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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学术非常重视方证，这也是从古至今研究经方学术的热点。
“经方方证”是我最早学经方的关注点和着力点。但是，仅应用经方方证在面对疑难病症时，面对症状繁杂的患者时，其解决问题的清晰度，还远远不能达到令我满意的程度。
由于我有从事西医临床的经历，故对于中西医两者对比有自己的认识。西医之长，在于诊断。即使是今天，西医都在力求应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来不断加强自身的诊断能力。中医之短，也在于诊断：不但在对疾病病机的诊断缺乏特别明晰的指征，即使到了具体应用方药的阶段，相对来说也比较含糊，对于远期疗效的判断，也相对缺乏较高把握。今天多数同行的中医诊断能力，离仲景“见病知源”的境界也差距甚大。见病知源，就是不但对当下的病机要有把握，还要对疾病的原因、发展和疗效预期都有准确的判断。
因此，沿着仲景指出的方向，我关注的重点就到了经方的脉诊。“仲景阴阳脉法”的发现和应用，经历了从“脉诊”到“脉证”、从“脉证”到“仲景阴阳脉法”的阶段性提升。
仲景书中，无论是《伤寒论》还是《金匮要略》的各篇，均以“脉证并治”为名，也提出“观其脉证”，有大量关于脉诊的表述充斥于全书当中。毋庸置疑，医圣张仲景非常重视脉诊。可以说，对于解决经方应用更加精准、更加有把握的问题，仲景指出了“加强脉诊”的方向。
学习脉诊，是一件令人非常头痛的事情。从上大学时，我就学习脉诊相关的书籍，到后来，不断购买很多从古至今与脉诊相关的著作。即使是学习了大量脉诊书籍，我却并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脉诊学从古至今虽然各有所长，但有些并不适合于指导临床治疗。比如，《脉经》中记录了一个脉诊的流派，其长处就是以脉断生死，有学者认为这是扁鹊学派的一个学术分支，也有学者认为这来自更早的《素女脉诀》，但这个分支并没有能很好地传承下来。由于来自最古老的中医古籍，我完全相信，其对疾病的远期判断一定非常准确。但这种脉法似乎并没有生命力，没有流传至今。原因何在？因为这样的脉诊与指导治疗几乎毫无关系。我还广泛学习了很多脉诊体系和方法，但遗憾的是，因为这些脉法与指导治疗的关系并不密切或吻合，我虽然进行了认真学习，甚至临床去体会尝试，但最后的结论是，这些脉法都不是我真正需要的。
我开始重新梳理，带着问题翻看了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籍，研究了中医的历史及脉学的发展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切文化或技术，都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重新回归仲景原书，就发现了新的问题，即仲景的脉诊与后世的脉诊大有不同。仲景的脉诊更重在“脉证”，而不是一般理解的“脉象”。一般理解的脉象，仅仅是脉证的一部分。
什么是“脉证”呢？就是与具体某一张方的病机直接对应的所有脉诊信息，这里面既有脉象，还有寸关尺三部、浮中沉三位等信息。所有与病机直接相关的信息合并起来，就是该方的脉证。
也就是说，经方既有方证，还有脉证。经方的脉证起于仲景，王叔和也略有传承，但王叔和以后，应用方药讲求脉证这个思想并没有很好地传承和发展。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从仲景书之前的相关著作，到仲景书之后的经方相关著作中看，经方的脉诊也几乎失传。仲景对于经方应用脉诊这个巨大的创新，从王叔和以后就几乎湮灭。因为从王叔和以后，脉诊学的研究方向几乎全部集中到了“脉象”这一个局限的范畴，而这与仲景所倡导的“脉证”是有着本质意义的区别。