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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贫困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议题。在历史上有记录的所有社会类型中，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贫困就难以彻底消除，只不过是贫困的标准和类型不同。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带来物质丰沛程度不断提升，从严格意义上讲，《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一书中所表述的贫困更多的是相对贫困，而非绝对贫困，故而作为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式贫困产生的根源并不是物质生产的不足，而是分配不均。作者马修·德斯蒙德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美国的贫困并不是因为缺少资源，而是因为缺少了一些其他东西”——不仅是寡要患不均，富也患不均。正因如此，“要理解贫困产生的原因，我们不能只盯着穷人本身”。进而，作者讨论了社区、社会福利体系、移民政策、单亲家庭、最低工资标准、零工经济、税收、房租、住房贷款、公共服务、政治权力等因素如何直接影响贫困问题。其中虽有些因素是老生常谈，但也有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之处，比如单亲家庭、住房贷款和零工经济。
作者观察到，今天美国大多数贫困儿童都出生在单身母亲家庭，但若细究贫困与单亲家庭的关系，美国的情况并未在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出现，使单身家长和他们的孩子陷于贫困是社会的选择。“我们的日托机构和暑期学校变得越来越私有化，等于把这些现代必需品留给了有钱人。这样的做法使许多单身家长无法继续学习或维持全职工作。”单身母亲为了照顾孩子而丧失了通过自我提升和发展摆脱贫困的机会，进而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由于离婚率升高，中国可能也会产生大量单亲家庭，中国是否会出现与美国类似的情况呢？现在还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但中国有另外一个参照群体：留守儿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为了获取更好的收入而外出务工，为了节约生活成本又被迫将孩子留在农村，这使得留守儿童家庭也需要“日托机构和暑期学校”等服务，否则无法改变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教育和监管在学业上的颓势，只能走上父母的老路，继续外出打工，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当然，如果将贫困的影响再放大一些的话，还可以看到陷入贫困和感知到贫困的风险，会降低人们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可见，尽管社会现实存在差异，但不论在哪个国家，只有让社会中下阶层真正受益的普惠型公共服务，才对改变贫困、改变人生际遇、改变结婚生育意愿、改变代际流动有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穷人所需要的普惠型公共服务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关键所在，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必需品。
如果说普惠型公共服务的缺失是大家都能意识到的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那么作者针对房租和贷款的分析则有不少新意。“美国并非只有一个银行业，而是有两个：一个面向穷人，另一个面向我们其他人。同样的，美国也有两个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美国社会的双重性让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容易忘记一个道理：穷人之所以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被剥削的消费者和被剥削的借款人，正是因为我们从体系中获利。我们社会的许多功能并非支离破碎，只是二元分化了。对一些人而言，房屋创造了财富；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房屋耗尽了财富。”经济学家经常告诉人们，房屋是一种投资品，却很少有人说出房屋是穷人生命的消耗品的真相。看来，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贫困的人们都会在房屋上消耗完自己一生积累的财富。但即便是被剥削，一些身陷困境的穷人也没有贷款的资格。从这个视角来看，银行毫无疑问成了制造贫困的“帮凶”，利息则是穷人的紧箍咒，富人的聚宝盆，同样的东西，对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而言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这应该也是大家熟知的马太效应形成的原因之一。
作者更有意义的分析是关于房租的，众所周知，低廉的房租是贫困人口在大城市维系生存的基本条件，多数时候，研究者关注的不是贫困人口房租的高低和房东的收益多寡，而是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而作者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房东把房子租给穷人反而能赚得更多。这一发现似乎违背常识，仔细一想却又那么真实，看一下一些大城市城中村的“牵手楼”“接吻楼”，就知道贫困人口的生存底线要远远低于其他社会阶层，只要价格足够低，住房面积和居住环境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于房东而言，把同样住房面积的房子拆成多个隔间，创造出来的收益远远大于整租，这才会催生大城市的格子间、胶囊公寓。可是谁又能想到，同样的房子能在穷人那里赚到更多钱，准确地说，穷人所能忍耐的生存底线越低，房东和二房东的操作空间就越大，利润成了突破人类底线的最原生动力。其实，房租问题在中国社会屡屡被提及，但很少与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其原因是房租高企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国大城市里白领精英们的收入水平肯定高于贫困线，所以不属于贫困人口范畴，可是，他们的感觉是接近一致的——怎么努力却都赚不到钱的感觉，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打工者越努力越贫困的“穷忙”。可见，在住房体系中，如果缺少合理的制度设计，房租就会成为盘剥和压榨劳动者享受生活权力的工具，这导致了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兴起租户运动，进而促使美国国会建立了公共住房体系。那么，适合中国大城市打工人的住房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仍是一道难题。
打工人也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近些年来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看似是白领精英的工作，实则充斥着缺少充分保障的外包工，这增加了普通劳动者掉入贫困陷阱的风险。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带来新就业模式，在不少方面突破了传统就业体系的制度约束和法律监管，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凸显出企业、平台和资本对利润攫取的欲望，如若不加以监控，它就会绕过法律规制伤害到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比如美国的优步司机和中国的滴滴司机就面临着近乎一样的困境。这说明，新经济形态穿透了社会制度的壁垒，打破了劳动者的防护罩，或许，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实际上，新经济的蛋糕由少数富人分享，而新经济的代价则由多数劳动者来承担，新经济带来新发展的同时，也为新的贫困埋下导火索。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贫困带来的伤害总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不断强调“贫困意味着痛苦，生理上的痛苦”“贫困意味着创伤”“贫困意味着生命和人格的矮化”……但最有价值的是指出“贫困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让你无法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前几年互联网上的热词之一就是“穷人思维”，而我们似乎将穷人思维看作穷人的主观意愿，但作者在这本书里证明了，穷人思维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缴纳的“精力税”。当一个人忙于维持生计的时候，又怎么能埋怨他不上进、鼠目寸光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人们不陷入穷人思维，充分挖掘人力资本的潜能，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中国的国力和潜力，这就是中国式脱贫的意义。
国家与贫困的联系，更直接地说，是作者提到的，只有一个看得到苦难和贫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地实现进步和发展。这句话其实少了半句，看到且消除贫困才是进步和发展，故而消除贫困并不是噱头，而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关注，消除贫困不应该是进步和发展的目标，而应该是进步和发展的前提。
《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这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美国式局限，比如它过度强调种族问题，对阶层和代际的关注不足。而对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而言，人们对阶层和代际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比如日本学者藤田孝典写的《贫困一代：被社会囚禁的年轻人》。
总体而言，马修·德斯蒙德在这本书中表达的深刻洞见和董孟渝的高水平翻译，不仅加深和拓宽了我们对贫困的认识，而且给读者带来了一本旁求博考的精品图书。
田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