Directions and Deb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4 (2018): 305–18。 jYlzOuO0VXJQqA8UqTn8KLlKD9Ksy7iAQCsXF25kq+oevIW2ALhfz5qrcP6UH2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