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国的贫困状况为什么如此严重？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成年以后，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和报道贫困问题。我曾在非常贫困的社区居住过，也曾与全国各地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共度时光；我仔细研读统计数据和官方报告，聆听社区组织者和工会代表的心声，向他们学习；我起草公共政策，学习福利制度、城市规划和美国种族主义的相关历史，还在两所高校授课，讲授有关不平等问题的课程。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自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贫困这个问题。在这个富饶的国家，怎么会存在这么多的苦难？我给不出一个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从小就开始关注贫困问题。小时候，我家住在亚利桑那州温斯洛郊外几英里的地方，房子价值6万美元。温斯洛是一个小镇，66号公路从这里穿过，往西走是弗拉格斯塔夫市。房子很小，是木质结构的；房子周围是压实的土地，杂草丛生。我很爱我的家，爱那个烧木柴的炉子，也爱那几株俄罗斯橄榄树。我们一家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父亲在附近的第一基督教会担任牧师。牧师收入不高，全靠信众的奉献。我爸常发牢骚，说镇上的铁路工人都比他挣得多。父亲能读懂古希腊文，但比不上铁路工人有工会。

如果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们要么学着自己去修，要么就凑合着用。有一次，我拿着一把红色莱德气枪把窗户打穿了，就一直没有修理；还有一次，我和家里的一位朋友在一个废品回收站淘来了适配的零件后，一起为我的第一辆皮卡车换了一台发动机。后来，父亲丢了工作，银行把我们的房子收走了，那时候这种事还不常见，于是我们学会了没有房子住也能凑合过日子。总的来说，我把这件事怪在了我爸头上。但有时候我也想不通，我们国家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遇到难处的家庭呢？

为了能上大学，我申请了能申请的所有奖学金和学生贷款，最终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习。与此同时，我也勤工俭学：早晨在星巴克调过咖啡，还做过电话推销员，你能想到的工作我都干过。暑假期间，我就不声不响回到老家附近的一片林区，在那做荒地消防员；开学后，我就和校园周围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待在一起——不是作为志愿者去帮他们准备餐食、送衣物，而是和他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帮助年少的我厘清了我所看到的世界，那就是：这世界有太多、太多的钱。在我的老家温斯洛，有的人比别人家境好一些，但不像这里的差距这么大。我有同学开着宝马车和野马敞篷车上学，而我在大学期间基本没有车开，就算有，也只是一辆1978年的福特F-150皮卡。车的发动机是从废品回收站捡来的，车底板有几个大洞，开起来的时候能看到路面从车底飞速掠过。我的同学们去餐厅吃寿司，而我在宿舍里囤沙丁鱼罐头和苏打饼干。学校的主校区在凤凰城郊的小镇城，当地政府花费几亿美元在沙漠中央建造了一个长达两英里的人工湖，这个巨大的“水塘”每年都有2/3的水会蒸发掉。而和这里几条街之隔的地方，就有人在沿路乞讨。我不明白，这种程度的赤贫怎么能够和那样的丰饶与浪费同时存在？

我开始在课堂上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希望我选修的课程能帮助自己理解这个国家，去搞明白它为什么有着如此令人不解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期间（只有这个项目录取了我），我继续探究这个问题。我研究的课题是住房危机，为了尽量近距离了解自己的课题，我搬到了密尔沃基市，先住在一个移动屋营区，然后搬进一处群租房里。我和一些被房东赶出来的家庭成了朋友，在之后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追随着他们的足迹：我睡在他们住处的地板上，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和他们一起争吵、说笑；后来，我也参加过其中一些人的葬礼。

在密尔沃基市，我结识了几位老奶奶，她们住在没有暖气的房车里。当冬天来临，她们就裹着毛毯，祈祷自己的便携式取暖器千万别出毛病。我曾经见过一处公寓里住着好几个孩子，家里没有大人，孩子们在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里被扫地出门。在母亲过世后，他们就继续住在这间房子里，直到警长上门将他们赶走。离开密尔沃基后，我在全国各地结识了许多贫穷的人，他们为了尊严和正义努力奋斗——也有人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斗争，毕竟生存本身已经很艰难了：在新泽西州，有一些家庭保健护理员明明做着全职工作，却没有住处；在加利福尼亚州，快餐店员工努力抗争，只为争取到能维持生计的薪资；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无证移民通过谷歌翻译软件与邻居们交流，组织起来争取平价住房。

这就是我们国家真实的样子：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贫困问题却比任何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都要严重。如果美国的贫困人口单独成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将比澳大利亚和委内瑞拉都多。美国有近1/9的人（包括1/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有超过3 800万人买不起基本生活必需品，多达1.08亿人年收入不超过5.5万美元，很多人挣扎在贫困和温饱之间。 ^[1]

在美国公立学校就读的孩子当中，有100多万人无家可归，他们要么住在汽车旅馆，要么在车里、收容所和废弃的建筑物中过夜。许多人在进了监狱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们贫困的自由之身，过的生活还不如监狱里的条件好。美国有超过200万人家里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在弗吉尼亚州，有居民从被污染的溪流里汲取饮用水；在纳瓦霍原住民保留地，人们要带着水桶开好几个小时车去灌水回家。像钩虫病这种人们以为早就消灭了的热带病，又在美国乡村的那些贫困社区卷土重来，这往往是因为不达标的净水系统让孩子们接触了脏水。 ^[2]

美国每年比中国多产出价值5.3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我们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比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和意大利这些世界经济排名第三至第八的国家加起来还要高。仅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规模就超过了加拿大，纽约州的经济规模则超过了韩国。 ^[3] 美国的贫困并不是因为缺少资源，而是因为缺少其他的东西。

描写贫困的书籍往往是围绕着穷人来书写的，过去100多年来都是如此。1890年，雅各布·里斯在《另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中描写了纽约贫民窟的恶劣条件，并用照片将那些在小巷中睡觉的脏兮兮的孩子们记录了下来。10年后，简·亚当斯描写了芝加哥移民工人悲惨的生活：来自俄罗斯的13岁女孩因为无法偿还3美元的贷款而自杀；刚生下孩子的妈妈被迫长时间工作，导致奶水浸透了衣衫。詹姆斯·阿吉和沃克·埃文斯有关大萧条时期的报道，以及多萝西娅·兰格的新闻摄影，都将风尘仆仆、颓废消沉的佃农形象深深地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1962年，迈克尔·哈灵顿出版了《另一个美国》，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人们看到那几千万被“抛诸脑后”的人。两年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夫人克劳迪娅到访阿巴拉契亚地区，来到一户丢了工作的锯木工人的家，坐在用粗木制成的门廊上，身边围着几个衣衫褴褛、牙齿凌乱的孩子。 ^[4]

这些作品帮我们看到了贫困的面貌，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它们并没有（也无法）回答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贫困问题如此严重？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需要另一种解法。要理解贫困产生的原因，我们不能只盯着穷人本身。我们这些拥有特权、过着丰裕生活的人，必须检视自己。我们——我们这些生活安稳、有保险、有住房、受过大学教育、受到保护、幸运的人，是否与他人遭受的这种毫无必要的痛苦之间有着联系？这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它是为“我们”所写的。因此，虽然这是一本关于贫困的书，但它不仅仅是关于穷人的。相反，它写出了“与另一半相对的那一半”是如何生活的，是一个关于一些人如何受到压制以便另一群人能够蓬勃发展的故事。

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研究和报道，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研究，我在书里阐述了为什么美国存在这么严重的贫困问题，并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办法。当然，消除贫困需要新政策的出台，需要政治运动的重振；同时，还要求我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贫困废除主义者”，不要把自己的美好生活建立在邻居的苦难之上，不再在无意间成为穷人的敌人。

[1] Matthew Desmond, “Severe Deprivation in America: An Introduction,” RSF: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 (2015): 1–11; Liana Fox, The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 , 2019 (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20), fi gure 2, appendix table 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ata, “Poverty Rate (indicator),”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2021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HINC-01; U.S. Census Bureau, Table B-1. People in Poverty b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s: 2019 and 2020. 另见：PolicyLink, 100 Million and Counting: A Portrait of Economic In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Oakland, Calif.: PolicyLink, 2018)。

[2] DigDeep and the U.S. Water Alliance, Closing the Water Access Gap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al Action Plan (Los Angeles: DigDeep, 2019), 8, 12; Megan McKenna et al., “Human Intestinal Parasite Burden and Poor Sanitation in Rural Alabam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97 (2017):1623–28; National Center for Homeless Education, Student Homelessness in America: School Years 2017–18 to 2019–20 (Greensboro, N.C.: National Center for Homeless Education, 2021), 1; Monica Parise et al., “Neglected Parasitic Inf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90 (2014): 783–85.
当然，从长远来看，监禁所带来的其他问题，尤其是孤立和暴力，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见：Bruce Western, “Inside the Box: Safety, Health, and Isolation in Pris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5 (2021): 97–122, 109; David Rosen,David Wohl, and Victor Schoenbach, “All-Cause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Among Black and White North Carolina State Prisoners, 1995–2005,” Annals of Epidemiology 21 (2011): 719–26; Christopher Wildeman and Christopher Muller,“Mass Imprisonment and Inequality in Health and Family Life,”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8 (2012): 11–30.

[3]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DP Summary, Annual by State (Washington,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22); The World Bank, GDP (Current U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2022).

[4] Jane Addams, “Jane Addams’s Own Story of Her Work: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at Hull-House,” Ladies’ Home Journal , April 1906, 11–12; 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with Autobiographical No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12), 175–76;James Agee and Walker Evans,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Three Tenant Families (New York: Mariner Books, 1941); Michael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2), 170; Jacob Riis,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 (New York: Penguin, 1997 [1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