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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者马修·德斯蒙德所著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曾广受赞誉。在此书中，他别出心裁地使用小说体记叙了美国密尔沃基市的穷人陷入的困境：他们因为被房东驱逐而流离失所，又因为被扫地出门而连带整个家庭厄运连连。
而在其最新出版的《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 Poverty, by America ）一书中，德斯蒙德将视野从美国穷人面临的住房问题转向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此书延续了《扫地出门》的文风，作者追忆自己的童年、反思当下的生活，感慨贫困在撕裂社会，而富有在离间社会，唯有消除贫困才能真正推动美国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在德斯蒙德看来，美国式贫困是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在于赤裸裸的剥削与伪善的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富有，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之上的。他提出，要想消除美国式贫困，必须通过这部分富人的参与、回馈乃至牺牲来实现。
德斯蒙德指出，贫困是“社会弊病的死结”，与我们关心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息息相关。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伪善地把贫困复杂化，而拒绝承认一个颠扑不破的简单道理——贫困不过是剥削的结果。
美国社会的贫困是一种“结构性不道德”，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上升到了社会层面。德斯蒙德强调，美国穷人的贫困有三大原因：首先是穷人受到剥削，丧失各种权益；其次是富人受到优待，加剧马太效应；最后是排外的富有社区不断集聚财富，使在贫民窟的穷人失去翻身的希望和机会。换言之，美国的穷人由富人制造，富人得到，代价就是穷人失去。因此，只关注穷人本身，是无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必须将富人也纳入考量。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就不难发现，古今中外的贫困问题往往都由剥削所致，概莫能外。例如，托尔斯泰搬到莫斯科之后发现，城市的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富人的剥削，“这个道理在19世纪的俄国适用，在今天的美国同样适用。问题不在于‘虽然’我们很富有，‘但是’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贫困；而在于‘因为’我们很富有，‘所以’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贫困”。韩国电影《雪国列车》则以寓言形式呈现出如下事实：哪怕到了世界末日，同样一辆列车上，末节车厢的穷人犹如奴隶一般挣扎过活，前面车厢的富人却醉生梦死依旧。
而在贫富二元结构之下，科技水平进步也好，生活水平提升也罢，并不能改变美国社会的贫困，因为贫困和资源投入多寡无关，只和资源如何利用、管理有关。当下美国，富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甚至超过了不少其他发达国家，却仍然无休止地索取；而美国穷人则不得不为美国富人的贪得无厌买单，恰恰是他们生活的凄惨无望，支撑着其他美国人的优渥生活。德斯蒙德提到，美国不是只有一个银行业，而是有两个——一个面向穷人，另一个面向其他人——就像美国也有两个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美国生活的二元性，使既得利益者很难记住穷人是遭受剥削的劳动者、消费者和借款人，因为他们恰巧不是穷人。美国社会的许多特征不是破碎的，而是割裂的。
那么，美国的福利制度能否有效地帮助穷人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作为一个福利国家，美国的福利体系可以说就像一个“漏水的桶”，到头来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1996年，克林顿总统改革福利制度，允许各州有自由裁量权来分配福利资金。此后，由于各州政府的不作为和非营利组织的舞弊，本应援助穷人的资金时常被挪作他用或是白白浪费。大量政府福利都流向了富人和中产阶级，而不是低收入人群。
令人齿冷的是，富人与中产阶级一方面通过种种手段牟取巨额政府福利，另一方面却不认为穷人也应该得到同样的援助。德斯蒙德指出，“政府援助其实是一场零和游戏。最大额度的政府补贴并非旨在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而是用来确保富裕家庭能继续保持富裕，这样一来，留给穷人的资源就更少了”，“美国政府给最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了最多的帮助。这就是我们国家福利体系的本质……”。例如，残疾人申请福利救济往往难以成功，不得不多次申请，并委托律师来帮助申请，原本应由残疾人领取的救济金，会被律师攫取其中很大一部分。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 The Affluent Society ）一书中指出，私人财富积累会加速超过公共服务投入。人们越是富有，对公共服务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公共服务获得的投入也就越小；反过来，人们越是贫穷，对公共服务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公共服务需要的开支也就越大。德斯蒙德说：“在美国，贫穷的一个明确标志是依赖公共服务，而富裕的一个明确标志则是远离公共服务。”然而，美国的富人和穷人却不约而同地仇恨公共服务：富人仇恨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要为此缴税，却无须使用它；穷人为公共服务而愤怒，是因为他们依赖公共服务，而它却每况愈下。
当下，美国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私人财富的增长速度，这就使得“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成为美国社会的关键特征之一，杜甫诗句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竟然成为美国城市随处可见的现象。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推动社会公平，而“机会的商品化”则扼杀了社会流动的希望，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更糟糕的是，“私域奢靡而公域贫瘠”还会陷入自我强化的怪圈之中，不断撕裂社会。美国政府持续削减税收，这就意味着“私人得利，公众受损”，使得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减少，加之公共服务的私营化，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中高收入人群得到了大量政府补贴，不仅不会心怀感激，甚至表现出反政府的政治立场，并更加积极地通过投票来抵制政府救济穷人；难以获得政府补贴的穷人却更加懂得感恩，对政府表现出更高的认可。这种政治上的反讽和悖论，是美国式贫困的真实写照。
既然现行的福利政策是失灵的，出路又在何方呢？德斯蒙德强调，“如果我们看不见剥削是如何令人们陷入贫困的，我们最终设计的政策要么效果有限，要么干脆完全没用”。所以，重新全面、深入地思考和质疑那些我们过去认为不证自明的理论，才能树立真正正确的观念，制定真正正确的政策，进而走出当前的困境。
德斯蒙德说，美国人代代相传的口号是“解药（给穷人的援助）其实是毒药”，许多人真诚地相信，政府为穷人提供社会福利，会导致他们成为不劳而获的懒人。制定反贫困政策的前提，就是破除高福利有害论。正是因为不断有人鼓吹这种论调，久而久之让人们信以为真，将低福利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因为获得高福利而自责不安。这种“稀缺思维”的形成，恰恰是上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当。政客热爱人为制造稀缺性危机，并使之日趋常态化，在这种政治绑架之下，人们的认知会遭到扭曲，往往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低福利困境。“稀缺性让各个议题之间互相冲突，让邻里产生矛盾”，这种政治上的“稀缺性转移”，就像情感领域的“煤气灯效应”一样，会歪曲事实、混淆视听。
德斯蒙德特意澄清了美国社会流行的种种谬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历来被认为会增加政府支出、抬升失业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高估了工会对经济的危害，却没有认识到工会对保障工人权利的重要性。工会的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弱的结果是，工人的学历越来越高，实际工资却没有任何增长，年轻人的未来也一片黯淡。认同移民涌入和单亲家庭是贫困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无异于倒果为因，因为经济稳定才是反贫困的有效手段。将贫困迁怒于其他国家争夺了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更是无稽之谈。不少看似反贫困的福利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反家庭的效果，人为离间家庭而不是推动家庭和谐。例如，相较于按家庭为单位，父母各自申请可以获得更多福利——是否离婚是个人自由，但公共政策设计不应使单亲家庭陷入困境。德斯蒙德喟叹道，“贫困持续存在是因为有些人听之任之，并且乐见其成”。
树立了正确的观念，应该如何帮扶穷人、消除贫困？德斯蒙德指出，为了根除贫困，要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重构社会安全网，坚持公平税负。
美国社会之所以无法摆脱贫困，就在于滋生贫困的政策难以推翻，而消除贫困的政策无法持续推行。比如，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紧急租房援助计划，大大降低了穷人被扫地出门的风险。但是，当疫情结束后，因为政策得不到多方支持，穷人租房难的问题又卷土重来。所以，为有利于反贫困的政策争取更多支持，需要联合包括工会、媒体、学者在内的一切力量来协力推进，社会公众都应该参与其中。
因为最低工资保障不到位，美国不少州的最低工资低于联邦标准，甚至餐馆、酒店还出现支付“低于最低工资”薪水的现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让劳动者有更多时间休息，减轻身心压力，避免过劳死。这可以让人们从为生计而工作的奴隶，变成有安全感的人。
社会学家杰拉尔德·戴维斯认为，我们的祖辈有事业，我们的父辈有工作，而到了我们只有任务。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购买劳务派遣服务，这使大量工作成为临时性的，也导致工作条件恶劣、工资待遇越来越差。密薪制和竞业禁止条款等限制，也让人们在选择工作和职位晋升方面遭遇困难。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失衡，使剥削变本加厉。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威胁下，“全民基本收入”理论在硅谷开始流行，这同面向穷人的社会福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要通过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德斯蒙德指出，旧有的工会组织早已无法代表工人维权，也没有吸纳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包括有色人种和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要改变工会的组织模式和抗争方式，使一个地区和行业的工人可以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工人权利，抵制剥削和不公平。
美国城市的房东抬高房租，欺压低收入家庭，让他们面临被驱逐的风险。相较于高中档住房，反倒是品质恶劣的低档住房获利最多，因为房租不会低太多，而开支却很低。房东赚得更多的同时，也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负担更重。黑人往往被拒绝贷款买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租房，这就给了房东可乘之机。在住房市场，银行对为低收入社区提供按揭贷款没有兴趣，因为风险高而利润低。德斯蒙德建议，要打破当前的排他性区划，推动包容性区划，使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住房，并促进社区多元化发展。政府应该介入援助，让穷人可以贷款买第一套住房。类似于合作公寓这样的集体尝试，也可以让穷人摆脱贪婪的房东，以更低的租金租房。
美国的传统银行和信用体系往往将穷人拒之门外，他们不得不诉诸当铺、钱庄等渠道融资，这可以说是一种“掠夺性纳入”。例如，银行为追求高回报而拒绝为黑人服务，黑人社区由此涌现出许多掠夺性的现金贷款服务。他们的服务倒是周到，却让黑人连一分钱也存不下来，还会导致黑人信用过低，丧失贷款买房的可能性。德斯蒙德建议，在金融市场要打击对穷人暴利放贷的机构，推动银行和其他公共部门为穷人提供融资服务，避免他们因为不知情而陷入债务缠身的悲惨境地。
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实行累进税率，却被其他税种的累退税率抵消。这使得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税率相差无几，而富人的税率最低，因为资本得利税的税率远低于薪资税。德斯蒙德估计，投入1 770亿美元就可以使美国全面脱贫，而这需要的不过是让偷税漏税的跨国公司和富人合法缴税。据美国国税局估计，这类人群每年偷税漏税额度高达一万亿美元。
总之，美国贫困的根源是对最富有的社会阶层偏袒太多，而使用“再分配”这样充满歧义的字眼来形容消除贫困所需要的政策，只会引发争议，导致重重阻力。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减少对富人的赞助，增加对穷人的帮扶。
毫无疑问，消除贫困的种种努力和政策，会让穷人以外的所有人付出代价，但是会让整个社会都感到更加安心、安全和自由。毕竟，“一个为结束贫困而努力的国家，就是真正地、执着地致力于自由的国家”。
然而，很多人虽然提倡社会公平原则，但是一旦落到具体政策上，却优柔寡断、迟疑不决，难以付诸行动去改变现状。为此，德斯蒙德发起“终结美国的贫困”（End Poverty in America）运动，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人们可以通过相关网站（https://endpovertyusa.org/）了解自己所在的州的贫困状况，参与附近社会组织的活动，力争成为“贫困废除主义者”。德斯蒙德说：“贫困废除主义者是解决问题的人，是实干家。我们更看重具体的方案，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论；我们要实实在在的进步，而不是口头的胜利；我们更在意实用性，而非纯粹性。而且，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贫困废除主义者，也应该成为贫困废除主义者。例如，消费者在选购商品和服务时，需要考虑生态环境代价，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代价：企业是否雇用童工，是否有偷税漏税前科，员工是否加入了工会，等等。而在购买股票时，也要规避“罪恶股票”，拒绝那些剥削员工的公司。在这个意义上，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是一种伦理行为。当然，这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德斯蒙德说：“为所应为，这是一个非常麻烦、耗时甚至昂贵的过程，我明白这一点。我会去尝试，然后失败，然后再去尝试。这是我们为了修复人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后，德斯蒙德意味深长地指出：“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对贫困负有责任的机构，都有责任去改善它。消除贫困是一项值得我们提供支持、付诸行动和为之牺牲的事业，因为贫困会扼杀梦想和天赋，会浪费人类的潜能。贫困是一种苦难，是国家的耻辱，让任何爱国情怀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公民有能力也有责任终结贫困。”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